以爱之名
“本人所言句句属实，陪审团的各位先生。”我说，“我亲手杀了妻子，在她的牛奶里放了毒堇(1) 。她喝下去，然后就死了。这不是意外，我有意为之。”
我的视线越过他们的头顶，紧张地瞄了一眼远墙上的日晷。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老天有眼，我都这样供认不讳了，还要等多久，他们才能把我这个谋杀犯吊死？可是，陪审员们只是神情肃穆地盯着我，像小耗子似的一动不动、一声不吭，还等着我继续发言。怎么着？莫非他们以为，我刚刚那番斩钉截铁、简单明了的招供，只是在玩正话反说的把戏？啊，我没准猜对了。一句话，他们没有相信我的自白。我觉得，这都怪那些律师。
“话说清楚，”我说，“我真的杀人了。对于杀人犯，我记得是要判死刑的。”我垂下头，“我接受这个判决。”
一阵尴尬的沉默。执法官注视着我。我简直能听见他脑子里在想什么：天啦，伙计，振作点儿。 我礼貌地对他点点头：继续吧，拜托了。我们得争分夺秒啊。
他徐徐地站起身。他很可能是个高风亮节的家伙，不喜欢占对手的便宜。换个场合，我没准还挺欣赏这一点。“先生们，”他开口了，“被告明确无误地认了罪。因此，我提出——”
我的余光瞥见一个东西匆匆地穿过了法庭。见鬼，我暗骂。
执法官还在喋喋不休，“……治安官调查所得的证据，我们已经看过了。我认为，应当考虑被告的心智状态。从这个案件的情况看来，被告的精神似乎不大正常。所以，诸位也可以选择判处他在金色之心修道院终身监禁——”
我跳了起来。圆帽卫兵伸手来抓我的胳膊，却被我一肘打在眼窝上。“别听他的！”我大喊大叫，“我没疯，我和你们一样清醒！我杀死妻子只是为了她的钱，绝对没有其他隐情！”
我注意到，坐在陪审席前排的一个男人闻言皱起了眉头。看样子，他并不赞赏杀妻夺产这种事。好极了。可是，日晷上的影子就快指向镀着华丽金箔的数字六了。我一回头，直视执法官。“求你了，”我说，“我知道你觉得自己在做好事，可说真的，我不配你们费心。我杀了那个可怜又可爱、对我信任有加的女人，只是为了得到她的遗产，好去迎娶天鹅绒之影的一个妓女。我的良心——”
执法官耸耸肩，坐回原位。庭警站起来，清了清喉咙。我屏息以待。就快得逞了。
“陪审团的各位先生——”
可陪审员的视线都没在他的身上，也不在我身上。我的心抽痛起来。缓缓地，我转过脸，回头看向人满为患的旁听席。正数第三排，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站了起来。她有一头浅棕的秀发，脸上还带着甜美纯真的微笑。“打扰一下。”她说。
“肃静。”法警咕哝道，可谁都能听出他不是真心叫她闭嘴。
“很抱歉，”那个漂亮女孩说，“但我有话非说不可。你瞧，我就是这人的妻子，好端端地没死。”
这下好了。我一屁股跌坐回去。
执法官愣了半晌才回过神来。他站起身，“请到前面来。”
我听见身后响起一片窃窃私语。她经过我身边时，扭头冲我莞尔一笑。别担心，这笑容的意思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闭上眼睛。为什么每当你急需一块砖头的时候，手边都偏偏没有呢？
在执法官温和的敦促下，漂亮女孩出示了她的证据。她名叫奥诺弗丽亚，持有加盖城市长官公章的出生证明、我俩于建城667年鬼月(2) 17号在神庙结婚的证明，以及一张出自几位有头有脸的公民的宣誓书，证实她的身份没有造假。执法官很高兴地判定：这些公章和签名足以说明问题了。然后她继续解释说，事情只是出于一个愚蠢的小小误会。她从小身患痼疾，每天都得服用一种特殊药剂，其中包含小剂量的毒堇。为了掩住药味，她总是和着蜜蜂牛奶服药。平日里，丈夫会在睡前替她倒好加药的牛奶，可某一天，她误以为他晚上要外出，于是自己先吃了药。晚些时候，丈夫又像往常那样替她倒了杯加药的牛奶。习惯使然，她心不在焉地喝下了第二杯药。这完全是她自己的错。双份药下肚后，她开始觉得非常难受。医生赶过来，把她送进了修道院的医疗所。倒霉的丈夫以为她死了，不由得悲痛又内疚。他发了疯，于是跑去官衙自首，说自己毒杀了妻子。但这仅仅是个可笑的错误。她痊愈了，却发现可怜的爱人正因谋杀而受审。理所当然地，她赶了过来，所以现在她——
案件撤销。
“你个臭婆娘。”我喃喃道。
我俩手挽手地穿过法庭的拱门，朝市集广场走去。她依然保持着微笑。她笑起来明媚动人——当她是人类的时候。
“我不想和你说话。”她说。
“很好。”
“实话说……”有个看着眼熟的路人盯着我们，停下脚步。她冲他笑了笑，他便挪腿走开了。“如果你再杀我一次，我真会生气的。”
初次见到她，是在我担任流加群岛总督的短暂期间。
那个任期实在挺短，我们相遇的时候，它已经草草收尾了。这基本上是因 为，真正的总督意外地提前到任了。我只好打包离开。逃命之际，我一般喜欢轻装简行，所以只往旧背包里扔了几根金条、少量未经切割的宝石，然后就心满意足地上了路。对于随身行李，我总是格外小心，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拦路搜身。讽刺的是，我清楚地记得自己把背包检查了个遍，确保没装任何可能招致麻烦的东西。当然，她没在那个该死的包里。
我记得自己步伐轻快地走下总督府的台阶，穿过广场赶往私家码头。那儿有一条船等着我，准备驶向色赞扎。那天正是典型的流加群岛气候，天空澄净如洗，蓝得耀眼。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明艳，仿佛你可以做到任何事。我记得自己爬上船时，颈背忽地一痒，好像被什么刺了一下。于是我想：这回事情没办成，的确挺可惜，可谁愿意待在这么个连总督府都有跳蚤的破地方呢？总之，我对自己的境遇心满意足。我很快乐。
我觉得颈背上有东西，虽然个头很轻，倒不是无法察觉。我抬起巴掌，凭感觉朝脖子后面一拍。阳光暖洋洋的，船体轻柔晃动，令人舒心惬意。连日来的兴奋和压力此时渐渐退去，我仰身倚靠在船舷上，不由得闭上双眼。
醒来时，我被笼罩在了一片阴影里。“你好呀。”我说。
她笑起来确实明媚动人。“你好呀，”她说，“我是奥诺弗丽亚。你是谁？”
好问题。前些日子，我还是受人景仰的卢卡斯·米忒拉斯。可到色赞扎之后我是谁，目前尚未有定论。“我是布托。”我答道。
她在我身旁坐了下来。她穿着一袭黄色的丝绸长裙，脚上是黄色的丝织拖 鞋，上面绣着红玫瑰。“你要去哪儿？”
“色赞扎。”我说，“你呢？”
“色赞扎。我要去姑妈姑父家待上一阵。他们住在山区的小村子里，那地方叫帕勒克依那。”
“那可真巧啊。”我说。
直到最后，我们也没去帕勒克依那。我们去了阿普克勒的糅皮工人聚居 区——那儿算是色赞扎最文明鼎盛的地方了——在外围一间破旧的小旅馆里待了三天。我们几乎没出门，不过阿普克勒也没什么可看的。
第四天清晨，我早早醒来，她却没和我一起躺在床上。我起身穿衣，出门寻找，发现她待在马场。她不知从哪儿拿了只黏土杯子，里面装着半杯木虱，正在互相攀爬踩踏。她把杯子放在一个登马台上，扭头冲我微微一笑。
“这么早就起床出门啦。”我说。
她往前一倾，吻了吻我的鼻子。“天气真好，”她说，“我们去走走吧。”
我们一路朝港口走去，这时渔船才刚刚出海。“你的姑妈姑父，”我说，“恐怕有点担心你的去向吧。”
出于某种原因，她皱了皱眉。“不用操心他们。”她说，然后脚下一顿，“你 是想甩掉我吗？”
这话我实在难以启齿，“不，当然不是。”
“那就行了。我会给他们写信的。”她说着，重新挂上微笑，“他们早就习惯了。”她补充了一句。
“我明白了。看来你经常做这种事咯？”
我本想开个傻气的小玩笑。“是的。”她说，“噢，看啊，那儿有只鸬鹚。”
你知道年轻男人自我卖弄的时候是什么德行：能滔滔不绝地讲出一车废话来。“那是别人驯养的鸬鹚，”我说，“凑近点看，能瞧见它戴着项圈。”
“项圈是做什么用的？”
“为了不让它吞掉嘴里的鱼。它们能捕鱼，却没法吃下去，所以才会飞回家。 鱼卡在喉咙里，只能让渔夫给它们取出来。”
她瞥了我一眼，表情有些微妙，令我终生难忘。“这做法合情合理。”她说。
我耸耸肩，“对渔夫来说是这样。但我看不出鸬鹚得了什么好处。”
“不过是只鸟罢了。况且，渔夫会照顾它的。”
“鸟需要人的照顾吗？”
“我们接着走吧，到海边踩水玩儿。”
我们没在外面待多久。稍后，她问我：“你是什么人？我的意思是，你是做什么的？”
我当时昏昏欲睡，你知道，事后都是这样。“噢，我不大做事。”
“啊哈，你是位绅士。”
通常情况下，我会答一声“没错”了事。反正过一两天我就要走人了，答案是真是假又有何关系？然而我反问：“你呢？”
她耸耸肩，“我什么都不是，真的。”
早些时候，我倒也猜测过她的身份。干我这一行，非得有点儿识人的眼力 不可，因为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慢慢了解一个人，更承担不起看走眼的风险。我猜她是富商家的女儿——衣着得体，没有上流社会的矫揉造作，但也不需要干活儿谋生。她不会是某个农夫、小本买卖人或者手艺人的老婆。我觉得，她是一般人眼中“难以搞定”的那一类型：言行直率，不好控制，绝不是安于家室、乖乖听话的女人。上流社会的家庭没法容忍这种女人的存在，而底层女性又为温饱所迫、别无选择。但富商的女儿如果愿意的话，倒是可以在外逍遥几年，一般也没什么损失。“我可不大相信。”我说。
“不，你信了。”她说，“可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你是做什么的？”
别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爱上她了。只不过，我开始觉得，仅和她相处三四天有点太短暂了。何况我也不赶时间。我身上有些钱，足够放松一段日子，而且据我观察，身后没有追兵。老实说，我喜欢她。或许是因为我们的灵魂有相似之处：同样无依无靠，无牵无挂，如无根之叶。还有些别的原因：我俩天性中顽劣、恶毒的成分。我喜欢携带这种成分的人。我觉得，或许她能理解我。若真如此，不是很有意思吗？我就有了个坦诚相对、倾吐真心的对象。对我而言，这无疑是种全新的体验。所以，我深深地吸了口气。
“其实，”我说，“我是个贼。”
她点点头，“我猜也是。”
这令我始料未及。“你猜到了？”
“唔……这么说吧，你不是商人，不然你买卖的货物在哪里呢？也不是信差之类，因为你睡觉的时候，我看过你的包了。”她微微一笑，“那时我就想，你是个贼啊。”
“你真看过了？”
两个想法在我脑中浮起。其一，我俩还真是半斤八两。但我立即打消了这个判断，因为我背包里的东西原封未动，我检查过了。平均每隔一小时，我都要检查一次。其二，她看似并不特别介意我的身份。
“哪一种贼？”她问，“爬窗入户的那种，沿路打劫的那种，还是别的什么？”
我们竟然在进行这种对话，这令我难以置信。可它确实激起了我的兴致，“我不干那么粗鲁的事。”
“你是一个职业骗子。”她说，语气里带了丝小女孩似的兴奋。
我微微耸肩，“这么说言过其实了。”我说，“我的职业其实只是扮演其他人。 通常是政府官员。我阅读政府的公报，留意新的任命信息，看看哪里有异地赴任的官员，然后先他们一步赶过去。”
“我懂了。”她眼里流露着笑意，“有点儿像变形术。”
“要真有变形术，我就轻松多了。”我说，“可惜那是不可能的。但没有变形术，我也能蒙混过关。”
她点点头，“你化妆吗？戴假发和假胡须之类的？”
“没那个必要。”我说，“我需要做的只是先问问自己：身为某某人会是什么样的感觉？我猜，就和演员差不多。我以前也想过当演员，可那行赚不了钱。”我微微一笑，“我喜欢钱。”
“我也是。”她说。
“我俩有共同爱好，”我说，“这是好现象。”好吧，我想，既然都坦诚相待了，问了通常不会问的东西，那干吗不再深入点呢？于是我问：“你有吗？”
“有什么？噢，钱啊。我有，时不时地吧。钱从来不是问题。”
我之前已经得出结论：她不是数不胜数的高级妓女中的一员——发展到了 我俩这一步，这方面很容易分辨。她也不是贼。在我们这个高尚文明的社会里，女人只有三种职业，而其中两种已经被排除了。“你是个音乐家？”
“抱歉，啥？”
“歌手，”我说，“你是唱歌的吗？唱歌来谋生？”
她笑出声来，说：“别人恐怕宁愿花钱让我闭嘴。”
我往前一倾，亲吻了她的嘴唇。“那你时不时有的那些钱，”我说，“又是从哪儿来的？拜托，”我挂上自己最迷人的笑容，补充了一句，“我可什么都没瞒着你啊。”
“那好吧，”她说，“我是个女巫。”
按照常理，鉴于我被无罪释放了，我有权回官衙去，把我被捕时遭到没收的随身物品统统要回来。那些东西是我的全部家当：一件厚重的羊毛外套，旅行时穿的；一个背包，里面装了五百安吉尔金币和一本带插图的威森蒂乌斯著的《迷人花园》；更别提内衬里还缝着价值九百安吉尔的红宝石原石了。可是不知怎的，我觉得这时回去要包有点过分贪心了，而我从不敢过分贪心。现在看来，这话真是讽刺。
她又愿意和我说话了。“这样很丢人。”她说，“让我上法庭把你领回来，就像你是条走失的狗似的。我真希望你别这么做。”
“我想试试，你总不能怪我嘛。”
其实，她可以怪我。“更别说，”她继续道，“你这么做太招摇了。你明白的吧，这下我们又得换个地方从头开始。这儿的人都知道我们的身份了。”
这话让我大笑起来。
“你懂我的意思，”她有点急了，“也清楚我不愿意高调行事。你带了多少钱？”
“反正已经一个子儿不剩了。”
她一声叹息，“你觉得梅森蒂亚怎么样？”
“我甚至不知道它在哪儿。”
“它在你能去的最靠南的地方，如果不下海的话。离这儿大约有一千二百英里。”
她去过那地方，当然，是很久以前了。天底下没有她没去过的地方。我记得我们曾经在普罗秋利斯住过一个废弃的神庙。当时我们为形势所迫，只能过一段苦哈哈的日子，那神庙就成了不错的落脚点，因为当地人没胆子进来。庙内的墙壁上涂着彩画。这画有屋顶遮挡，免受风吹日晒，却只有一小块保留了下来，其余部分早在几百年前就剥落了。我盯着壁画，然后突然意识到：我认识这张脸。真是太像了。她告诉我说，这画的应该是爱朵依亚，死亡之神。是啊，真是死亡之神，我想。
“我已经厌倦像这样四处漂泊了。”我说。
“而这都要怪谁呢？”
“况且我讨厌南方，太热了。我们为什么不换个好点儿的地方，休养一阵？”
我不喜欢满腹牢骚的自己，过去我从不抱怨。不管手上拿到什么牌，尽力打好才是正道，这一直是我的人生箴言。该弃牌时就得弃，输了便愿赌服输。当然，如今我的想法已经不同以往。
“好吧，”她说，“我们去苏利亚。”
“我宁可去死。”我说。一个路过的女人停下脚步看向我。我把嗓门压低了些，“那地方天寒地冻的，人也臭烘烘的，而且，在苏利亚我们能捞到什么好处？”
“你对苏利亚真是一无所知，那地方其实相当不错。”她一顿，“还有银矿。”
“我压根儿不在乎。我绝不愿意在矿坑里哆嗦六个星期，在冰天雪地鸟不拉屎的地方待着。”
她叹了口气。 “好吧，”她说，“那你想怎么样？”
这故事最可笑的地方在于，我真的是绅士。比绅士还高级，我其实是个正儿八经的贵族，有堂兄弟是公爵，某个豪门世家前庭的石雕拱门上还刻着我的名字呢（我是说真名）。至少，曾经刻着我的名字。我猜它早就被凿掉了。我想说的是，我的身份比我假扮的人高多了。每当我四处招摇撞骗、扮演达官贵人的时候，实际上是把自己贬低了至少五个档次。假如我突然现身某个地方、宣布自己的真实身份，没有人会相信。我假扮的那些低级官员，他们至少得装出一点儿为了生计而辛勤工作的模样。而我十二岁的时候，对他们那样的劳动人民压根儿是不屑一顾的。
我想，我是在十九岁那年正式变坏的。我母亲——上帝保佑她——本来不愿意送我上大学。知子莫若母，我想。可父亲坚持让我入学。在他看来，任何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体面青年都该读大学，拒绝去求学，无异于妄想阻止太阳从东边升起。我只好乖乖从命，后来却发现大学是个颇合胃口的好地方。倘若我生在别人家里——比方说，假如我出身贫苦，来这里是为了接受教育，而不是找个借口溜出家门——也许还能收敛脾性，学些东西。我是真的挺喜欢大学里的一些书籍，至今仍时不时地回想起当中的句子。比方说，萨洛尼努斯的《警世箴言》（这本书是我的挚爱，作者堪称旷世奇才）和欧特罗皮乌斯的《道德与政治对白》之类。然而，大多数时候我还是在酗酒赌博、寻花问柳，挥霍金钱度日。在父亲眼里，这是我理所当然的生活方式。我不过是在做个孝顺儿子罢了。
只要我写信问家里要钱，父母没有不应允的，总是随封寄回斯塔门兄弟银行签发的汇票。我周围环伺着热情放荡、想钱想得眼冒绿光的小伙子，他们债务缠身，却生怕父亲叔伯发现自己败光了钱、惹了一身麻烦。可我呢，兜里的金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父亲不但不责备我腐坏堕落，反而鼓励我肆意享乐。吾儿，趁你青春年少，就该及时行乐。我那傻老爹如是说。以后有大把的时间干正经事呢。好不容易含着金汤匙出生，不好好享受，怎么对得起你这命？
他说的没错，可金汤匙造成了我的不幸。我在这里格格不入。我认识的每一个人，要么出于嫉妒恨我入骨，要么就极尽谄媚、想从我这儿捞一把金。我的外貌更是火上浇油。坦白地讲，我从来没有为了自己长得特别英俊而高兴过。漂亮的外表就和钱一样，是我无须争取、与生俱来的东西，令我人生的一切都容易得过分了。上大学的第二年，我蓄起了胡须，然而其他人纷纷赞美说，这新造型很适合我。于是我又把胡子剃掉了，免得引发一阵蓄须的风潮。
我是这样变坏的——我之所以变坏，完全是为了他人着想。事情起因如下：有个几乎算是我朋友的人（我不会透露他的名字，因为他现在是个地方长官了，货真价实的那种）找我诉苦借钱，说若我不借，某个裁缝就要写信给他父亲，把事情闹到人尽皆知。
“你需要多少？”我问他。
“四十安吉尔。”他说，“拜托，讲点义气吧。四十安吉尔对你不算什么。我见你在‘金色羽毛’一夜就能花出这么多。”
他说得很对。我俩对话时，我的上衣口袋里恰好就有这么多钱。那时，我 们正肩并肩地穿过西门，就在新神庙的南面。“办不到。”我回答。
“胡扯。真的，我已经穷途末路了。要是拿不到这么多钱，我干脆去跳河 好了。”
我叹了口气。“你个可怜虫。”说着，我开始四下寻找，想捡块砖头。
正如我先前所说，每当你需要一块砖头的时候，手边注定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只好沿着河岸往下走，在黑暗中摸索，直到我捡到一块大小重量都合适的石头。“你究竟要这玩意儿干吗？”他问。
我用厚外套的翻领把它包裹起来。“你马上就知道了。”我回答。
时值三更半夜，街头的醉鬼都已经晃悠回家，最早做生意的一批商贩又还没开张。从神圣大桥走到新神庙，我们一路上都没撞见半个活人。我回首四顾，意识到作为新手，遇上这么好的作案环境是红运当头了。我穿过蜿蜒的小巷，绕过新神庙的正门来到后门前，刻意避开了那尊象征宽容与怜悯的老旧神像。
人从来摸不清自己的脑子是怎么运转的，对吧？我猜，我一定早就注意到了神庙背后的那排窗户，潜意识里已经想到：如果有人想闯空门，那绝对是个理想的突破口。可是，搁在二十四小时前，我完全想不到自己这辈子会闯进神庙偷银子。而现在，事情竟然演变成了这样。我脱掉上衣，把裹着石头的一头砸向窗户时，他还替我抬着衣服的另一头呢。几乎没弄出多大动静。我想说明的是：在盗窃方面，我完全是无师自通，本能地弄明白了这一行的各种基本原则。你得承认，我相当聪明。
“我们到底在干吗？”他压低嗓门问，声音粗哑恐慌。
“打劫神庙啊。”我告诉他，“在这儿等着。如果有人过来，给我信号，明白？”
他瞪着我。我至今还记得他脸上的表情。当时月光透过神庙的彩画玻璃，在他脸上投下了红的、蓝的光影，令他看起来就像被严重烧伤了似的。“你疯了。”他说，“我们不能这么做。”
“看好了。”
这事再容易不过了。我爬进窗，小心翼翼不让玻璃窟窿周围的尖刺挂伤自己，然后穿过走道，来到圣坛前。我把手伸向离我最近的一套银器，但又一停顿，脑子转了起来。我差点儿就偷了三天使圣餐杯，这玩意儿可是后矫饰主义艺术的代表作，搁在帝国的哪个角落都能一眼被认出来，那样可不妙。于是，我转而在圣坛上又摸索了一阵，找到一只颇为丑陋的圣餐盘。这东西搞不好有七十年历史了，外表极普通，我把它上下摸了个遍，也没发现什么铭刻印记。按照铸成它的银子重量来算，这玩意儿大概能值四十安吉尔。我朝圣坛一鞠躬，礼貌地道了声多谢，然后转身回去，和等我的朋友汇合。
“我又该拿这玩意儿怎么办？”他问。
可怜虫。“我怎么知道？卖掉，熔掉它。”
“把它放回去吧，看在老天的份上！我们赶紧走吧。如果被逮住，我爸准杀了我不可。”
我把圣餐盘搁在地上。然后我使劲全力，一拳打在他嘴上。“打起精神来，听见没？”我轻声地说。然后我捡起盘子，我俩便回住处去了。
剩下的半宿，我一直在盘算。之后，天刚蒙蒙亮，我就出门买了把锡匠专用的剪刀。我把圣餐盘分割成了一小片一小片的方块，每块大约值两安吉尔。然后，我信步朝银匠街走去。我本能地知道该和什么样的人做交易，只需瞧瞧他们的脸就行了。
“你收这个吗？”我记得自己这样问道。
那个男人斜睨了我一眼，“你确定没人会找这玩意儿？”他问。
我耸耸肩，说：“我家有个男仆向来手脚不干净。”
他也耸耸肩，“三十安吉尔。”
“别逗我了。”
在和收购赃物的人打交道时，我一向干得不错。我想，这是因为我信任那种比起交易对象来，对财物更感兴趣的人。我时常希望自己也能成为这种人。我朝他收了四十六安吉尔，四十给我朋友，六块投给了新神庙门口的济贫箱。我本人丝毫没想从这桩买卖里捞上一星半点。反正，我不缺钱。
这次行动成果斐然，那个朋友之后再没找我借过钱。当然，他也中止了我们的友谊，但对此我不怎么介意。像他这样的人多了去了。他们纷纷求助于我，这个借二十，那个要三十；而容我自夸一下，我真是天底下最慷慨大方的人。我夜夜游荡在大街小巷间，寻找容易突破的窗户、方便进入的水管和邻居家观察不到的后门。当时我还没意识到，那阵子大概真是祖师爷赏饭，不管怎么折腾都不会坏事儿，哪怕我干活时粗心大意、目空一切。当然，这种好运有一天突然到了头。那天夜里，我小心翼翼地撬开某金匠家的窗户，却发现金匠和他儿子齐齐坐在暗处，膝头放着已经拔出鞘的剑。
至今我仍不知道自己当时中了什么邪。假如我原地不动，扮成个醉汉，假装只是在恶作剧之类，那我百分百确定我父亲能够花钱封住他俩的嘴，然后谁也不会受到伤害。然而，我傻不拉叽地抽出了惯于随身携带的刀子，触发了一场滑稽的混战。我捅伤了金匠儿子的眼睛。我可以说这事纯属意外，完全是由于三个大男人在一片黑暗中胡乱比画尖锐物体造成的。这个说法合情合理，没人能证明它不对。然而结果不止如此。金匠儿子被他父亲绊了一跤，跌倒在地，抓住我的脚踝不放。于是我杀了他。
我为什么要那样做？你应该能猜到，多年以来，我一直在翻来覆去地思考这个问题，最终得出了结论：我这么做，是本性使然。让我解释解释吧。我出身名门，可那一定是老天不长眼。真的，我是个贼。我身为贵胄之子，因为杀人被逮了个现行，却只把整件事当成笑话，用老爹的钱给自己找的乐子买了单。我是个贼，在一间黑咕隆咚的店子里被人抓住了脚踝，然后杀了人。我一定事先就料到了，否则也不会一开始就拔出刀来。
我之所以告诉你们这些，是想扼杀你们可能对我错生的任何怜悯。在我经历过的遍布全世界的一长串庭审上，我每次都对审判员说：我有罪。我想，我从来都有罪。生来如此。
我们去了苏利亚。
抵达苏利亚时，我还认得这地方。十年前或者更早些，我们来过这里，当时我还从十二层楼上跳下去过。为那事，她把我沉痛地教训了一番。你以为我闲得没事干了吗？诸如此类。这种话我听过太多次，早就倒背如流了。
“好吧。”我说。我们爬出马车车厢，伸着懒腰。不必说，地上自然覆着积雪。“现在我们到了，然后呢？”
她弯下腰，翻起一块石头。什么也没有。这里地冻天寒的，昆虫没法存活。“我告诉过你，”她说，“这地方有银矿。”
我打了个呵欠，“真不得了啊。”
“我怕你无聊。”她说，“你一无聊就干蠢事。”
“我们该去仙萨尔德的。”我说，但不是真心话，“那儿有座神庙，收藏着世界各地最齐全的决心教派圣像。看守只有六个老祭司，还有一把我用玻璃片就能捅开的锁。”
她看着我一叹气。“好吧。”她说，把手里的包一扔，“你想去，我们就去。”
“算了。来都来了。”我说，“走吧，我们最好找家旅馆什么的。假如这鸟不拉屎的地方也有旅馆的话。”
库瓦斯城其实不差。市中心早在三十年前就被帝国整体重建过了，风格千篇一律，但街道都铺了石板，还有几座相当不错的大楼。全城最好的旅馆是“正综无瑕宝钻”，很宏伟，也很昂贵，大力模仿了“城市银星”旅馆——就像一个勤勤恳恳但不识字的抄写员临摹下来的手稿。于是，我们去了“正综”旅馆。旅馆主人有点儿狗眼看人低，可我们不缺钱。他们给了我们一个位于三楼的房间，那儿的视野很不错，正好俯瞰一片锯木场。木材生意是库瓦斯的支柱产业之一。我临窗站了一会儿，沉醉在这片风景中。“我也许会喜欢这儿的。”我说。
“上床来吧。”她说。
“现在才下午。”
“拜托。”
这故事的荒谬之处在于，她真的爱我。哪怕我对她做了那些事，还企图做那么多事。苍天在上，我可是杀了她整整十六次啊。
第一次发生在坡达尔加。那时我们刚刚在一起三个月。头一个月，我们如胶似漆。这很容易理解：你偶遇了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女孩，她举止优雅，在床上又够狂野，显然彻底迷上了你，丝毫不介意一起犯犯罪，还碰巧是个女巫，懂得各式各样、货真价实的魔法。我坦白，我俩在一起度过了许多欢乐时光。我不再玩诈骗游戏，而是干回了破门行窃的老本行。当然，并不需要真的破门而入，因为我的帮手能把自己变成蟑螂，从门缝里爬进屋去、打开门锁。出于报复，我们洗劫了斯塔门兄弟。一想到那场大祸后他们是如何对待我父亲的，我就永远无法原谅。那是我们头一回用上变蟑螂的招数。我给两只大麻袋塞满了金币，然后发现——万万没想到，万万没想到啊——它们太重了，我根本搬不动。傻瓜。她说，温柔地一笑，然后施了个失重咒。我再抬金子时，就和拿枕头没两样了。
那天夜里我真的很担心她。回到旅馆后，她倒床不起有将近半小时。她脸色苍白如死人，呼吸微若游丝，高烧不退，还一阵阵地呕吐。没关系的，她对我说，这很正常，我早就习惯了。变身时间不超过一分钟，就不会有事；超过一分钟的话，身体会有各种不适。我吓坏了。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我说，那样我就会想想别的办法了。不用，我没事，真的。她说。我早习惯了。她浑身冒汗，仿佛一块正在融化的冰。这就是我为爱做的事，她说。当时，我觉得她的爱很甜蜜。
斯塔门兄弟之后，我们又打劫了慈善银行、剑锋银行、企业家银行。钱来得太多、太容易，反而令我紧张不安。现在我们手头宽裕，应该先收手。我对她说，至少等上一阵子再说。听了这话，她笑出声来。我们这么开心，为什么要收手呢？她说。
“因为我们不需要干下去了。”我说，“已经够了。”
她看着我。“够了，”她重复了一遍，“是什么意思？什么够了？”
“钱够多了。”我说着，指了指我买来放钱的大箱子，“那里面有五千多安吉尔。”
她耸耸肩，问：“你父亲有多少钱？”
“什么？我不知道。”
“比五千安吉尔更多吗？”
“呃，更多。”
“六千？六万？六十万？”
我开始觉得烦了。“我哪里知道。”我说。
“大概估计下。”
“好吧，”我说，“如果把所有东西都算上，包括他名下的土地、房产、船只之类，差不多有五十万吧。但这是两码事。”
“真是两码事吗？”她对我微微一笑，“那才是你应得的财产数额。”她说，“你本来有权继承那么多钱的。所以，五千安吉尔根本不够，不对吗？”
“你这不是犯傻吗。”我说，“我们没法偷到五十万。用尽一辈子都不行。”
她只是对我露齿一笑。
于是我们继续行窃，将金匠、银匠、商户洗劫一空，有一回还偷了军队的 钱。自然，我们的行为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人们组织起一个警备委员会，雇用了不少守卫。可是，这些可怜的傻瓜不会去留意跳蚤和蟑螂。我们填满了第四只箱子。城市长官发布了辟谣声明，否认玻达尔加正在经历严重的金币短缺，然而这等于变相承认了传言。银行出现了挤兑潮，而这又进一步证明了银行缺钱的事实。因为某些混蛋把钱偷走了。我告诉她，事到如今已经不好玩了，我们必须停手。我们搞出了一场经济危机，人民会因此受到伤害。可她只是对我露齿笑笑，然后我把拽上床。我俩几乎不花钱，也许一周只用得了三泰勒，可我们房间的地板上放着几只大箱子，里面装着全城大部分的钱。我找来一只天平，粗略地称算了一番。然后我告诉她，这儿有超过一百万安吉尔，已经是她认为全世界亏欠我的金额的两倍了。我们能收手了吗，拜托？然而，她开始嘲笑我。我伸出双手握住她的脖子，用力掐了下去。
我记得她将死之前脸是如何变青的，这画面离奇极了。她双眼往上一翻，从那一瞬起，她便不再是人，而是沦为了一件东西。这也算是种特殊的逆向魔法吧。当她完全瘫倒在我的手腕间时，我知道她已经一命呜呼了。我想，直到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不，是做了什么。
我想，在那一刻，没人能比我自己更震惊了。我似乎说过，自从杀死金匠的儿子后，我就不干入室行窃一类的事了。我不愿再次经历类似的处境，不想再面临杀人的风险。毕竟，我已经知道自己能做出什么样的事来。打那以后，我就决心只干保险的勾当。不用武器，不掺和可能发生打斗的局面。可以说，有了她这个帮手，我再也不必担心那样的危险了。一切都是那么容易，那么安全。她能透视门和墙壁，所以我们总是知道屋里有没有守卫。而这会儿，我不由得吓傻了：我又杀人了。
如果手边有样尖锐的东西，我发誓我已经自杀了。事实上，我试着打碎一只陶瓷盘子，想捣鼓出一块锋利的碎片来。然而这蠢玩意儿怎么摔也不坏，哪怕我用靴子去踩也一样。我已经不配活在人世了，这是我脑子里唯一的念头。总的来说——我头脑还算清醒，能分辨后面两者的区别——我觉得比起等待卫兵出现，把我送去公审、当众处死，我还是宁愿独自度过最后的时间、享有尊严，亲手了断自己。那时的我还讲究体面。但也不是非自己动手不可。如果别无选择，以绞刑收场对我而言也是一样的。有些人可能觉得死刑过于残酷了。但我呢，我衷心地支持死刑。
除了一个例外，他们万不该绞死我那可怜的父亲。他有罪，没错——叛国罪，阴谋颠覆共和国。我们全家一直有罪。可真实情况是，他只是被斯塔门兄弟提的蠢主意蒙蔽了头脑，试图垄断粮食市场。不必说，这个计划黄了。我父亲破了产，家财丁点儿不剩。后来我们才得知，斯塔门兄弟自己压根儿没往里投一分钱，所以没有吃亏。于是，我那傻瓜父亲又加入了一群精神错乱的理想主义者——这些人来自福卡斯和特米斯卡斯，算是我家的表亲，只是隔了不知几千层，照这样讲，这世上谁和谁不是表亲呢——他们想摆脱政府，让世道变回以前的老样子。他们天真地以为军队会站在自己这边，可这想法错得离谱。我想，要不是当时联合政府正为了《土地改革法案》吵得不可开交、濒临分裂，亟须有个公共危机来转移大家的注意力，我父亲他们根本惹不出什么乱子来。然而，对联合政府而言，父亲那伙人就像从天而降的救星。两个主谋靠检举同伴摆脱了牢狱之灾（我得骄傲地说，我们后来好好处置了那两人），可其余人都被送上了绞刑架，包括我可怜的父亲。当然，由于不敢露面，我没有在场观刑。但我听说，临刑前他发表了一段热血沸腾又狗屁不通的演讲，说自己死得光荣，因为这辈子他总算干了一件值当的事，尽管结果只是徒劳——好吧，他是个小丑。可他们不该绞死小丑。毕竟真正的坏人都还逍遥法外呢，比如我。
所以当时的情况是，我拼命想砸烂一只砸不烂的陶瓷盘子，而我那漂亮女友的尸首就躺在我的脚边。敢作敢当。这个词在我脑海里回荡，令我再没有别的念头。有道理。我告诉自己：你干了一件相当坏的事，理应付出代价。注意“付出代价”这个表述。我们的道德观念里，其实深深地根植着一丝商业思维：你可以用受罚来买下一桩罪行。你做一件坏事，然后付出代价——但代价不是好事，请注意，而是另一件坏事。以死亡来偿还死亡。这当中的逻辑不太对，正确的逻辑应该是：用一件好事来为一件坏事买单；杀了人，就该把全部财产捐给穷人、自己在修道院里度过余生来偿还。可现实显然并非如此。不管怎么说，当时我的道德伦理观还相当朴素，觉得自己杀了两个人，理应以死相抵。只不过，我就是打不碎这蠢盘子。
去他妈的，我想。不如找卫兵自首算了，他们总能处置我的。毕竟我们交税就是为了这个。我跪倒在地，摸了摸她的脖子，以免自己搞错了，万一她还有脉搏呢。然而我什么也没摸到。她身体越来越冷，脸庞白得就像高档蜡烛。我关上门，转身走进街道。
找卫兵自首。可我知道玻达尔加的拘留所在哪里吗？知道个屁。我以为我知道，我以为宪法广场上那栋高大的白色建筑就是拘留所，可结果它是行省议事大楼。门口有个站岗的圆帽卫兵。我试着向他自首，可他只是看了我一眼，说在换班以前他都不可以离开岗哨。我会等的，我说，我不介意等。滚远点，他对我说。好吧，我说，那能不能麻烦你告诉我拘留所在哪个位置？出了广场左转，他告诉我，再朝北部阅兵场走，直到你看见“金色跳蚤”在左侧，这时你右边那个庭院就是了，一眼就能瞧出来。
最后，我总算找对了地方（我的方向感差得没救了）。拘留所有扇非常宏伟的锻铁大门，门口立着一个人影。是她。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她。“你来了。”她说，“我就猜你会来这儿。”
“你还活着。”我说。
“不是你的功劳。”
“噢，感谢老天，”我说，“我以为我把你杀了。”
她冲我一皱眉。“你是把我杀了。”她说。
关于女巫，有一些你们绝不知道的事。
她跟我解释过。简单地说，宇宙就像一所宅子，里面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房间。你我存在的世界，只是这些房间之一。我们活着的时候待在这个房间，死了就上楼去另一个房间，留在那里。可女巫拥有许多房间的钥匙，尽管那些地方普通人根本无法涉足，里面的规则也不一样。她们会使魔法便是这个原理。她们只需到隔壁房间串串门，在那儿，一些原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成了小菜一碟。然后（这部分我一直不太理解）她们就化作另一种形态，回到原先的房间。所以，当我双手紧扣她的脖子、令她濒临死亡时，她溜进了另一个房间，等自己的肉身死透了，才回到原先的房间。爬回自己的尸体里面，她说，这个过程很不好受。尸体冷冰冰的，你还得让各个部分重新运作起来。感觉就穿了一身湿淋淋的还在滴水的衣裳。不过，死嘛，她告诉我，没什么大不了的。死亡对她来说根本不算个事儿。
你们应该可以想到，在那以后，我俩之间的气氛略微紧张了一段时日。她不断告诉我：她已经原谅我，我不必再纠结那事了。我一遍遍地对她说：我不是个好东西，我是个恶棍，是个杀人凶手。她让我别这么自怨自艾。你只是一时冲动，她说，仅此而已。并没造成什么损害呀。不，我说，我有意图——她用好笑的眼神看了我一眼。意图不重要，她说，什么都不重要，真的。我对她说，我要离开。那好，她回答说，我和你一起。
接下来的某天夜晚，趁她熟睡之际，我离开了她。我不敢在黑暗中摸索自己的外套，因为她睡眠很轻，一丁点儿动静就能把她吵醒。我穿着衬衫和裤子就出门了。有生以来头一遭，我口袋里空空如也，一文不名。这感觉陌生而奇特。我记得，迈出旅馆大门的那一刻，一种奇怪的自由感油然而生，仿佛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找到了真我。我只是我，剥去了先天继承的、后天获得的一切，仅仅留下我自己的力量、弱点、优势、缺陷、品性。我挠了挠颈背，沿路朝港口走去。
逃票上船比你们想象的容易多了；躲在船上不被发现，这才是困难所在。 我在海里游了一阵，沿着一根粗缆攀上船去。附近没人，于是我爬到了一大堆木桶顶上，仰面躺下。我想我是睡着了，因为睁开眼时，一片广袤的蓝天映入眼帘。一缕发丝摩擦着我的脸颊。
她亲吻了我。“你好呀。”她说。
我没有动弹。无法动弹。我吓呆了。
“这挺好玩的。”她说，“我们要去哪儿？”
稍后，我们爬下木桶堆，主动找船长“自首”。收下五安吉尔后，他很乐意接纳我们成为本船乘客。他没问我们为什么要偷偷上船，似乎也不是头一回遇见这种事了。他把自己的舱房借给了我们，为此又额外收了两安吉尔。之后，船员都卖力地把我们伺候得舒舒服服的。这是艘货船，载了一批醋，正驶往拉厄娜。
话说回来，我们之前讲到哪儿了？噢对，库瓦斯城。
初识她的时候，我二十三岁。那是三十五年前的事了。但要问我现在多大了？我真心不知道。照镜子时，我觉得自己只有十九，尽管我早就学会不去相信镜子了。可人们一般认为我——这么说吧，与她年纪相仿，而她看上去大约二十岁。真是一对璧人。大家都说，男的英俊，女的漂亮。
我有提到锯木场吗？那可是库瓦斯城的重要产业。他们把木材装在大大的筏子上，令其顺河漂流。都是些软木，比如松树和杉树，所以几乎全部会被锯成木板。锯木机由库瓦斯河里的水车驱动，所有的树木不管大小、无论品种，它们都能搞定。锯木机的圆盘锯片和车轮一般大小，一排五六个同时运转。你从一头塞进整根木头，三十分钟后，从另一头出来的就是木板了。这个过程令人印象深刻。
我特意装作不想接近锯木场。于是我们去视察银矿了。那可真是个糟糕的地方。他们把一整座山劈成了两半，其中一个断面成了人工打造的峭壁，上面东倒西歪、荒唐可笑地爬着木头栈道，仿佛攀墙而上的常春藤。但愿老天救救在那儿工作的可怜鬼。他们用锄镐一点点把这山挖空，再用绞盘把盛满矿石的桶放下山去。然后他们就开始洗矿，那过程才叫一团糟呢。我不清楚具体要怎么做，可我知道，他们有好多条露天的污水沟，专门用来清洗原矿上的泥土；还要用到大熔炉，它们吐着恶臭无比的浓烟。这下你们知道“地狱”这个概念出自哪里了。这里噪音充耳、烂泥满地、恶臭盈鼻、浓烟滚滚，每当有人开关炉门和通风口，里面还会喷射出巨大的火焰。烟灰会沾上你的双眼、你的头发，烟气会钻进你的鼻孔，呛得你喘不了气，而你每走一步都得付出艰巨的努力，因为双脚会陷进及踝深的泥巴里。这场景其实颇具隐喻意义，因为它告诉我们，钱就是来自这种地方、出自这种肮脏的生产方式。
这回我们扮演的是富有的投资者，正考虑入股这里的银矿。我和我姐姐来此，是为了进行一番实地考察。矿山的工头非常吃惊，因为没人提前告诉他会有贵客来访。他不停地道歉，还大呼小叫地命人铺上遮泥板，好供我们步行。
我们对考察结果满意极了。这真是个神奇的地方，而且银矿的产量也非常可喜。只是，我们有个问题。这里出产的纯银总量——有多少来着？每天三吨？那你们有什么安全措施，呃，你懂的，来防贼呢？
“很好办。”她说。我们脚踏已经毁了的鞋袜，嘎吱嘎吱地走回城去。“那些守卫显然妨碍不了我们。你绕到仓库后面等着，那儿有个滑水漕，旁边正好是他们的盲点，注意到了吗？我可以从屋檐底下的缝隙爬进屋，在后墙上打个隐形的洞，之后只需把银块递给你就是了。然后我出来，给银块施个失重咒，让它们一路飘进马车去。等他们早晨上工时，我们已经身在斯喀里亚了。小菜一碟。”
没错，什么都是小菜一碟。这就是问题所在。
“行啊，”我说，“就这么干吧。”我尽量装出一副厌倦无聊、闷闷不乐的模样。可这越来越难了。她很容易起疑心，而我的演技也不怎么样。“今晚行动？”
“也好。没必要为了银子在这地方久留。”
她总是这么说：我是个贼，做贼是我的本性。我就是爱偷东西，不是为了钱， 因为我向来对钱毫无兴趣，就像鱼对水没有兴趣一样。我享受的，是偷窃过程本身。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从一个地方偷到另一个地方，以此度过我们无限漫长的余生。我们会永远幸福快乐的。
只要你快乐就好，她说，我只有这一个愿望。爱的意义不正是如此吗？
“那就今晚吧。”我说，“我去雇马车。”
她点点头。“那好。”她说，“我们回旅馆再见。”我以为自己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响。我在铜门街转角跟她分道扬镳，独自走到北城区的车马出租行，然后用双倍的速度赶回老城区，一路穿小巷抄小道，一直抵达锯木场的漂木水道入口。我爬上窄墙，沿着墙壁往前走，随后翻进了锯木坑里。锯片正发出震耳欲聋的噪声，空气中翻飞着粗粝的锯末，如同暴雪当空。在锯床旁边干活儿的男人瞧见我，冲我大喊：走开点，你个白痴。我挺替他难过的。不管你们信不信，其实我不喜欢给别人添麻烦，但这种事有时在所难免。
我提过我参军的事吗？噢是的，我当上了上尉。当然，不是货真价实的上尉。我本想扮成少校的，可惜我外表过于年轻，就算我国有荒唐可笑的捐官制度，在这个年纪当上少校也太假了。不过，上尉也是炙手可热的职位，特别是皇家卫队的上尉。我挖空心思要混进皇家卫队，只因我恰巧知道，他们马上要出征南部前线，那地方仗打得很激烈。
我想你们应该没听说过那场战争。起因只是一点鸡毛蒜皮的事，不是萨珊人偷袭了我们的某个岗哨，就是我们偷袭了他们，记不清了，反正我也不大在乎。可从某个时间点起，局面有点失控了：我们歼灭了他们的远征部队，他们伏击了我们的辎重部队。在那之后，双方要么得来场全面战争解决问题，要么就沿着边境搞点小打小闹、互相骚扰的游击战——这种事通常会持续数年之久。
当然，这些都与我无关。我之所以一门心思要加入，仅仅是因为我发现出征部队行军时得横穿沙漠。她不可能一路跟去那里的。至少，以女人的形态不 可能。而且我估计，她很快就会厌烦整天以跳蚤的模样度日。她会丧失兴致，也许还会看上其他人。她会离开，然后我就能过自己的生活了。
我是多么天真啊。一天晚上，我来到军营前做了自我介绍，把委任状递给那儿的指挥官——那份委任状做得相当高明，出自厄里斯苏马的一名伪造师之手。假委任状看起来非常靠谱，内容也没有不合理之处。指挥官只是草草扫了它一眼，然后给我倒了杯酒。我蒙混过关了。
不必说，我对行军打仗一无所知。这就对了，因为参与那场战争的年轻军官大都是从自家庄园直接被送往前线的，此前恐怕连阅兵场都没见过。我把掌旗军士拉到一边，塞给他十安吉尔，问：“我需要做些什么？”
他朝我咧嘴一笑。“没什么大不了的，长官。”他说，“你只要骑马走在前头，开战的时候尽量别逃跑，其余的事儿交给我和其他军士就成了。我们会照顾你的，长官。我们知道该怎么做。”
我不介意这个安排。事实上，军士是个不错的家伙。我之前从装备商那儿买了闪闪发亮的崭新盔甲，他叫我扔掉（他有个副业，把二手盔甲返售给那些装备商），然后给我搞了套真正合身的盔甲，因为已经有人穿过、磨合过，上身很舒服。他还给我找了双合脚的靴子——不说你们也知道，是萨珊产的，全世界属他们制造的靴子最棒。每一天，我都骑上我那匹漂亮的白马外出闲逛，他会提醒我归营时间。晚餐后我得签署一些文件，但我的差事也只有这些了。当然，假如这地方不是热得跟火炉一样就好了，而且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登过马背。不过，遇上她之前我也挨过苦日子，有时候真是苦极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在我看来还不算太差。我一次也没感到颈背被虫子咬，或是别的地方有一丁点儿痒。他们说沙漠里太热，跳蚤没法生存。当然，苍蝇另当别论。但是，我从没见她变过苍蝇。
然后，一天夜里，我坐在自己的帐篷外，看着其他人围在篝火四周。这时，我瞧见了那条狗。它是个大家伙，浑身纯白。人们正在丢骨头给它吃。我把我的军士朋友叫了过来。“那狗是养来干吗的？”我问。
他咧嘴一笑。“噢，那狗啊，”他说，“我们不晓得它是打哪儿来的，长官。有一天突然就冒出来了。大伙儿都喜欢它，觉得它能招来好运。这事有点离奇，在沙漠中间遇见一只狗，还温顺得跟什么似的。”
“也许是盐商带的狗，后来走丢了。”我说。
“应该差不离，长官。”他说。
紧接着的第二天、第三天，行军之际我都努力用目光搜寻那狗，可它聪明得很，老让我瞧不见。我猜它待在了队尾，而我不得不一直走在队首。作为一个有名无实的空降领导，我不能抛下岗位去找它。我想过令人处决它，或者赶走它，可我知道这行不通：那些当兵的太喜欢它了，完全把它当成了吉祥物、幸运符。我试过收买我的军士朋友，让他趁四下无人的时候偷偷给狗下毒。结果他露出了震惊至极的表情，然后假装没听见我的话。从那刻起我才明白，在用脑子这方面，她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击败了我。
这样一来，我只能执行备用计划了。非常不幸，可事已至此，别无选择。
当我们渐渐步入敌人的陷阱时，军士一定意识到了这点。连我都发觉了，何况他呢。我记得他向我指出了潜在的威胁，轻声提醒我，不该进入那条两侧都是陡壁的狭沟。他还一度试图越过我，直接命令号兵提示全军停止前进。我只好非常严厉地对待他。当然，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也知道敌军的领头人是如何思考的，因为他的身份应该与我相仿，都是有钱人家的儿子。所以，当敌军堵住了狭沟两侧的出口，从峭壁上方伸出弓箭和投石机、对我们居高临下虎视眈眈时，我早有准备。我决定连本带利地赌下去，于是令号兵吹响了军号。如我所料，敌军很快派了几名使者下来。投降吧，他们说，你们已经是瓮中之鳖、俎上鱼肉了。我微微一笑。我要挑战你们的头儿，和我来场决斗吧。我说，他上，或者他指定的代理人上。
使者看着我咧嘴一笑，一个字也没多说，掉转马头离开了。军士简直不敢相信我做了这样的事，一把抓住我的肩头。你疯了吗？他问，你的小脑袋瓜是不是坏掉了？我摇摇头。反正我们也死定了，我说。粮草补给很快就会耗尽——我，区区一介平民，都能一眼瞧出这个情况，可军队总指挥官及其手下却对这点视而不见。但管他的呢。敌军随时可能发动大规模袭击，把我们一举干掉。可是呢，如果我这样做，大家还有一线生机。当然，我本人是没有了，因为敌人会选最能打的斗士来和我单挑，那人不出三秒就能把我刺穿。但这样一来，其他人就能安然无恙地投降了。之后萨珊人会给你们供应食物和水。这可是在沙漠中央啊，我们自己是养不活三百人的。
相识以来头一回，我的军士朋友一句话也讲不出了。我挺享受这一瞬间，就像自己真有舍己救人的英雄情怀似的。当然，我以上说的全是鬼话。我有自己的如意算盘要打，他们这些人只是道具、棋子而已。然而，心底还是交汇起两股喜悦，我不禁沉醉其中：一，我的确拯救了我的手下，若没有我，他们只怕要死在这地方；二，敌军代表会杀了我，然后我终于能彻底摆脱她了。
敌军挑人的眼光不赖。换作其他指挥官多半会尽量挑选大块头，却不知一对一决斗时，个头太大反而不利。大块头移动起来更费力，不够灵便，同时也构成更大的击打目标。相反，他们选了个瘦小的家伙，动作迅捷如蛇。一瞧他朝我走来的步态，我就知道，他很清楚自己该怎么做。结果证明我是对的。我大摇大摆地往前走去，他只是往侧面稍稍一退。然后我一低头，便发现自己刚好走到了他的剑尖上，像烤肉似的串在上面了。
其实没那么疼。世界突然安静下来，我的视野边缘开始发黑，仿佛自己正跌进地洞。我知道这招已经足以干掉我了，可他是专业人士，做工必求彻底、精益求精。他又退一步，挥臂砍掉了我的首级。
这下全世界都黑了下来。然后，我睁开双眼。
她对我嫣然一笑。“没事了，”她说，“你会好起来的。”
我看向她肩头的后方，烈日几乎移到了头顶。可是，当我和敌军代表决斗的时候，太阳位置比这靠东得多。所以说，时间已经过去三四个钟头了。我用余光瞥了瞥身侧。之前我躺过的沙地上凝着一摊褐色的玩意儿——大概是我的血吧。
“你个傻蛋。”她说。
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
“这还真是你的作风。”她继续说，“做出这么高尚、这么巨大的牺牲来。你真以为自己能打赢么？也罢，没关系了。他们把你的手下编成队列带走了。萨珊人对战俘很仁慈，这点他们名声在外。你的人会平安无事的。”
她居然真的相信我在乎那些人的死活。这就是爱啊。
关于女巫，有些事情你们绝不知道。
死而复生，她跟我讲过，没什么了不起。相比之下，把别人起死回生才是无比艰辛。她说，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复活他人的事迹极其罕见。复活别人有两个步骤。你得先去“楼上”（让我们回忆一下之前用过的比喻），进入一个“非常坏的房间”，找出你需要拯救的人，说服他们跟你回去，而他们往往是极其不情愿回去的。想要完成这步，她说，就要求复活对象是真的非常想要返回尘世——试想你要怎么跟一群悲痛的遗属解释：其实他宁愿一死啊，正好摆脱你们这些人——通常只有一类情况符合要求，即逝者在人间尚有未了的心事。而这种心事，她告诉我，从来只有一样，毫无例外，就是爱。
看来她脑子里也只有这东西了。
第二个步骤又细分为两个阶段。首先，你必须把损毁的尸体复原，让它能够重新承载生命。她说，这部分纯粹是艰辛劳苦的体力活。你得把自己变小——非常、非常小，小到能爬进动脉和静脉，在血管内修修补补，或是把断裂的地方重新缝合起来。神经和皮肤也需要同样的处理。这意味着你得连续几天、甚至几周累死累活，而工作环境之恶劣，连煤矿工人都无法忍受。当你缩小到那种体积时，周围时间的流逝速度也会起变化。她说，明明你得在某人的血管里辛 苦劳作一个月，外界看来却只有一小时。正因为这样，尸体才不至于僵冷得无法重启。如果拖得太久，那神仙也束手无策了。所以你必须守候在死亡现场，尽快进入逝者的尸体。
没人会为钱做这种事，她说。没人会为某个亲密的朋友，或是最崇拜的人，或是叔叔婶婶这么做。只可能是为了爱，她说，只有爱。
我爬上锯木坑外的矮墙。发现我的那个男人放下手头的活儿，朝这边走了过来，同时大嚷着什么。可锯片的噪音淹没了一切，所以我一个字也没听清。我挑好位置，像只潜水鸟似的跳了下去。
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自己搞砸了。我的膝盖落在了最近的一台锯片上。我满心以为自己会弹出去，然后被踢出这里，却随即感到锯片切穿了我的腿。我身体往前一倾，腹部朝下地倒在了三个并排运行的锯片之上……
我承认，她在战场上复活我之后，我爱上了她。不得不说，我以前完全无法想象，自己竟然可能这么爱她。我欠她一条命。我知道当我离开后，她巴巴地一路跟来，在我最需要她的时候现身，而她做这一切只是因为爱我。我意识到自己过去大错特错了，居然想要抛弃生命能赋予我们的最美好的礼物。我告诉她，一想到我真的可能死掉，从而来不及醒悟，我就后怕。她说好啦，现在没事了。以后也永远不会有事的。
我们洗劫了位于姆纳斯特的国库；至少，我洗劫了那地方。让我单独干一次。我告诉她，我只是想知道自己办不办得到。我解释说，过去我们之间出了些问题，导致我抑郁不乐；也许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我觉得她掌控了我的生活——只要她和我在一起，一切都由她来操作，一切都由她来包办，我无须担心任何难题。我猜，恰恰是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让我陷入了焦虑和无助。所以，如果我单枪匹马地偷一次（还是要借助她的帮助，因为这次的行动单人不可能完成，但整个运筹策划都由我来操办），我就能找回自我，相信自己仍是那个能够独当一面的自由人，而不仅仅是她的附庸。好主意。她说，就这么办吧。
我这辈子从未这么努力用功过。我连续几小时地冥思苦想，绕着城里转了许多里，做了厚厚的一丝不苟的笔记，算好行动时间、目标数量、可能使用的测量工具。我泡在图书馆里，阅读几何学和三角学的书籍，为的是学会估算外墙的准确高度与厚度，还有所需绳索的精确长度；以及一袋袋金币的重量，到时我得用精心改造过的滑轮车把它们拉出去。我坚持不用魔法，只靠人力。我们花了整整两天在山里游荡，搜寻药草配制对付守夜人的迷药——我们打算从天窗垂下一根细绳，通过它往守夜人的啤酒里滴药。离行动的大日子越近，我就越是容易想到一些不利的可能性。万一那里有狗呢？我们没发现对方有养狗的迹象，但我还是出门买了一个油纸袋，往里装了一大块浸过迷药的生猪肝。我不断告诉自己，我有多么享受这个过程、这种挑战和不确定性，享受我俩并肩协作的快乐——此时我们不是一名女巫和一介凡夫，而是两个平等的人类。我对她说，我只是区区凡人没错，可我很聪明：我把好好的靴子割下鞋底，掉转方向再缝回去，这样一来，别人看见泥地上的鞋印就会以为我们去了相反的方向——换作别人，谁能想出这么棒的主意？
不说你们也能猜到，我最后把一切都搞砸了。我爬上屋顶，给守卫的啤酒里下了迷药。等他睡着后我爬进屋里，从他腰间取下钥匙，然后打开地下金库的门，开始往麻袋里填装财物。可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敞开的天窗里刮进一阵阴风，把地窖的门给吹关上了，而我把钥匙留在了外面的锁孔上。我被困在里头了。
没等到天亮，仅仅是三四个小时之后，地窖门便开了，一大群剑拔弩张的圆帽卫兵涌了进来。我只好朝他们送上一个大大的、胆怯的微笑。
当然，她把我救了出去。她在监狱外墙上捣了个隐形的洞，又在我的牢房墙上开了洞。我记得自己跌跌撞撞地迈进了走廊，四下寻找她的身影。然后，我感到颈背被轻轻咬了一下。“走哪边？”我问。几秒后，我的左耳被咬了一下，于是我朝左边走去。不到两分钟，我就走出了监狱，一路上跨过了五个昏倒在地的守卫。看来，没有保姆照顾，我连门都没法出了。
我告诉她：“我觉得我已经不想做贼了。我们做点别的事情吧。”
“好啊。”她说着，给我斟了杯酒，“那我们就做点别的。”
“好啊，”我说，“做什么？”
于是，我们尝试了一下慈善事业。
我们拥有的钱财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之前，我们已经把卡曼多亚、北皮利亚、摩洛森和埃斯皮德邦联的大多数银行、贵金属铺和税务署都洗劫一空。我们偷来的金银财宝太多，根本不可能随身携带。我们用上了十几辆载铁矿石的车，每辆都有六匹马拉着，这才把钱全部运到了佩那尔罗纳的某个山脚下。我们藏宝的地点非常安全，你得挖穿二十尺深的花岗岩才够得着，可她只需合上双眼、念叨几句咒语就行。对于有些人而言，成事不费吹灰之力。我想，这就和出身富贵一个道理。
“有两条路可选。”我记得自己这样告诉她，“我们可以只是单纯地往街边一站，把钱施舍给路人；也可以用这笔巨额财富来影响世界，让它彻底改头换面。”
她看着我，耸耸肩。“怎么着都行。”她说，“你想选哪条路？”
我开始给她讲述共和国的历史。我告诉她，很久很久以前，这里曾经有一个小小的城邦，由历代国王统治。这个城邦渐渐壮大，后来征服了邻国，于是周边地区的贡物和税收都流向了它的国库。然而，国王把敛来的钱财都用来满足自己的愚蠢嗜好，过着花天酒地的日子，还大兴土木建造宫殿和私人行馆，垄断了一切。与此同时，穷人却在挨饿。此时，一个出身古老显贵家族的人挺身而出，他的名字叫维克多利努斯。他告诉人们，这个国家的运作方式大错特错了。劳苦大众创造的财富，以及军人勇士开疆辟土夺来的财富，应该由全体国民平等地分享；而且，世袭的君主专制很愚蠢，领袖应当由人民选举产生。当时的国王想吊死维克多利努斯，可人民不允许；他们反过来将国王赶下了台，推举维克多利努斯担任领袖。国王组织起一支雇佣兵队伍，可人民的军队势如破竹地击垮了他们。由此，共和国诞生了。可（我告诉她）后来它变了质。这种质变是缓慢地、 逐渐地发生的，没人留意。人们的眼光都聚焦在了别的事物上。他们观赏着共和国的无敌军队大力征服世界的其余部分——对诚心归降者示以仁慈，对负隅顽抗者以战屈之——那些诗人用美妙的词语，如是粉饰道。共和国政府做出了许多令国民称道的政绩，可与此同时——那句谚语怎么说来着？对，所有女人最后都会沦为她们母亲的模样。这话放在共和国身上也是同理。只不过，把持朝政的不再是国王，而是十人议会。除此之外，如今的共和国与之前的城邦并无任何不同。
她耐心听我把话说完，然后点点头。“没错。”她说，“这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
“我们可以改变现状。”我说，“我们能让一切回到正轨。有了这笔钱和你的魔法，我们完全能把维克多利努斯做过的事再做一遍。我们可以推翻共和国，把十人议会成员的脑袋都插在广场的尖矛上，解放全国人民。现在我明白了，”我说，“我真的恍然大悟了，这就是我遇见你的原因。”
她露出一丝奇怪的笑容。“再过一会儿，”她说，“你恐怕要说这是我们的‘命运’了。”
我热切地注视着她。“为什么不呢？”我说，“我的意思是，扪心自问吧：我天生就是混迹街头的料，却为什么要出生在上流社会？可维克多利努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在这点上面和我一样。上天知道我比不了维克多利努斯，远不如他勇敢、高尚、睿智，所以把你赐给了我。可我实在太驽钝，直到现在才领悟这一点。”
她静默片刻，陷入了沉思。然后，她说：“好吧。”
我冲她露出灿烂的笑容，说：“我爱你。”
“我也爱你。”她回道，可我的思绪已经飘向了别处。
就这样，陷入爱河的一男一女下定决心，要颠覆国家。可他们该从哪里下手呢？
“我们得小心地从长计议。”我说。我们正躺在床上，透过窗户眺望贝洛伊萨海湾。朝阳缓缓地升起，海面泛着紫色，天空则是一片深暗的蓝与红。
“当然了。”她说，语气令我觉得，她对这事不是特别上心。
“人民是愚钝的。”我继续道，“他们的问题在于，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过得不开心。你可以压迫他们，令他们挨饿受冻，巧取豪夺他们的土地，送他们的子孙进沙漠受死。而他们只会坐在原地，逆来顺受。”我朝她的方向一靠，从葡萄串上摘下一粒果实，“所以之前爆发的所有革命都不了了之。”我接着说，“我父亲也是败在这上头的。他以为只需买通皇家卫兵的几个高级官员就能成事。他从没想过，十人议会远比他财大气粗，无论他出多少钱打点关系，他们都开得出更高的价。这么做行不通。你必须从人民入手。”
她一颔首，说：“你得让他们不开心。”
她有点犯傻啊。“他们本来就不开心，”我纠正她，“你只需要让他们意识到这一点。”
“噢，我懂了。”她打了个呵欠，“待会儿你想去游个泳么？”
“我不确定，再说吧。另外，”我继续道，“光让他们发现自己不开心还不够。得有一场大灾难，一个导火索，事情得一发不可收拾。必须发生点儿特别的事，就像过去发生在布雷弗斯瑟姆尼亚的四名神父被捕事件，或者德佛尔贝亚尔的买卖圣职事件。得有一件事，让他们联合起来、走上街头抗议。不然他们只会乖乖地待在家里，私底下互相诉苦。”
“好，”她说，“这事应该不难办。”
我又吃了颗葡萄。这是进口货，味道相当不错。“当然，还需要拉拢军方，让他们和我们同仇敌忾，这毫无疑问。”我接着说，“光有几个愤世嫉俗的中层军官可不够，高层军官和基层军官也得笼络。只要让他们对某件事真心感到愤怒，我们就水到渠成了。”
“比如，什么样的事？”
我回忆了一下前例。“乔伊瑟奥那回是因为屠杀平民。”我说，“萨珊人推翻第三王朝，是因为当时皇帝命令军方杀死阿普厄勒姆的全城妇孺。军队之所以叛乱，往往是由于政府要求他们干某件极其恶心的事，令他们感到万死不能服从。否则，就算明知有错，他们也会低头依令行事。”
“我懂你的意思。”她说，“难为你考虑得这么面面俱到。”
我点点头。“我们得制造一种恶性循环，”我说，“让政府为了维护政权采取的一切措施，到头来都只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倘若他们采取绥靖政策，企图息事宁人，民众就会得寸进尺；倘若他们选择武力镇压，基层军官就会愤而倒戈。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就是我说的‘不可收拾’了。我们需要一场真正可怕的灾祸，这样一来才会暴发叛乱，任何人、任何事也无法阻挡。”
“而这就是我们需要策划的事。”她说，“我明白了。”
这时有人敲门，是女仆送早餐来了。随后我们去游了个泳，这天海水平静又温暖；然后我们回到旅馆，做了爱。我意识深处仍在盘算整件事情，尝试着勾勒出一场成功的叛乱。她没有再提这个话题，于是，我猜想她比较乐意让我来动脑筋想计划。
“会顺利的，”她说，“这事我们可以齐心协力去做。”
我得承认，自己向来没有早起的习惯。补充一句：如果我通宵未眠，那么黎明醒着也还算正常。但若要我一起床，便瞧见黎明女神用她的粉红指头抹过深蓝色的天空，那着实是一种煎熬。
所以，当她把我从睡梦中摇醒时，我透过敞开的窗户看见蓝紫相间的天空，不由得咕哝起来：“别烦我，回去睡觉。”
她用两根手指戳了戳我的肋骨，令我立刻睡意全无。“怎么了？”我哀怨地问。
“起床，”她说，“动作要快。我们得马上离开。”
这话听来莫名地熟悉亲切。过去有不少人，其中很多都是习惯早起的女人，对我说过类似的话，并且都有合情合理的原因——城管要来啦，卫兵要来啦，她 们的丈夫回来啦，诸如此类。我一秒之内便翻身下床，开始搜寻自己的鞋子。“咋了？”我问，“怎么回事？”
“快点儿。”
尽管她直催我，我还是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自从来到贝洛伊萨，我们就没抢过银行，当局也还未掌握我们的身份。至于丈夫，她根本没有。她把我的外套丢过来，我赶紧胡乱套上。她扶着门，等我先出去。
“怎么回事？”我非要刨根问底。于是，她指了指窗外。
有那么一会儿，我压根儿看不出发生了什么。然后我猛地理解了眼前的一切，吓得心脏都停止了。外面是一片海，可它出现的地方不对，不在平时的位置，而是涨得很高很高。那不是海，那是一道硕大无朋的巨浪，正朝我们滚滚而来。
我转向她。我想告诉她，大事不妙，我们跑不掉了。然而我一句话也抖不出来，只发出一声可悲的尖叫——简直和猪叫差不多。每逢十万火急的关头，我就特别擅长这种猪语。她也没有讲话。她一把拽住我的胳膊，念了一句我听不大懂的语言，眨眼之间，我们就出现在了别的地方。
建城667年金月15日，一场诡异的海啸袭击了贝洛伊萨城。关于这场海啸，历史学家有诸多记载。他们说，这正是这场天灾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变革。海啸给共和国的第三大城市造成了巨大损失，导致五万人丧生，二十五万人无家可归、一贫如洗。这结果已经够糟了，可更糟的是，由于贝洛伊萨被毁、无力再向首都供应粮食和其他货品，这些东西就得由其他地方运出，平添了六百里的运输路程，其中一百里还是陆路。很显然，这个工程没法完成。首都粮价在一周之内翻了倍，又翻了番。愤怒的民众聚集在维克多利努斯广场，又被广场卫兵驱赶了出去。他们转而来到国家粮库前，破门而入，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谣言很快散布开来：粮食委员会长期非法挪用购置应急储备粮的资金，把钱拿去玩期货了。这个谣言，其实真的只是谣言。粮库之所以空着，是因为粮商联盟试图涨价，而粮食委员会正冒着风险和他们博弈。可倘若把真相公之于众，只会让民众更加愤怒。人们还开始质问修路款项的去向：政府本来计划在赫尔米亚和首都之间修建一条公路——供粮地发生变动后，这条线路成了运粮的必经之道，一旦建成就能节省三天的运输时间。可钱去哪儿了？政府一直避免正面作答。真相是，政府没钱。因为之前的潘克利亚战争耗资甚巨，考虑到国家整体经济形势脆弱，政府又否决了增税的提议。可这一点他们也不敢说，只好保持沉默。然而政府越沉默，民众便越坚信自己的猜测。
正当十人议会以为局势已经触底、不会再恶化之时，一桩重大事件发生了。一个姓费沃里安的人，维克多利努斯的旁系子孙，做了个梦：他的祖先向他显了灵，让他前往普勒西周边山区的一个洞穴，那里藏有一笔巨大的财宝。那是我的遗产，维克多利努斯的鬼魂告诉他，我之所以把它藏起来，就是留给我的子民在危急关头使用的。善用它吧。这个梦给费沃里安留下了万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真的去了那个山洞。然后他发现，那地方从洞底到洞顶都堆满了木箱，里面塞满了金币和银币。他费尽全力，才把其中一小箱搬到了自己的轻便马车上，将它运回城中。然后，他来到群众集结的维克多利努斯广场，把自己的发现和之前做的梦都公之于众，并给大伙儿看了装财宝的箱子。很容易想象，这个举动引发了何等轰动的效应。这个倒霉的费沃里安有生以来第一回被群众扛在肩头，送到了议事厅（几天以前，十人议会已经很明智地撤离了这个地方），在人民的拥戴下登上了维克多利努斯的宝座。人们说，费沃里安正是他那伟大祖先的转世化身。与此同时，十人议会把一半的皇家卫兵派去山间看守宝藏。后来留存于世的记录显示，他们的动机其实无可指摘，纯粹是打算用这笔天降横财来帮国家度过危机。然而，对于广场上的群众而言，这个举动只能有一种解释：维克多利努斯送来他的遗产，想拯救饥民于水火之中；可十人议会却想窃取这笔宝藏，以饱私囊。
皇家卫兵本就所剩无几，但假如那个时候，十人议会没有把其中一半人派出城去，局面也许尚能控制。结果却是，守在城里的皇家卫兵仅剩五千人，无论他们多么恪尽职守、训练有素，也抵挡不住全城的愤怒民众。他们遵照军团的光荣传统，战斗到只剩一兵一卒，与大约三万平民同归于尽，可也只挺住了一个小时。十人议会企图从下水道逃出城去，却被逮住了，不出几分钟，他们的头颅就被插在了广场凯旋门顶部的尖矛上。可怜的费沃里安正式改名为维克多利努斯二世，在蓝色尖塔神庙为他举办的加冕礼上——虽是临时草草准备的，现场气氛却十分热烈激昂——被冠以了“第一公民”的头衔。
小菜一碟。
你疯了，我对她说，你的精神完全失常了，这是唯一可能的解释。你杀了二十万人，只为了——
她茫然地盯着我，“是你说的。你想要这样。”
“我？”我真想动手揍她了，“你竟敢把这事怪到我头上？我是想帮助人们。”
“没错。”她耐心地说，“可你说过，人民是愚钝的。你说得让他们不开心。”
这句话在我脑中盘旋片刻。人民太蠢了，得让他们愤怒。是的，这话是我说的，好吧。
从这一瞬间起，我们陷入了一片痛苦的沉默。我意识到，她一定自认为受到了深深的伤害。毕竟她替我做了那么多，一切都是为了助我实现梦想。你应该先跟我商量的，我对她说。她却回答：“可我想给你一个惊喜。”这一刻，我真心怀疑她是在故意逗我。
当时我们仍然待在苏利姆贝西亚，即她用魔法把我们从贝洛伊萨瞬间转移来的地方。这里是山区，局势相对安定。动乱的消息一传出，地方政府就明智地封锁了进出本地的通路。不过当然了，这对我们丝毫不起作用。可我不想离开。那时候，我根本不在乎自己身在何处。肩负如此多的人命，让我良心深受谴责。我还估算了一下，结果证明自己最初的想法并不正确：我不是史上最坏的人。这个成就属于菲洛卡尔普斯，他在“伟大社会战争”里导致了超过百万人死于非命；紧随其后的是欧西帕，他害死了九十万人（你大概能回想起来，是他故意把瘟疫带进了梅瑟拉）。我的排名要靠后得多，大约居于十二三位，可这是因为竞争者都太丧心病狂了。我想自杀，但她不会放任我这么做的。我想杀了她，可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于是，我想出了那个聪明的点子：杀了她，然后自首求死。这计划很妙。我知道，她死而复生需要四十八个小时，因此我可以先杀了她，然后立即自首，死在绞刑架上（在布雷乌尼斯，所谓的简易程序审判是名副其实的简易）。等她活过来、发现我的计谋时，我的尸体已经僵冷多时，即便是她也无力回天了。这个计划差点儿成功。差点儿。
后来，我调整了计划，这回完全是以库瓦斯城的锯木场为核心，看起来远比上一回有希望。那些锯片不仅能杀了我，还会把我切得支离破碎。我万分确信，经过这个，她绝不可能把我拼回原状、救回人世了。
我低估了她。我总是低估她。
我对她了解尚浅的时候，就知道她的话不算可靠。虽然如此，有些事情她是没理由撒谎的，尽管我怀疑她撒起谎来根本不需要理由。接下来，便是她告诉我的一些事，是非真假凭君辨析吧。
她的父亲在一个制革场工作——瞧见了吧，谁会撒这种谎呢？——她家位于阿拉卓。别费心查地图了，没用的。那儿如今是一片低矮的丘陵，当地人犁田的时候，偶尔会从地里挖出陶器和骨头碎片来。在如今的威萨尼共和国南部，阿拉卓人曾经建起过一个小小的王国，可后来他们吃了败仗，亡了国。这事史书并无记载，因为（她说）当时人类还没发明文字呢。呃，所有女人都爱在年龄方面撒谎，可多数人是往年轻里撒的。
他们不会读写，却会加工皮革。制革场是相当重要的存在：许多男人都在那里工作。新鲜兽皮都是用二轮车从方圆数里的周边地区运来的。显然，阿拉卓人崇尚大家庭。她告诉我，她有四个兄弟、两个姐妹，而且没有一人夭折于童年。她排行倒数老二。她出生时，大哥已经能出门工作了，就在板岩采石场。家里不算富裕，但她也想不起什么时候缺衣少食过。她爱全家人，可最喜欢的要数排行第二的哥哥。他叫塔拉欣，比全体兄弟姊妹都高一头。塔拉欣年仅十四岁时，就能搬动父亲搬运的东西了，而且他还有双巧手。父亲估计：送他去当木匠学徒、甚至铜匠学徒都不成问题。对他们而言，进入这些行当无异于阶层地位的大大提升。总的说来，她印象中的家是爱意满满、温馨快乐，并且满怀希望与憧憬。
当她母亲杀死她父亲时，一切都变了。
她七岁那年，父亲暴毙。她记得当时母亲眼泪汪汪，兄弟们则异乎寻常地沉默。然后，一个邻居走进屋，又离开了；不过一会儿，治安官便来了这里，还带了十几个士兵。她后来才知道，邻居来探望原本只是想帮忙，却无意中发现死者嘴角残留着干涸的白沫，耳边还有些许板结的血痕。巧合的是，这邻居的兄弟几年前刚好死于误食毒蘑菇，所以她见过这些迹象。她担心起来：此时并非毒蘑菇生长的季节，死者怎么会误食呢？
治安官搜索了整个房子，发现屋后院子的水桶里藏着一个小小的陶罐，里面装着风干的蘑菇。罐口本来小心翼翼地用蜡封着，但已经被打开了。
她母亲几乎立马就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这么做都是为了孩子，她说。她丈夫是个好人——以他的标准而言，但他永远成不了器。他没什么宏图大志，一辈子当个制革匠就心满意足——反正这辈子不会太长，因为制革匠通常死得早。可他死后只留下他们孤儿寡母，她又该怎么办呢？现在的她风华正茂，如果丈夫立刻就死，她完全可以再嫁，还很有机会找个前途光明的男人，让她的孩子过上优裕的生活。她看得出制革场的工头爱慕她，可他为人太爱体面，只要她丈夫尚在人世，他便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动。今年秋天她攒了不少毒蘑菇，本来准备立刻下手，可丈夫突然犯了严重的热病，卧床不起。他似乎很有可能病死，那样一来，她就不必冒险亲自动手了。她把蘑菇晾干、藏好，想着万一他病愈了还用得着。最后，他痊愈了。她坦白地说，自己当时差点儿丧失勇气，好几次都想把蘑菇扔掉、把整个计划忘掉。可那时，她的大儿子开始在采石场干活儿。每天晚上看见他浑身脏兮兮、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还因为采石场的粉尘而咳嗽不止的时候，她这个做母亲的就难过不已。她想，假如她嫁给制革场工头，或者玉米店那个管事的——他看上去挺喜欢她的，这两人中随便哪个都能给她儿子谋份更好的差事，还能给女儿们找到登对的婆家。所以，趁那天孩子们都不在家，她把收藏起来的一半毒蘑菇煮进了汤里。她自己也假装喝了一碗，其实是把汤倒掉了。
最后，这个案子被提交到了国王跟前。他最近才从父亲那儿继承了王位，是个高尚的理想主义青年，喜欢哲学家和诗人的那一套。国王尤其崇尚真理与正义。他说，这两样东西是神的孪生女儿，缺了哪样，任何好东西都没法在世上存活。他强调得全面听取证言，于是审问了所有沾亲带故的人，包括死者唯一在世的亲人，他姐姐。当然，她一向爱护弟弟，所以伤心透了。国王还多次询问被告，有没有为自己申辩的理由，可被告翻来覆去只会念叨几件最基本的事实，还坚称杀夫是为了孩子着想，而非自己。国王明显听得很郁闷，最后判了她个死刑。
那之后，他们兄弟姐妹的日子变得非常艰苦。她家房子本是属于制革场的，所以他们被迫搬了出去。她大哥也丢了采石场的工作，因为没人愿意和杀人犯的儿子共事。他们只好流落街头，风餐露宿，沿路乞讨，最后因为流浪罪被抓了起来。国王非常反感乞讨行为，认为它是国家道德风范的毒瘤。他很同情他们（他是这么说的），特别考虑到他们是孤儿，遭遇不幸也显然不是他们自己的错；可法律就是法律，如果一时心慈手软开了特例，法律和正义的基石就会遭到破坏，人类就会沦落到野生动物的水准。所以，他别无选择，只好把他们移交给公共事务管理人，后者会给他们找份工作，让他们做些有益于社会福祉的事。
这话翻译一下就是说：他们会被送去修筑高架渠。当然，高架渠早就消失在时间长河里了，她告诉我，但当年那玩意儿可是一道胜景。它是一道细细的拱弧，位于两山之间，横跨了一道看似简直无法征服的峡谷。从城里出发，要走一天时间才能到它跟前。修好这高架渠、给城里输送洁净的饮用水是先王的梦想，因为城里每年都有数百人死于饮用污浊的井水。先王开了个头，他的儿子则耗尽毕生精力和资源来完成了它。三十年后，高架渠终于竣工，城里每个街角都建起了喷泉，西南边的那块干燥沙地则变成了一片宽阔的菜园，给市民供应新鲜便宜的蔬菜。
然而，建筑水渠本身却是一项可怕的任务。为了保证合适的坡度，让水流顺利通过，他们必须把其中一座山的顶部凿平。建造渠体的石块是五十里外的采石场加工的，因为就地开采的石材太软，不合用。事实证明，要从那么远的采石场运石头过来，他们根本造不出足够结实的马车。于是，御用工程师们新建了一条十分平坦光滑的道路，把滚轴放在路上、石块放在滚轴上，就能沿途拖动前行。为了挪动巨石，还得给路面涂上兽脂，这就意味着没法用牛拉车了，因为牛在这路上站不稳脚跟。所以，巨石得由众多男女来拉动，小孩则走在前面，往夯实的黏土路上涂抹兽脂。等石材被送到山间，人们便用巨大的起重机把它抬到需要的地方，再通过杠杆将其安进准确的位置。这项工程中随时都有不下五万人在共同作业，很多时候还不止这个数目。半数劳工都是战俘，来自吃了王国军队败仗的邻国。剩下的都是赤贫的本国人。国王的墓志铭上有这么一段话，强调在他统治下，这个国家没有失业者和乞丐，街头没有饥饿的儿童；无论年纪老幼、是否残疾，人人都有工作。为了筹集修水渠的资金，国王不得不出兵征服了西部平原周边的一些弱小城邦：没有掠夺来的贡品和战俘，这项工程压根儿不可能完成。国王在他的墓志铭里十分不情愿地承认了邻国的贡献；他说，不认可他们的牺牲是不公道的。
她告诉我，一开始，她和兄弟姐妹在采石场干活儿。这基本上是因为大哥在采石场工作过，而有经验的工人更抢手。大多数劳工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做，这样一来工作就变得既低效又危险。当时人类还不知道铁的存在，所以切割、打磨石块的工具都是石器。加工石块是项惨痛的作业。锤击石材、去掉不需要的部分时，石屑总是四下飞溅，他们时常被尖锐的碎屑割伤。她姐姐被戳瞎了一只眼睛；排行第三的弟弟受伤后伤口化脓，得败血症死掉了。他们倒是不缺食物——国王很重视这点——夜里睡在帐篷里，外面有人看守着不让狼群靠近。
他们只在采石场待了一年多，因为此后大哥就被征召入伍了。王国对克拉斯塔人的战事吃紧，于是把强制入伍年龄降低到了十七岁。大哥倒是挺高兴能离开，在他看来，当兵总比当采石工强多了。他在战争中表现突出，先是被提拔为小小头目，后来又当上了小头目。后来他在克拉斯塔首都攻城战中染上露营热病，于城破前夕丢了性命。因为整个家里只有大哥是熟练的采石工，他一死，剩下的人都失去了继续在采石场干活儿的资格。于是，他们被重新分配去了运石队。
在运石队工作有一些好处。对两个女孩而言，给路面涂抹兽脂，比凿石头这种苦活儿轻松多了。她最爱的哥哥塔拉欣被分配去了拖石块的小队，那儿的其余队员多是女人和老年男人。他又高又壮，尽管这活儿令人筋疲力尽，他却很高兴能摆脱漫天的尘土和乱溅的石屑；况且，现在不用终日敲击石块，他的双手和肩膀就不必遭受严重的钝痛了。这儿的食物分量不足，味道也差，但好在每逢渡河的时候，他们总有足够的净水可喝——她告诉我，采石场的水老是掺着许多沙尘，喝起来就跟嚼稀泥一个样。他们在运石队干了六个月，然后有一天，她那成了独眼龙的姐姐在滑溜溜的路面上摔了一跤。当时他们正走下一道陡坡，恰逢一块石头从滚轴上松脱，滚下坡去便把她压成了一摊肉泥。她的每一块骨头都碎裂了，人瞬间死亡。
几天过后，趁别人熟睡之际，她和哥哥促膝长谈了一次。对他而言，姐妹之死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说，至今为止，他们一直唯唯诺诺地服从着，遵照长辈和上级的意志而活，可到头来得到了什么？他们失去了两个兄弟，一个姐妹；父亲被毒杀，母亲被吊死。如果继续留在这儿修筑水渠，他确信他俩也撑不了多久。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都太奇怪了，他说，凭什么会变成这样？他们的父母一直以来都是好人，对他们倍加爱护；从结果看来，母亲似乎爱得过了头，可她只是为他们着想，当妈的不都这样吗？他也不觉得国王绞死母亲有错，因为她亲口承认自己杀了丈夫；而且据他所知，要是他们没被送来修筑水渠，说不定早就饿死了。他不否认，自始至终，每个人都在尽量做正确的事，遵守法律，施行公平和正义。也许事情会发展到如此不堪的地步，仅仅是因为他们运气太差，他不确定，毕竟他不是国王身边那些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智者。可从现在起，塔拉欣说，他再也不管什么正确、公道和正义了。以后他在乎的只有一件事：拼尽全力让他俩活下去。不过他预感，如果继续待在高架渠工地，他俩也会小命不保。所以，他说，他觉得他们应该离开，去别的地方尝试别的生活。他也不知道该去哪里、做什么，也许只能边走边想。就他们两人，挑战整个世界；可在他看来，即使挑战失败，他俩也没什么可输的东西了。所以，她意下如何？
当时她九岁，塔拉欣十五岁。他们还剩下几件衣裳，都是管理穷人的官员以前分发给他们的。塔拉欣还有把小小的锤子，是在路边捡到的，他故意没交给工头。她记得他用古怪的眼神看着她，问：现在，我们只有一把锤子，要怎么养活自己呢？
她告诉我，头一个受害者的模样她至今记忆犹新。他们离开运石队后，在沙漠里走了整整两天，终于来到一小片房屋前。一条涓涓小溪从山间流下，他们走的路就从溪流上跨过。这儿有一座旅店。它和如今的旅馆不大一样，她说，就是一个商队大篷车暂停下来，用货物交换食物、歇脚处和牛马饲料的地方。大多数时候，来往这里的都是赶着牛车的大群客商；不时也有做小本生意的货郎，他们只靠自己背着一大捆亚麻布、一大桶酒或是黄油，步履蹒跚地行走；偶尔还有猎人，他们带着兽毛、兽皮和羽毛，穿梭在城市与乡野之间。她和哥哥杀掉的那人——他们原本没打算杀人的，可那是塔拉欣第一次下手，不知轻重分寸——是靠捕鸟为生的。他常在山麓丘陵地带设下涂了粘鸟胶的棍子，用来诱捕山雀。他背了一个大包，里面塞满了蓝的、绿的鸟毛，就是城中贵妇爱装饰在帽子上的那种。当然，那时他们还不懂这个。他们在路边的壕沟里躲了大半天，只见一辆辆大篷车绝尘而去，却没看到一个落单的客商。捕鸟人是头一个出现的，背上的庞大包裹高高耸在头顶上方，他们本以为里面装着面粉之类。等他们扯下他的包、发现里面除了羽毛什么也没有时，不禁心都碎了。
然而，正如他们母亲曾说的，人活着就要吸取教训。第二次动手时，他们事 先确认了目标带的东西能吃。结果，这回的战利品是黄油。目标带着一个几乎与自己一样高、形状有点像胡萝卜的罐子，还用绳子在把手上做了两个绳套，这样背起来更容易。塔拉欣这回手下留了情，结果当他们扬长而去时，黄油小贩还没断气，眼睁睁看着他俩一起抬着罐子离开了。他们走啊走，然后发现了山侧有一个洞穴。于是，他们在洞里停下，对着加了盐的黄油狼吞虎咽，直到一口也塞不下为止。
罐里还剩许多黄油，他们不想浪费。浪费食物可是罪孽啊。塔拉欣说，他们可以把罐子扛去邻近的镇子，卖掉剩下的黄油。她有些害怕：万一有人认得这罐子呢？她想。或者，万一那黄油小贩醒了过来，回到镇里，把自己被拦路抢劫的事情告诉所有人了呢？塔拉欣笑话她说，黄油罐的样子都差不多。要是有人拦下他们问话，就说罐子是从路边捡来的得了。
后来，看守她的狱卒告诉她，他们做错的地方，在于没有把抢劫对象灭口。狱卒是个好心肠的人，有个女儿和她年纪相仿。所以，得知她第二天就要被绞死，他实在感到怜悯，尽管她犯了抢劫罪和谋杀罪。他告诉她，不论杀人还是暴力抢劫，量刑都是一样的。这种犯罪都要做好相应的思想准备。可是，也别一心想着死，他劝解道。总有死刑犯能在最后一刻变成死缓犯的，尽管新国王不像他父亲，不大喜欢判人死缓。可是，狱卒说，你还有机会嘛。
我不知那天夜里她是如何入睡的。我在死囚牢房里就老是失眠，相信我。不过我猜，如果你是头一回入狱，因为焦虑恐惧而疲惫至极，倒是有可能入眠。不管怎么说，她睡着了，然后做了个梦。
梦中，她问道：你是我的母亲吗？
不是你以为的那个母亲，梦说，我长得像她，是因为你希望我像她，但你母亲是个愚蠢的女人。我可以成为你的新母亲，我不蠢。
她说：那又有什么意思呢？反正明天一早，他们就要绞死我了。
梦微微一笑。很久很久以前，她说，有个盲人姑娘。一天，她真正的母亲走到她面前说，看看这些漂亮的花吧。我看不见，姑娘说，我是瞎子。不，她真正的母亲说，你只是闭着眼。睁开眼睛吧。姑娘闻言照做了，然后她就看见了那些花。只要你不愿意，他们就无法绞死你。就算他们绞死了你也无妨。他们杀不了你。
她记得自己想道：这话说不通啊。可她还是问梦：那她从此都不瞎了？
对，梦回答说。因为她真正的母亲教她睁开了双眼。我便是你真正的母亲，我能教会你许多东西。
比如呢？
可梦只是摇了摇头。这无关紧要，她说，你自然会明白的。等你掌握能力后，细节就不重要了。重要的只有一件事：你，接受我为你真正的母亲。
好吧，她记得自己这么回答道，我接受你。然后呢？
梦笑出了声。再说一遍。
我接受你。她说。
再说一遍。你得说三遍。
我接受你。她说，好了吗？
梦发出一声愉悦的叹息。好了，她说，从现在起，一切都好了。我赐予你女巫的力量，而你同意接受它、拥有它、使用它，从此刻到永远。现在，梦轻快地继续道，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
不明白。
我猜你也不明白，梦说。可没关系，已经完成了。想想你的人生吧。
我还是不想的好，她记得自己这么说。你刚才说的那个力量，到底是什么东西？
想吧，梦说，想想你的人生。你全部的人生，你，还有你身边的所有人，都努力在做正确的事。你母亲是这样，国王也是这样。对吗？
她耸耸肩。我想是的。
你所有的家人都死了。他们杀了你全家。明天一早，他们还要杀了你。现在，你觉得这就是公道，或是正义吗？这事对吗？
她思索了一下。我不知道，她说。不，我觉得不对。
我也觉得不对，梦说。所以，美好的意图会带来恶劣的后果。我再问你，你们抢了黄油之后，第一件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把黄油吃了。
梦点点头。你们饿了，吃了黄油。这是好事吗？
她记得自己回答：我觉得，是好事。我们本来很饿，后来不饿了。这很好。
哈，梦说。于是她想，自己答得很对。那么，我再问你，梦说，你们是有意抢黄油的吗？你们是有意打晕那个黄油小贩、伤害他的吗？
是的。
那么，梦说，恶劣的意图也能带来美好的后果。你们吃到了黄油。假如你们没吃，很可能已经饿死了。你们怀着坏的意图，结果却是好的。
对，可是——她一顿，感到一头雾水。这些话都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梦说，你明天不必死了。说一件美好的事给我听听，一件最美好的事。
她思索起来。她回忆起了年幼时父母教给自己的话。爱，她说，爱是最美好的事。
我明白了，梦说。你有爱过任何人吗？
当然了，她说。我爱我的家人，父亲母亲，兄弟姊妹。我当然爱塔拉欣。
好，梦说。那他们都死了，你做何感想？
我觉得非常难受，她说，非常、非常难受。
当然了，梦说。爱，这世上最美好的事，会让你非常、非常难受。它向来如此。其实，爱是这世上最恶劣、最糟糕的东西，因为它伤害起我们来，造成的痛楚远胜过其他任何事，不论火烧、断手断脚还是分娩。爱比死更糟糕，因为它会不断地伤害活着的人。爱是天底下最恶劣的东西，因为我们总在失去所爱之人， 总会痛不欲生。你觉得这话对吗？
对，她说，我觉得很对。
可梦朝她微微一笑，说：我已经赐予你女巫的力量。从今以后，凡是你爱的人都不必死了。现在，回答我，她继续道，这是件好事吗？
如果这是真的，就是好事。
是真的，梦说。我不会欺骗你，我是你真正的母亲。你有了女巫的力量，而这股力量才是世上唯一的好东西。这唯一的好东西，能让你随心所欲做想做的事。其余一切都是坏的，是邪恶的、伤人的存在。只有女巫的力量是好的。所谓好，就是能够做你想做的事。你懂我的意思吗？
如果是真的的话。
唉，你真是无可救药，梦说。然后她醒了过来。
她记得自己想：这只是个梦。一明白这点，她不由得伤心起来。她想，我真希望它不只是梦而已。我真希望自己能让那扇牢门自动打开，然后我就能走出这牢笼，重获自由了。
牢门自动开了。
她记得自己盯着牢门愣了一会儿，然后想：我一定是还在梦里。但她起身走到门边，探出脑袋往外一看。外面的过道上空无一人。她想：我不能大摇大摆地走出去，他们不会准许我离开的。然后她回忆起了梦告诉她的话。她走出监牢，沿着过道走到另一扇门前。她冲着房门微微一笑，于是门自动开了。
门里面的人正是那狱卒。他回过头来，目瞪口呆地瞧着她。她想：我恨这些狱卒，就是他们把人关进牢里，又送上绞刑架。我希望这人的脑袋炸开花来，就像我们用力捏雪球时，雪球爆裂开来的那个样子。于是，狱卒的脑袋爆裂了，脑浆飞溅四墙，然后她走过他的尸体，继续往前走去。
我必须找到塔拉欣，她想。起初，她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随后，她的脑海中自动浮现出一幅画面。紧接着，她突然就不在过道里了。她出现在了户外，广场之上。她抬头望向通往城市主街的大拱门，然后便看见了塔拉欣的头颅。他的头被插在了一根锈迹斑斑的铁矛上，嘴巴与双眼大张着，表情充满恐惧。她盯着它瞧了一会儿，然后穿过拱门，朝主街走去。
那天夜里，她睡在一间旅馆的温暖床铺上。梦来找她了。怎么了？梦问。
你骗了我，她说。塔拉欣死了，他是我最爱的人。但你说过，我爱的人再也不会死了。
当时他已经死了，梦说。可从现在起，一切都不同了。你拥有女巫的力量，世上唯一的好东西。从现在起，你爱的人永远不会死。
她对着梦笑了笑。我一直都在做梦，对吧？她说，过会儿我就会醒来，发现自己还在监狱里。
梦说，或许吧。可如果这真是梦，别醒来不就好了。
她皱了皱眉。这听上去很聪明，她说，可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呀。
梦看着她，说：那我们假设女巫的力量只是个梦好了。在梦里，绝无可能的事也能发生，比如魔法。在梦里，那些我们挚爱、但已离世的人也能回到我们身边。在梦里，我们可以随心所欲。但女巫的力量并不是梦，它是真实的。
是吗？真的？
噢，是的。只要你别醒来。
然后（她告诉我）她醒了过来。这回，为了确认自己的能力，她让床飘离地板，绕着房间飞了起来。
趁我想起这事儿了，告诉你们：大革命后，共和国被推翻、维克多利努斯二世刚刚建起理事会时，他们设立了一个真理与正义委员会，专为过去三百年间所有因“叛国罪”被处死的人平反。我可怜的父亲——愿神让他安息——也被平反为“人民英雄”。他们在废墟纪念馆的东北角给他精心打造了一座小小的雕像。不用说，那雕像一点也不像他本人。
我仍记得那个夜晚，那时我们还愿意彼此交谈。当时，我们刚从萨珊国奥尔米格特的地方金库偷回了三十二万钱币，正待在旅馆马厩旁的小房间里歇脚。金银堆积盈屋，我们只好坐在盥洗台边上。
“她说得不对。”我告诉她，“这不可能是梦，因为我也在里头呢，而我知道自己醒着。”
她耸耸肩，“也许这是我俩共同做的梦。”
“没有这种梦。”
“那倒是，”她承认，“可世上也没有魔法才对。”
我不买账。“如果这是梦的话，”我说，“那也该是我的梦，而你并非真实存在。那样一来，你就是我梦中的情人了。你确实是我的梦中情人。”我礼貌性地补充了一句，“可我认为你是真实存在的。”
“非常感谢。”
“所以说，”我得意扬扬地总结道，“这不是梦。也即是说，”我继续，“她说得不对。她在误导你。”
她摇了摇头。“她不会误导我。”她说，“她是我真正的母亲。”
这是循环论证啊。“那你之后还见过她吗？”我问。
她叹了口气，道：“没有。这么说吧，算有一次。我不太确定。我的确看见 她了，可我觉得那是在做梦。一个真实的梦，”她解释道，“而不是——呃，幻觉。”
我吃了一个蜂蜜蛋糕。萨珊菜其实不合我的口味，但我挺爱他们的蜂蜜蛋 糕。“但她的话还是不对。”我说。
“我希望你别再这么说了。”
“她错了。”我坚持不懈，“她说世上没有正邪之分，做你想做的事就好。这话就不对，已经在很多方面被反驳过无数次了。萨洛尼努斯《矛盾论》的第三本——”
她打了个呵欠。“不是说做你想做的事就好，而是说要有能力做你想做的事。二者区别大了。这话没什么好反驳的，因为它确实不假。另外，我见过萨洛尼努斯，他是个白痴。”
我目瞪口呆，“你见过萨洛尼努斯？”
“在我看来，”她说，“女巫的力量是一种——那话怎么说来着？独一无二的 特例。管制其他人的规则对我们无效。然而正因为我们是唯一的特例，才反过来证明规则普遍有效。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从没告诉过我你见过萨洛尼努斯。”
我记得自己睁开眼来。阳光深深灼痛了我的双目。我想，噢，去他妈的。
她俯视着我。她看上去哀伤至极。“对不起。”她说。
这是我印象中她最美丽的一瞬间，尽管她的眼睛已经哭红了。
“我还活着，”我说，“我身体还齐全么？”
她点点头。“我真的很抱歉。”她说，“我从没想到你居然这么不开心。我以为——”
“以为什么？”
“我以为你只是——只是因为没有得到你想要的东西。我以为，一定是我没搞清楚你真正的愿望。我以为你想做的就是偷东西，你一直说自己骨子里是个贼。”
我是那么说过，偶尔。
“所以，”她继续道，“我以为只要我们四处行窃，从全世界最大的金库和银行偷钱，你的心情就能好起来。我以为你想要的就是这些——行窃，永葆青春，有个漂亮情人，并且永远不必担心被捕、受伤或者死亡。我以为这就是你想要的一切。”
“你现在还这么想吗？”
她用指节擦掉眼角的一丝泪。我以前从没见她哭过。“因为她说过，能随心所欲做想做的事，是世上唯一的好事。”
“我想做的，”我缓缓地、温柔地告诉她，“就是摆脱你。”
然后我出门走上了大街。她没有试图阻止我。离开旅馆大门二十码之后，我停下脚步，把精神暂时集中在了脖子后面。没有虫子咬我。连一丝痒酥酥的感觉也没有。
我在附近瞎转悠了一阵，不知不觉走进一家酒馆。一两杯酒下肚后，酒劲还未上来，我便意识到旁边站了个人，他正盯着我看。是个六十岁上下的肥胖男人，长着一头卷曲的白发，穿了一袭昂贵的红色长袍，领子是皮毛做的。他目不转睛地瞧着我。
显然，我本该大为警惕的。然而，当时我正处于一种什么也不在乎的心境。我又喝了一杯酒，然后起身朝那人走去。他一刻也没垂下目光，或是转脸看向一旁。
“您这样看着我，是有什么事吗？”我问。
他仍然瞧个不停。“是啊，”他说，“请坐，让我请你喝两杯吧。”
“那就来一杯，谢了。”我说，“我认识您吗，还是因为别的什么？”
他闻言大笑起来。“这句话，”他说，“问得太他妈好啦。总的说来，你应该不认识我。可问题是，我认识你吗？”
“此话怎讲？”
“我没理由认识你。这不可能。可最最奇怪的是……”他给自己倒了一小杯白葡萄酒，小口啜饮着。在我看来，他完全没有醉酒的迹象。“你长得很像我以前见过的一个人。”他说。
“噢，是吗？”
“一模一样。”他咧嘴一笑，“所以你不可能是他，”他继续说，“因为那是近四十年前的事了。你多大了？十九？”
我耸耸肩，说：“我长了张大众脸。”
“屁话。”他眯起双眼打量我，仿佛我是合同上的小小印章。“听着，因为你显然不是他，那我就给你讲讲，为啥我这么在意这个人。将近四十年前，那个和你长得一模一样的小孩儿差点杀了我。”
“真的假的。”
他点点头。“噢，是真的。”他说，“你看，我是个金匠，我老爹从前也是金匠。 当时发生了很多起入室盗窃案，所以老爹和我整夜都拿着剑，坐守在铺子里。后来，那家伙真的来了，还捅了我一刀。我差点儿丢了小命。”
“差点儿。”我说。
“对。显然，我没死成，不然也不会待在这儿啦。”他顿了一下，“你长得像父亲，对吧？”
我夸张地耸耸肩。“不知道，”我说，“我从没见过他。我母亲也只见过他一次。纯属交易。”
“啊。”肥胖男人咧嘴笑了，“好吧，那么，这也许说得通了。”他说，“我没有冒犯的意思。毕竟，又不是你的错。”
“我想也不是。”我说，“其实，我这辈子一直活得清清白白，全部精力都耗在了帮助比我更不幸的人上头。”
“当然清白了。”肥胖男人说，“不管怎么说，那事已经过去很久啦，而且，最后我也没受到什么伤害。”他往前一倾，冲我露出一记故作奸诈的眼色，“其实吧，”他说，“结果正好相反。”
“什么意思？”
“一件大怪事。”他说，“我是很多年后才知道的。”他说了下去，“老爹在去世之前的那几年才告诉我的。肯定是你这辈子听过最奇怪的事儿。”
“快讲呀。”
“好吧。”他停下来啜了一口酒，“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贼——他也许是你 老爹，也许不是，反正我们永远也没法知道答案了，我猜——他捅了我一刀。所以，别人叫来医生，用海绵给我周身消了毒，确保伤口干净之类的。总之，他们用缠了羔羊毛的小签子在我肚子里搅来搅去的时候，你猜发现了什么？告诉你，发现了一个该死的大肿瘤。他们说，这玩意儿原本是没法切除的，但那贼恰好一刀把它割掉了，切口又干净又准确，没有哪个外科医生做得出来。后来我 就痊愈了。要不是那贼捅了我一刀，我肯定活不过一个月。这事儿千真万确。你说，你这辈子还听过更离奇的事吗？”
我看着他，盯了很长一段时间。“还真听过。”我说，“但这事儿也差不了太多了。”
所以，我当然必须回到旅馆。她还坐在我离开时她坐的位置。我觉得她压根儿一动也没动过。
“你能改变过去吗？”我问。
她耸耸肩，“我不知道。我没试过，但应该不行吧。怎么，你想让我改变过去吗？”
“没什么了。”我说。我在她身侧的床沿坐下，问：“为什么选我？”
她茫然地注视我。“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她说，“为什么这么问？”
我思索了一下自己的答案。“我刚刚才发现，”我说，“我这一辈子过得清清白白，所有精力都耗在了帮助比我不幸的人上头。”我无力地咧嘴一笑，“这真是个意外之喜，相信我。”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她说。
我给她解释了一番。“所以，”最后我总结道，“我不是杀人凶手；我其实还救了那人一命。没错，我做学生时的确偷了很多东西，可我把所有钱都给了别人、给了朋友，他们觉得没有那钱自己就死定了。后来我们偷了——事实上，行窃的活儿全部是你干的，我多数时候只是在那儿站着而已——我们偷了很多东西，但这只是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而已。”
她看着我，“真的吗？”
我耸耸肩，“偷来的钱，我们手里已经丁点儿不剩了，不是吗？我们不是扔掉了、送给别人了，就是花掉了。我们从政府和富人手中抢来了钱，最后这些钱几乎全部流进了穷人的兜里。呃，”我换了个说法，“相对比较穷的人手里。另外，没错，我说的话导致你害死了几万人，可结果呢，十人议会因此被推翻了——我 不知道当初维克多利努斯为了建立共和国，造成了多少伤亡，但我估计数字一定不会少。现在执政的家伙也和以前那些混蛋一样坏，可这不是我的错；如果要怪，不如去怪当初把国王赶下台的维克多利努斯好了。”我说，“我一直都在造福他人，从来没有为自己打算。你说说，这事儿是不是挺神奇的？”
她扭开了目光。“正如她说的，”她告诉我，“意图不重要，行为本身才重要。”
“你信这个？”
“我其实不大关心这个。男人才考虑这种事。”她重新看向我，“我做的一切只是为了爱。”
“就像你母亲。”
她点点头，“没错。”
我深深地、缓缓地吸了口气。“那如果我想离开你，”我说，“如果这是我真正想做的事，你会放我走吗？为了爱。”我补充了一句，“因为你爱我。”
她浑身一颤，“她说过，我再也不会失去我爱的人了。”
“她撒谎。”我告诉她，“很久很久以前，你就失去我了。”
我没有离开。一来，是因为我不相信她会放我走。我怎么知道爬进我头发的虱子不是她，街边跟着我的狗不是她，飞在头顶三百米处的鸟儿不是她？至少，当她是人类时，我还能知道她在哪儿，也能隐约猜猜她想干什么。可关键是：我从来猜不透她的想法。我亲手做的一切，很可能都只是依了她的意愿，受她引导、操控。我毫不怀疑她可能故意害我再次被关进牢里，仅仅是为了再次把我从牢里捞出来；而我连想都不愿想，为了把我弄进去，她干得出什么样的事来。当某一天，你突然发现自己清白无辜得跟冰雪似的，做起事来反而会束手束脚。这就是我留在她身边的另一个原因：毕竟，我无依无靠，除了偷东西之外毫无谋生的本领，然而行窃对我已经没有吸引力了。神灵保佑，我现在得守住自己的高尚节操啊。
所以，我留在她身边纯属权宜之计。不，并不完全如此。自从我试图——其实成功了——自杀，纵身跳进库瓦斯城的锯木机以来，我们还是像以前那样相处。至于跳锯木机这个举措，要是哪个人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自我了断，不稀罕选择痛苦较轻的自杀方式，那我推荐他也这么做。总的说来，我觉得最后是她的道歉动摇了我——当我死而复生、醒转过来时，听到的第一句话：对不起。
接下来的几天我都在思考。关于爱，我想了很多。我意识到，自己压根儿 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我回想了萨洛尼努斯在《伦理学》中对“爱”的表述，也即常识中的标准定义：爱是一种精神状态，人处于这种状态时，会珍视他人胜过自身。我试着把这个定义套用在她身上，却觉得不大吻合。她说她爱我，而幸福之于她，就是永远不会失去所爱之人。按照那个标准，守财奴爱他的金子，因为他不允许自己花掉它，哪怕煤炉已空、而他自己就快冻死。但那不是爱。我把定义稍稍调整了一下：爱是一种精神状态，人处于这种状态时，会把他人的幸福快乐视为自己首要的关心目标。好吧，这就能解释她为什么要向我道歉，为什么在误以为我喜欢偷窃的情况下，要耗上三十多年陪我偷遍各地国库了。总的说来，我觉得她并不怎么擅长爱人，尽管这不代表她不爱我。她爱得情真意切，却丝毫不得要领。毕竟没人是完美的。
我仍然没有得出一个满意的定义。好吧，再换个说法：爱是一种精神状态，人处于这种状态时，会珍视他人胜过自身，把他人的幸福快乐视为自己首要的关心目标。我总感觉这个定义有点妥协的味道，就像某个委员会煞费苦心制订出了一个提案，又做了不少幕后交易才让它获得多数票通过。不管那么多了。这个定义不行也得行。
接下来是最困难的部分：把这个定义套用到我自己身上。要说我珍视她胜过自己，那实在吹得有点离谱了；但是，考虑到我拼尽全力也要把自己绞成碎肉，以打破她复活我的企图，我似乎真是把自己看得一文不值，即价值为零——如果不能为负的话。她在我眼中的价值至少是大于零的。至于另一句话：好吧，我想，为什么不呢？相守三十年不是件微末小事，无论期间是好是坏抑或糟糕透顶，它毕竟延续了如此漫长的时间，有它的分量，不是随便说句拜拜或者一转身，就能抛在脑后的。我回想了一下这些年来自己耳闻目睹的几段包办婚姻：那些夫妇从一开始就互相看不顺眼，之后也没能培养起多少感情，尽管如此，相伴好歹胜过独自一人。不，这个例子没有举好。我想说的事实很简单：我过去之所以没有离开她，仅仅是因为我根本无法离开。无论我逃去哪里、如何伪装，她总能跟上来。真有点类似那句老话：就算走到天涯海角，你也无法摆脱自己。同心，同德，同体。
我想，我已经和她绑在一块儿了，就连死亡也没法把我们分开。倘若我把余生都用在让她幸福快乐这事上头，或许不失为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假如这问题还有任何解决的可能的话。你这是在想些什么啊，我对自己说，你疯了吧。可是——
没错。可是。
抛开动机不谈的话，我这辈子确实过得无可指摘，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不论从哪个方面看，我都是个把爱献给了全人类的人。我心怀恶劣的意图，却造就了美好的结果，与过去的她截然相反。或许，爱这种东西只有在冷却状态下，才能锻造出成果。就像金属薄片，经历千锤百炼，才能被敲打成可用的形状。它和金属条不同，不能在火里烧成白热状态，然后弯折、流动、镦粗(3) ，最后完美成型，甚至在表面印上锤头的标记。它太单薄、太脆弱、太易碎，经不起被烧得赤热。或者，再打个好懂的比方吧：战争打起来怒火滔天、轰轰烈烈，停战议和却是个缓慢又艰难的过程。双方得一步一步地妥协，弃其不欲弃、为其不欲为，目的是达成一个共识，让彼此尽管不情不愿，但终于能说一声：将就了。
如果死不了，能够“将就”活着便是最好的打算了。
“那么，”她说，“你现在想怎么样？”
我一声叹息，说：“你没听清我的话么。”
“不，我听清了。”她皱起眉头，“只是——如果你不喜欢偷东西，那你喜欢 什么？”
这话令我不禁莞尔。“你猜怎么着，”我说，“过了太久，我都忘记了。但重点不是这个。重点其实很简单：我想让你开心。”
“噢。”她说。
她带我去了卡里西昂山的顶峰。
那是全世界的顶点，人们这样说。我们曾经相信，卡里西昂是诸神的居所。他们住在巨大的金色宫殿里，周围云封雾锁。据世人所知，从未有人类到那里去过——当然，除了她和我。但是，我觉得我俩不能算在“人类”里头了。
我呼吸困难，还以为自己哮喘发作了。但她解释说（与此同时，她施法在我们周围罩了个球形气泡）：山顶的空气十分稀薄，几乎没有用处。我放眼望去，只见一片云海。我什么都没说，可她大约从我的表情猜到了我的想法。她嘴里念念有词，于是云破日出，让我看见了底下的整个世界。
当你站在一个至高点，能够一览整个世界的时候，全世界看上去是什么模样？呃，在我眼里，就和拼布棉被差不多，就是你在贫民家里看到的那种。一看见拼布棉被，我就不禁联想起探望退休的仆人和穷亲戚。
“如何？”她问。
“什么如何？”
“这些都可以是你的。”她说，“只要你想要。”
我俯瞰着地面上的王国。我能看见贝洛伊萨海湾蓝色的曲线，还有湾内沿岸的山脉；群山之外是瑟瓦蒂亚，梅索格大草原，名为“舞厅地板”的平原缓缓倾斜向帕诺萨伊克海。我能清清楚楚地瞧见亚薇尔洛半岛上的弯曲山脊。其间有一点闪耀的光芒，一定是亚彻神庙的金色穹顶。我四下缓缓寻找，终于看见了耸立在库瓦斯城上方如针尖般的塔群。我曾经去过的所有地方，未来可能前往的所有地方，在这里都一览无遗。“那又有什么意义呢？”我问。
她叹了口气，然后云海翻涌着合拢了。空气冷得让人难受。“我想回地面去了。”我说。
“有一次你说，”我开口问，“你见过萨洛尼努斯。是真的吗？”
她耸耸肩，“真的。”
“我想，我希望能见他一面。”
她久久地、疲惫地看了我一眼，“你真的想吗？”
“真的。”
一声叹息。“好吧，”她说，“我看看能做些什么。”
我对她信心十足，可能比她本人更有信心。不过，她终究找出了法子。想回到过去，你显然得绕着整个世界从西往东飞，飞得比无敌骄阳的光箭还快。我并不是无敌骄阳的信徒，好在这一点不构成障碍。我本来还好奇，到时我们要坐在什么交通工具里面绕着世界飞？然而时机一到，她只是口中念念有词，然后我们突然就浮在半空中了。我闭着眼睛尖叫起来。其实，我完全感觉不到自己在移动。尽管深感可耻，我还是得承认自己吓尿了裤子，而我上回尿裤子都不知是多久以前了。
她在冲我喊些什么，可我听不清内容。于是她喊得更大声了：“安静点儿！”
我睁开双眼，发现我们还站在原地，和刚才相比一动未动。看样子失败了。
“好，”她说，“我们到了。”
不，我们没到。我想开口反驳，却意识到我们所在的地方是维克多利努斯广场，而这地方四百年来从没变过样。唯一的例外是议事大楼，它曾被烧毁又重建。我扭头朝它看去。它的屋顶是平的，而非穹顶。噢，我暗叹。
“到这地方，”她说，“来的时候其实挺容易，回去就有些麻烦了，我们也许得绕绕远路。”
“我们来这儿干吗？”我问。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她看着我，说：“你想见萨洛尼努斯。”
噢是的，我想见他。可我死活也想不起来为什么了。“没错，”我说，“我们去找他吧。”
我们开始朝官衙走去。“我们干吗走这条路？”我问。
她冲我微微一笑。“因为，”她说，“我百分之百确定他在什么地方。跟我来吧。”
官衙。我努力回想着。那地方是不是正好在举办一场什么仪式，比如颁发荣誉学位，或是授予金色马蹄骑士爵位之类？可这种仪式通常都是在皇宫或蓝色尖塔举行。据我回忆中的历史课内容，四百年前，官衙只是审判犯人的地方。
“有意思。”我说，“我们真的要见到萨洛尼努斯了？他是我心目中的完美英雄啊。”她走得飞快，我一边说话一边追赶她的步子。挺不容易的。“我一直觉得，假如神要审判全人类，说：‘给我指出一个毕生德行无亏的人来，不然我就发场大洪水，把你们统统淹死。’这种时候我们不用担心，只要用手指指萨洛尼努斯，神就会说 ： ‘抱歉，耽搁你们的时间了。’他的头脑一定是人类当中最棒的。”
“走这边。”她说。
她带我走进一条窄巷。我认得这巷子，里面有家我以前常去的酒馆，那儿 的常客都是赌徒和喜欢高谈阔论政治的年轻人。酒馆花园和旧监狱共享一堵后墙。到达那儿后，我才意识到酒馆还没建起来，而旧监狱这时还是新监狱。旧监狱墙上有道门，本是用墙围起来的，里面放了个冬天温酒用的铜罐，新监狱的门外却还没有这道墙。门口有两个执勤的看守，出于某种原因，他们都睡着了。
“噢，别这样。”我说。
“这边走。”
我记得是贾里库斯担任首席执政官的时候，人们把旧监狱的内墙全部敲碎，将其改造成了一个宽阔的大厅，用来接待外宾。我大约十二岁那年，也被父亲带去过那里。我记得在那儿见到了一个又老又肥的秃头男人，是个大人物，尽管我想不起他叫啥了。看到眼前的内墙，我真心感叹：几堵墙竟能造成天壤之别。
监狱这种地方，我得承认，实在不是我的菜。“我不喜欢这地方，”我告诉她，“我们回去吧。”然而她就像没听见我的话似的，只顾低声念叨着方向：第三个岔道口左转，第二个岔道口右转，第一个右转，第三个左转。我是个路痴，只好任由她集中精神找路了。
“三，”她说，“四，五，六。”她停了下来。我们站在了一扇结实的橡木门前。我们位于一道光线阴暗的石廊里，前面排列了差不多一百扇一模一样的门。这里弥漫着一股熟悉的气味，令我胃里翻腾不已：尿骚味、煮白菜味、铁锈味的混合体。墙根三英寸处结了一层白色的硝石垢痕。有些东西从古到今都没变过。
“肯定搞错了。”我说。
她却用下巴指指牢门。“建城277年，帕拉利亚月十七日。”她说，“他在这里面，我百分之百确定。你准备好了吗？”
“他是为什么被关进来的？”
“偷鸡。”她说着，把一只手掌平放在门上。我听到一道拨弦似的声音，接着是一记响亮的“咔嚓”，然后门晃悠开了。
我跟在她身后走进门内。有个男人躺在屋里的一张石台上，一只手正好放 在裤裆里，一见我们，他立马把手抽了出来。男人看上去有六十岁，个头矮小，上半身消瘦，一脸乱糟糟的花白络腮胡子。他瞪着她。
“噢，天呀，”他说，“是你。”
“你好。”她说。
他把脸转向了墙壁。“滚。”他说。
不必问，我也知道了。萨洛尼努斯。
“别这样。”她说，“我是来救你出去的。”
“拜托。”萨洛尼努斯对着墙壁说，“不需要。真的。”
“如果你留在这儿，”她说，“他们会吊死你的。”
“什么？”我说，“就因为偷了只鸡？”
她瞪了我一眼。萨洛尼努斯仿佛根本没听见我的话。我突然觉得，他压根儿没意识到我的存在。“那又如何？”他说，“我不在乎。”
我想起来了：四百年前，盗窃仍然是一项死罪。“别犯傻了。”她恳求道，“你 知道不管怎样，我都会照顾你的。走吧，趁卫兵还在其他地方巡逻。求你了。”
我隐约记得，萨洛尼努斯在五十四岁发表了最后一篇影响重大的炼金术论文。这之后再也没有关于他的确切记载。人们一般认为，他退休后安宁地度过 了余生。“我只希望，”他说，“我只希望你别来打扰我。”
她扭头看向我。显然，怎么做取决于我。“看在神的分上，”我说，“你不能 眼睁睁留他在这儿等死。他是——”
她微微点了点头。然后，牢房的后墙轰然倒塌，扬起一团尘雾。
“这么说吧，”四百年零五分钟后，她说，“你又干了一件了不起的好事。你救了萨洛尼努斯一命。”
经历刚才那段原地不动的飞行，我仍然头昏脑涨。“他是个偷鸡贼。”
“是的。而你救了他，不然他死定了。”
我几乎站不稳，只得在湿漉漉的铺石地板上坐下。“他是个贼。”我重复了一遍。
“和你一样。”
“对啊。”我恶狠狠地瞪向她，“是不是因为你？”
她耸耸肩。“他天性如此，”她说，“尽管大部分被压抑了，可这就是他的天性。他一辈子都在惹麻烦。他一直都没什么钱，你知道的。”
“可他写了《基本原则》啊。”
她在我身畔坐下。“噢，没错。”她说，“事实上，是在监狱里写的。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监狱里写的。因为没有别的事情可做。”
“可那——”
她冲我莞尔一笑。“如果你愿意，”她说，“我们可以去四百年以后，看看别人替你塑的雕像。”
我大张开嘴，却一丝声音也发不出来。也许，幸好发不出来。
“你的雕像，”她一边说，一边用手指了指，“会在那里，”她说，“就在邮局旁
边。是镀金的铜像，出自佩拉奇亚之手。你会喜欢他的手笔的，非常卓越。”
“雕像……”我说。
“当然了。你可是推翻了共和国的人啊。”
我长长地、深深地吸了口气。“推翻共和国的是费沃里安。”我说，“维克多利努斯二世。”
“不，”她说，“是你。九十年后，他们就会发现事情的真相。理事会垮台后， 他们建立了第二共和国。再过二十年，他们就会塑起你的雕像。很不幸他们把你的名字拼错了，可我也没办法。”
我看着她。“你爱过他吗？”我问。
“谁？噢，你说萨洛尼努斯。是的，”她说，“深爱过。”
“后来发生了什么？”
她转身看着我。“我遇上了别人。”她说。
从那一刻起，我意识到自己——该怎么说来着？事先被提了个醒？我得知迟早有一天，她会选择别人，而我们就到此为止了。这个想法令我惊愕又恐惧。我会失去她。我爱她。
或许这才是爱的本质——意识到会失去。在明白这一点的瞬间，我对她的爱突然变得无比之深。
从很多种意义而言，那段时光都如田园牧歌一般美好。那段日子持续了十七年，尽管这十七年如同弹指一瞬，仿佛我们从东飞到了西、速度比无敌骄阳还快：我们静止不动，地面却在我们周围猛烈地旋转，就像钻头的夹盘。我无比确信，那是我人生中最开心的时光——我知道有一天会失去她，知道一切终将结束，还知道一切结束后我会颓丧悲惨得超乎想象。我想可以这么说：这是由坏原因造就的好结果，或者说，因为注定的悲剧而产生的美好。坦白地说，如今的我已经想不透这种事，也不在乎了。如果你有兴趣了解更加严谨专业的道德学理论，不如去翻翻萨洛尼努斯的相关著作；前提是，你在乎一个偷鸡贼的见解的话。
还记得那些被人驯养的鸬鹚吗？它们成天捕鱼，却一只也吃不下肚。它们和我的区别在于，它们的项圈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一刻来临时，我们正好倚在马勒斯汀的柯里斯堤岸上观赏鸬鹚，望着几叶扁舟在夜潮中沉浮。我觉得，这世上再没有比柯里斯更美的地方了。当然，当年的柯里斯和现在不是一个模样，还没有修建起新码头。我记得，当时我在想：要是这个瞬间能永远延续下去，那该多好啊。这念头是很老套，可根据我的经验，爱情确实就是这么千篇一律。我依稀记得，当时她在吃苹果，我则拿着一本书，《梅森蒂亚的安提戈谈道德责任》；我觉得是这本。我本该在大学一年级就读这书的，却一直没抽出空来。然而我只读了不到半小时，目光便完全被扁舟和鸬鹚吸引住了。
“我们应该去巴林斯。”她说，“在入海口看日出，那可是世上最美的景色。你会喜欢的。”
“我很乐意去。”我说，“什么时候动身？”
“只要你愿意，随时都行。”
然而，我想，就是在那一瞬间，她瞧见了他。他站在一叶扁舟的船尾，正转过头去，兴高采烈地冲着后船上的老头儿在喊什么。他只是个男孩，不过十八九岁。他也许刚刚逮到了很多鱼，或者是为了别的什么，我不确定，总之他看上去充满快乐，洋溢着纯粹的幸福。我不过瞥了他短短一眼，却足以令这个瞬间深深刻入脑海——就算后来什么也没发生、我也无缘再见他一面，恐怕我同样会记住这个场景。我想，他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我本来已经不相信这世上还存在那么多的快乐了。
“你猜我想来点儿什么？”她说。当时我并没有看她，故而也猜不出她脸上是什么神情。
“什么？”我问。
“刚刚烤好的马鲛鱼，蘸着蜂蜜和黄芥末酱。”她说。
我笑出声来。多少年来，我不管吃什么都味同嚼蜡，也怀疑她压根儿就不 需要进食。可那又如何，我想，她想吃就吃呗。“要吃这个，现在可是天时地利啊。”我说。
天有些凉了，而我外出时只穿了一件束腰外袍。我们走上前去，选购马鲛鱼。她似乎没有径直走向那条船，那个一脸欢快的男孩的船；但当我们走到他跟前时，她开始仔仔细细地检查每一条鱼，问起了一些非常内行的问题。咱们回家见，我对她说，然后走开了。我沿着步道一路返回，隐隐约约回想起了马鲛鱼的味道，这似乎是我当时脑子里唯一的东西。
两天后，她说：“结束了。”
我没明白她的意思，“什么？”
“你和我结束了。”她说，“很抱歉，但我不爱你了。我认识了别人，爱上了别人。”
当时，这番话来得毫无道理。听她的语气，我知道她没在开玩笑。我似乎说了句什么，比如“不可能，你是爱我的，永远都爱”之类，总之是非常傻气的话。她只是看着我，然后摇了摇头。“对不起。”她重复了一遍，然后说，“你最好离开了。”
我当时穿着轻便的夏装，口袋里只有两安吉尔外加十四枚散币。我转身走出房门，走进了世上最美的落日光辉里。那是四十一年以前的事了。
她离开我的第五天，我做了个梦。梦长得很像她，不过话说回来，我所有的梦都像她。可这个梦问我：假如从今往后，你再也不必失去所爱之人，那会怎样？
我说：我得好好想想。
我想，大约六年前，我又见到她了，可我并不确定。当时，我正从自己做工的箍桶场下班回家——我干各种杂活儿，磨刀，搬运货物，尽量让自己成为有用之人——这时，我望见了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他们正穿过边门朝海岸走去。我只瞧见了那个女孩的后脑勺，却把男人的脸看得一清二楚。他们伸着胳膊搂着彼此的腰，然后我听见他大笑起来。如果那个男人真的是他，那他肯定已经不再是个渔夫了：他举止潇洒，穿着昂贵的衣裳——就是我与他同龄时能买得起的那种衣裳。假如那对男女真是他们，那他们看上去无比快乐。
我说：我得好好想想。
我至今仍在想。
（贝阿朵译）
(1) 一种欧洲常见的有毒香草。
(2) 故事发生在与古罗马近似的架空世界，作者用拉丁文杜撰了独特的纪年纪月体系。
(3) 一种令材料成型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