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资本主义简史

老师林托特太太:拉奇,你认为历史是什么?

学生拉奇:我可以随便说吗?不会挨揍吧?

林托特太太:我会保护你。

拉奇:我怎么定义历史?它就是烂事一件接着另一件。

——阿兰·本奈特(Alan Bennett),

话剧《历史系男生》(The History Boys )

烂事一件接着一件:历史有什么用?

2006年电影《历史系男生》(由2004年阿兰·本奈特的卖座话剧改编)讲的是,英国谢菲尔德一群贫困但聪明的高中生通过奋斗考进牛津大学历史系的励志故事。电影中那句“一件烂事接着另一件”可能也是许多人对历史的看法。

许多人认为经济史 或关于各经济体如果发展演进的历史尤其没意义。我们真的需要了解两三百年前发生的事,才能理解自由贸易促进经济增长、高税负不利于财富创造、简化手续促进商业活动吗?这些智慧和其他当代的经济学智慧,不都是出自逻辑上无懈可击的理论,并且被当下海量统计数据检验过了吗?

大部分的经济学家都同意这种说法。经济史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一直是绝大多数美国大学经济学研究生的必修课,但如今许多高校都不开这门课了。越来越多的理论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史说得好听是一个无害的消遣,像“猜火车”之类,说得难听就是那些无法处理像数学和统计学这样“难搞的”学科 [1] 的脑力劳动者的避难所。

但是,我还是要向读者讲述资本主义简史(其实也没多简),因为对这段历史有一定了解,对完全理解当下的经济现象至关重要。

生活比小说更离奇:历史为什么重要?

历史影响当下。这不仅是因为历史发生在过去,还因为历史(准确地说,是人们自以为了解的历史)影响人们的决策。许多政策建议都有历史实例支撑,因为再没有什么比引人入胜的真实事件(不管成不成功)更能说服人了。举个例子,那些提倡自由贸易的人往往会指出,英国以及之后的美国就是因为自由贸易才成为世界经济超级大国的。如果他们意识到他们所知道的历史是不正确的,他们就不会在政策建议上那么振振有词,也更难说服其他人了。

历史还迫使我们质疑一些理所当然的假设。一旦你知道今天不能买卖的许多东西,比如人(奴隶)、童工劳动、政府官职,在过去是可以买卖的,你就不会认为“自由市场”的边界是由某个永恒的科学定律划出来的,进而认为它可以重新界定。当你知道,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增长最快的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管制多税负重,你就会立刻怀疑“减税和减少管制才能促进增长”的正确性了。

历史能够凸显经济理论的局限。生活往往比小说还离奇,历史上有许多成功的经济经验(国家、公司、个人,各个层面都有),任何单一的经济理论都没法对其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比如,如果你只读《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你只会听到新加坡的自由贸易政策以及它对国外投资的欢迎。你可能会因此认为,新加坡的经济成功,证明了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最有助于经济增长。但如果你听说,新加坡几乎所有的土地都是政府的,85%的住宅都是由建屋发展局提供,国家产出中22%来自国有企业(而世界平均水平是10%左右),你就会怀疑之前的结论了。没有哪一个学派——不管是新古典,马克思主义还是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可以解释新加坡这种自由市场和社会主义的成功组合。像这样的例子会让你对经济理论的威力有了更多的怀疑,在得出政策结论时更加谨慎。

最后一点也很重要。我们之所以读史,是因为道德责任——我们应该尽量避免拿民众做“活体实验”。从前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央计划(以及后来该阵营中俄罗斯等国的“大爆炸”式改革,回归资本主义),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后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紧缩”政策导致的灾难,再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和英国“涓滴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的失灵,历史上有太多的激进政策实验,摧毁了数百万乃至数千万人的生活。研究历史没法让我们完全避免犯错,但在制定能够影响民众生活的政策之前,我们应该尽力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如果你被上面任何一个观点说服了,那么请将这章余下部分读完。在其中,有很多你以为你知道的历史“事实”可能会受到挑战,你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也因此会发生些许改变。

乌龟vs.蜗牛:资本主义黎明前的世界

西欧发展非常缓慢

资本主义起源于十六七世纪的欧洲,更准确地说,是起源于英国和几个低地国家(也就是今天的比利时、荷兰)。为什么起源于这些地方,而不是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跟西欧有得一拼的中国或印度呢?这后来成了学术界激辩多年的一个主题。各种解释都有,比如中国的士大夫鄙视太现实的追求(如工业和商业),发现美洲新大陆,英国煤矿的分布有利开采,等等。在此我们没必要一一检视这些观点,反正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发端于西欧就好了。

在资本主义兴起前,西欧社会跟所有其他前资本主义社会一样,变化非常缓慢。社会基本是以农业这个千百年来技术没什么实质变化的产业为中心,再加上非常有限的商业和手工业而已。

在公元1000—1500年(中世纪)的西欧,人均收入 (income per capita)每年增长0.12%。 1 这意味着,1500年的收入仅仅比1000年的多出82%。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这个增长量,中世纪的西欧用了500年,而21世纪的中国只用了不到6年(2002—2008年,每年增长11%)。也就是说,在物质进步方面,当下中国1年取得的成就等于中世纪西欧83年(中世纪的人需要经历三代半人的时间才能见到这样的进步,因为那时的平均寿命只有24岁)。

但中世纪西欧的发展仍然超过世界其他地方

别看西欧发展这么慢,跟亚洲和东欧(包括俄国)比起来,它仍然是在冲刺呢!亚洲和东欧的增长率,只有西欧的三分之一(0.04%)。西欧的增长可能像乌龟在爬,但世界其他地方就像蜗牛。

资本主义的黎明:1500—1820

资本主义缓慢诞生

资本主义诞生于16世纪。但它的诞生非常缓慢,慢到我们很难从数据上看出来。在1500—1820年的西欧,人均收入的年增长率为0.14%,实际上和1000—1500年的增长率(0.12%)差不多。

到18世纪末,英国和荷兰的增长才明显加速,特别是在棉纺织和冶铁这样的部门。 2 结果英国和荷兰在1500—1820年的人均经济产出增长率分别达到0.27%和0.28%。以现代标准来看,这个增长率非常低,但在当时已经是西欧平均水平的两倍了。这个现象的背后,其实包含了许许多多的变化。

新科学、新技术和新制度的出现

首先是文化的转向。在理解世界上比以前更“理性”了,这促进了现代数学和现代科学的兴起。其中有许多观念是从阿拉伯世界和亚洲传入的 3 ,但到了16和17世纪,西欧开始加入自己的创新。现代科学和现代数学的创立者,如哥白尼、伽利略、费马、牛顿和莱布尼茨,都属于那个时代。科学的发展并没有立即带动经济,但它促成了后来的知识系统化,后者使得技术创新较少依靠个人,因此也就更容易转移。这些都推动了新科技的传播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增长。

18世纪出现了几种机械化生产系统的前导科技,尤其是在纺织业、炼钢业和化工业。 [2] 就像亚当·斯密的别针工厂一样,借助于19世纪初被广泛使用的连续流水线(即连续装配线),劳动分工愈来愈精细。这些新的生产技术能够出现,一个关键的驱动力是增加产出的渴望,产出增加就能卖得更多,最后赚得更多。换句话说,这个驱动力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扩散。正如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所说,产出增加,分工就可以更精细,而更精细的分工反过来又能提高生产力,从而增加产出。一个产出增长与生产力增长的“良性循环”就此开启。

为了适应资本主义生产的新情况,新的经济制度出现了。随着市场交易的扩散,银行就必须做出变革,以促进交易的方便顺畅。有些投资项目需要巨额资金——有时甚至超过世界首富的财富,这促使公司法人制度(或者说有限责任公司)以及股票市场的发明。

殖民扩张开始了

西欧国家从15世纪初开始迅速向外扩张。这个扩张被美化为“发现的时代”(Age of Discovery),实际上就是通过殖民政策,侵占土地与资源,抓土著做劳力。

15世纪末,先是葡萄牙人到亚洲,西班牙到美洲,随后西欧各国也开始行动,对殖民地进行残忍掠夺。到18世纪中叶,北美被英国、法国和西班牙三国瓜分。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则被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统治着,一直被统治到19世纪(分别是10年代和20年代)。在这个时期,印度部分地区被英国、法国和葡萄牙统治。英国主要统治孟加拉和比哈尔,法国占领东南沿海,葡萄牙则占据沿海多处,最大的是果阿。英国也在这段时期开始定居澳大利亚,并在1788年建立了第一个流放地。非洲并没有怎么受影响,沦为殖民地的只有沿海一些地方而已,比如被葡萄牙人占领的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等先前无人居住的岛屿和被荷兰人在17世纪占领的开普敦。

殖民政策走的都是资本主义路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东印度公司。一直到1858年,英国都是靠这家公司统治印度,而不是政府。这些殖民地的资源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欧洲。一开始的殖民扩张,主要是为了寻找可作为货币的贵重金属(金、银)和香料(特别是黑胡椒)。后来,殖民者在一些新殖民地(尤其是美国、巴西和加勒比海)建立了种植园,这些种植园使用了大量的奴隶,绝大多数是从非洲俘虏过来的。这时候的殖民扩张,主要是为了在这些种植园中生产蔗糖、橡胶、棉花和烟草等,然后运回欧洲。新大陆的一些农作物后来也被引进到欧洲和更远的地方,成为这些地方的基本食材。今天的人很难想象,以前英国没有薯片,意大利没有番茄和波伦塔(由玉米或甜玉米制成),印度、泰国和韩国没有辣椒。

殖民留下巨大的创伤

一个长久的争论是,如果没有16世纪到18世纪的殖民地资源——作为货币的贵金属,土豆、糖等食物,棉花等工业原料 4 ,资本主义是否还能发展起来。虽然殖民者从这些资源上获益巨大毋庸置疑,但如果没有这些资源,资本主义还是有可能发展起来。但可以确定的是,那些被殖民的社会因为殖民主义而满目疮痍。

原住民往往被灭绝,或者被赶到边界去,他们的土地,以及地上和地下的资源,统统被夺走。原住民被严重边缘化,以至于1492年欧洲人抵达美洲大陆之后,至今才出现过两位原住民国家元首。第一位是胡亚雷斯(Benito Juarez),1858—1872年任墨西哥总统;第二位是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2006—2019年任玻利维亚总统。

上千万非洲人(一般的估计是1200万)被欧洲人和阿拉伯人捕获,并作为奴隶被运往各地。这不仅对那些变成奴隶的人来说是一个悲剧,对非洲社会来说也是。这几乎耗尽了这些社会的劳动力,还摧毁了他们的社会结构。殖民时代结束后,许多国家都是凭空建起来的,国界线随意乱划。这至今仍影响着这些国家的国内和国际政策。很多国家的边界直线就是一个例证。自然国界往往是沿着河流、山脉和其他地理特征来分割,不可能是直线。

殖民主义往往意味着,殖民地中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的已有生产活动被蓄意破坏。我们在第2章提到,在1700年,英国为了振兴本国的棉纺织业,禁止从印度进口棉纺织品(印花棉布),这对印度的棉纺织业是一次重大打击。但印度棉纺织业的彻底毁灭,则是由于19世纪中期英国机械化生产的棉纺织品的大量涌入。作为殖民地,印度没法使用关税或其他政策保护本国产业对抗英国产品的进口。1835年,东印度公司的总督本廷克勋爵(Lord Bentinck)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纺织工人的白骨漂白了整个印度平原。” 5

工业革命:1820—1870

资本主义真正起飞是在1820年左右。明显的经济增长加速席卷整个西欧,然后再到北美洲和大洋洲。1820年之后五十年的发展突飞猛进,这个时期通常被称为工业革命时期。 6

在这五十年间,西欧人均收入每年增加1%,跟今天相比,增速真的算非常慢了(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那所谓“失去的十年”就是这个增速)。但比起1500—1820年那0.14%的增速,这个已经算飞速了!

人均寿命17岁,一周工作80小时:一部分人的悲惨世界

虽然人均收入增加了,许多人的生活标准却大大降低了。掌握旧技能的工匠,如纺织工匠被机器取代,丢掉了饭碗。而操作这些机器的工人,不需要什么技术,工资也更低,很多还是童工。许多机器本身就是为孩童量身定做的。工厂工人和为其提供物料的小作坊工人,一周工作七八十个小时再正常不过,有的一周工作超过100个小时,且通常只在周日休息半天。

工作条件极其恶劣。在英国,许多棉纺工人因生产过程吸入粉尘而死于肺病。城市工人阶级住在拥挤的环境里,有时候十五到二十个人挤一个房间。数百人共用一个厕所更是常见。他们像苍蝇般死去。在曼彻斯特的贫民区,人均寿命只有17岁 7 ——比诺曼征服前(1000年)的英国人均寿命还要短30%(当时是24岁)。

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兴起

既然资本主义制造了这么多的苦难,出现各种形式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就不足为奇了。有些人就只想回到过去。19世纪10年代出现了一批卢德分子(the Luddites)。他们原本是英格兰的纺织工匠,后来由于机械化生产丢了工作,因此转而去捣毁机器——他们失业的罪魁祸首(直接原因)和资本主义进步的最明显象征。一些人则通过自由结社,试图建立一个更美好、更平等的社会。威尔士商人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试图纠集一群志趣相投的人,建立一个集体工作和生活的社会,很像今天以色列的基布兹(kibbutz,集体农场)。

不过,最重要且最有远见的反资本主义者是德国经济学家和革命家卡尔·马克思(1818—1883)。他大半生流亡英国,连死后都葬在伦敦的海格特公墓。马克思将欧文等人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因为这些人相信后资本主义社会能够建基于田园牧歌式的集体生活之上。他把自己的理论称为“科学社会主义”,他认为,新社会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成就之上的,而不是拒绝使用它们。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在生产资料上消灭私有制,但必须保留资本主义的大型生产单位,这样才能利用他们的高生产力。此外,马克思建议,社会主义社会还应该向资本主义企业学习一点,那就是经济事务由中央计划,就像资本主义企业所有运营由其中央规划一样。这被称为“中央计划 ”(central planning)。

马克思以及他的许多追随者(包括俄国革命领袖列宁)都相信,社会主义只能通过工人领导的革命才能实现,因为资本家不可能自愿放弃他们所拥有的一切。然而,他的另一些追随者则认为,资本主义的问题可以通过议会民主制进行改革得到缓解,而不需要废除这个制度。这一派被称为“修正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代表人物有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和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他们主张对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进行规定,同时发展福利国家。

现在回过头来看,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等改革家所提倡的主张,就是今日所有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所采用的。但是在当时,确实看不出工人的处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会变好,很重要的原因是大多数资本家强烈抵制改革。

1870年左右,工人阶级的条件有了明显改善。工资涨了。至少在英国,成人的平均工资高到能允许工人购买生活必需品之外的东西了,有些工人一周的工作时间也少于60个小时了。1800年期望寿命是36岁,1860年就增加到41岁。 8 到这个时期结束时,福利国家开始出现,1871年德意志帝国首相俾斯麦提出的《工伤事故保险法》是其标志。

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神话:资本主义发展的真相是什么?

19世纪西欧及其旁支国家的资本主义突飞猛进,通常被归因于自由贸易 (free trade)和自由市场 (free market)的传播。这种观点认为,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发展,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政府没有收关税或者限制国际贸易(自由贸易)——更一般地说,没有干预市场(自由市场)的运作。英国和美国之所以能够走在其他国家的前面,就是因为他们是第一个采用自由市场以及(尤其是)自由贸易的。

而没有比这更偏离事实的了。不管是在英美还是在其他西欧国家,在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政府都发挥了主导作用。 9

英国,保护主义的先驱

从亨利七世在位期间(1485—1509)开始,都铎王朝的君主都有意通过政府干预促进羊毛纺织业的发展。这个行业在当时的欧洲是高科技行业,由低地国家(今日的荷兰、比利时),特别是佛兰德斯(Flanders)主导。关税 (进口税)使得英国的生产者不用遭受来自低地国家生产者的竞争。为了获得先进技术,英国政府甚至出资赞助,引进熟练的纺织工匠——主要来自佛兰德斯。现在那些姓弗兰德斯(Flanders)、弗莱明(Fleming)或者弗莱明(Flemyng)的英国人或美国人,都是这些工匠的后人。如果没有这些政策,就不会有《007》系列小说和电影(作者伊恩·弗莱明),和盘尼西林(由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了。而且在我看来,如果《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 )中霍默(Homer)的圣人邻居不叫内德·弗兰德斯(Ned Flanders),而是叫内德·兰开夏(Ned Lancashire,兰开夏为英国工业革命的发源地),笑点就会减少很多。英国在都铎王朝之后还在延续这些政策,到18世纪,羊毛纺织品已经占英国出口总额的一半左右。如果没有这笔出口收入,英国根本没能力进口工业革命所需的食物和原材料。

1721年,英国政府加快了干预步伐。英国第一任首相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 10 推出了野心勃勃、范围广泛的工业发展计划。这个计划为“战略”产业提供了关税保护和补贴(特别是为了鼓励出口)。英国能够在18世纪下半叶开始领先其他国家,有一部分要归功于沃波尔的计划。到18世纪70年代,英国已经把其他国家远远抛在后头,以至于亚当·斯密看不出保护主义的必要,也不觉得需要其他形式的政府干预来保护国内的生产者。一直要到《国富论》出版近一百年后的1860年,英国才完全转向自由贸易。这时英国的工业霸主地位已经无法撼动:制造业产出占世界制造业总产出的20%(1860年),工业制品的国际贸易量占到世界国际贸易量的46%(1870年),而人口却只占世界人口总量的2.5%。拿这些数据跟当下的中国做个对比会更直观。今天中国的前两个数据分别是15%、14%,但中国的人口却占到世界的19%。

美国,保护主义的拥护者

美国的例子更有意思。在英国的殖民政策下,美国制造业的发展受到故意压制。据报道,在第一次听说北美殖民者想要从事制造业时,时任英国首相的老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Elder)(1766—1768)说:“一个马掌钉都不让他们生产!”

美国独立之后,许多美国人认为,如果他们国家想要和英国或法国这样的国家打交道的话,就必须实现工业化。这个阵营的领导者就是主管美国经济的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也就是10美元纸币上的那个人。1791年他向国会提交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Report on the Subject of Manufactures )中提到,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比如美国,必须保护和扶持“幼稚产业”以对抗强大的国外竞争者,直到这些产业长大。这被称为“幼稚产业理论 ”(infant industry argument)。汉密尔顿提出使用关税和其他方法帮助幼稚产业,对基础设施(特别是运河)进行补贴或公共投资,制定专利法鼓励新发明,并提出改进银行体系的方法措施。

一开始,美国南方拥有奴隶的农场主(后来主导了美国政治)对汉密尔顿的计划进行阻挠。他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去买“美国北方佬”(Yankee)的劣质产品,而不是直接从欧洲进口更好更便宜的东西。1812—1816年的英美战争(又称美国第二次独立战争,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美国本土被入侵的战争)之后,许多美国人转而支持汉密尔顿的主张: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强大的制造部门,而这个强大的部门如果不通过关税和其他政府干预,根本不可能出现。唯一的遗憾是,汉密尔顿没法看到他的设想被实现了。1804年,他在一次手枪决斗中被射死了,射杀他的人是时任美国副总统的阿伦·伯尔(Aaron Burr)(那是个野蛮的时代,当时在任美国副总统射杀了前财政部长,却没人进监狱)。

从1816年开始,美国贸易政策的保护主义色彩越来越浓。到了1830年,美国的平均工业品关税已经是世界最高,这个状态一直持续了一百年(几乎每一年都是),直到“二战”爆发才结束。那这一百年里,很多国家的关税就低得多,比如德国、法国和日本。而这些国家,在现在的人眼里,是跟贸易保护主义联系在一起的。

在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这一百年的前五十年,贸易保护主义和奴隶制、联邦主义一起,一直是美国工业的北方和农业的南方争论的焦点。这些议题最后靠美国内战(1861—1865)解决了,最终北方获胜。北方的胜利毫无悬念。北方的胜利,完全是因为它在那五十年里借着保护主义这堵墙发展了制造业。在玛格丽特·米切尔(Margaret Mitchell)那部经典小说《飘》中,男主角白瑞德(Rhett Butler)跟他的南方同胞说北方会赢得这场战争,因为他们有“工厂、铸造厂、造船厂、铁矿和煤矿——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南方)所没有的”。

自由贸易的扩张——大多通过不自由的方式

自由贸易确实不必为资本主义的兴起负责,但整个19世纪它确实都在扩张。有一些扩张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带。英国选择自由贸易,以及西欧国家之间签订了一系列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free-trade agreements,FTA)——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指两国各自向对方取消进口限制和关税。但大部分的扩张是发生在资本主义的外围,比如拉丁美洲和亚洲。

导致扩张的,是你一般不会跟“自由”这个词联系在一起的东西——那就是武力(force),至少是武力威胁。殖民是“不自由之自由贸易”最明显的途径,但也有许多没被殖民的国家也都被武力胁迫接受自由贸易。通过炮舰外交(gunboat diplomacy),他们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 ,交出关税自主权 (tariff autonomy,制定关税的权力), 11 他们只允许以很低的统一税率(3%—5%)收取关税,虽然可以增加一点政府收入,但不足以保护幼稚产业。

最臭名昭著的不平等条约,是1842年中国在鸦片战争战败后被迫签订的《南京条约》。但更早的发生在19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拉丁美洲国家,当时这些国家一独立就签下了不平等条约。19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奥斯曼帝国(土耳其前身)、波斯(现在的伊朗)、暹罗(今日的泰国)甚至日本等一系列国家都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拉丁美洲的不平等条约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陆续失效,亚洲的则要持续到20世纪。

殖民政策或不平等条约导致这些国家没能力保护和扶持本国的幼稚产业。这种无能是这段时期亚洲和拉美经济衰退的重大影响因素。这些地区在这段时期的人均收入呈负增长(分别是每年-0.1%和每年-0.04%)。

自由经济全盛时期:1870—1913

资本主义挂上高速挡:大规模生产的兴起

1870年左右,资本主义的发展开始加速。从1860年代到1910年代,科技创新不断抱团、扎堆出现,重工业和化工业也因此兴起,开始有了电器、内燃机、合成染料、人造肥料,等等。新科技的发展是通过对科学原理和工程学原理的系统应用,而不是像第一次工业革命一样靠某个人的实操经验和良好直觉。这也意味着,某个东西一旦被发明出来,都会很快被复制和迭代升级。

此外,由于大规模生产系统 (mass production system)的出现,生产流程的组织架构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移动 装配线(传送带)和可互换零部件极大降低了生产成本。这种生产系统至今仍是生产的支柱(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尽管1980年之后就不断有人说这套系统已经死了。

生产规模变大,风险、不稳定性增加,新经济制度应运而生

今天资本主义的制度,比如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法、中央银行、福利国家、劳动法等,在这个时期都已基本成形。发生这些制度转变,主要是因为更根本的科技和政治都发生了变化。

随着大规模投资的需求日益增加,本来只是少数有特权的公司所享受的有限责任制,被普遍采用了。也就是说,任何公司只要满足一些最低的条件,就可以采用有限责任制。由于吸引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了资本主义发展最强大的动力。

在1849年英国改革之前,破产法的重点在于如何惩罚破产商人,如果无法还债,这些债务人就得坐牢。19世纪下半叶一系列新法律,给了破产商人第二次机会,允许在企业重组期间暂停对债权人支付利息(正如1898年美国联邦破产法第11章规定的一样),并让债权人勾销部分债务。经商风险从此大大降低。

企业规模变大,银行也跟着变大。风险增加了,因为这时一个银行的破产能够动摇整个金融系统。为了控制风险,政府设立了中央银行,作为最后的贷款人。1844年,世界上第一个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成立。

为了改善工人阶级的处境,社会主义者的呼声越来越大,改革派也向政府施压。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许多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社会福利和劳动法案,工人从此享有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以及养老金。许多国家还禁止雇佣那些十岁或十二岁以下的童工,并限制十二岁以上童工的工作时间(一开始只是规定不能超过12个小时)。对妇女的工作条件和工作时间也有规定。遗憾的是,这并不是出于男人的体贴,而是歧视妇女。立法者认为,女人心智不如男人健全,因此可能会傻傻签下不利于自己的劳动合同,所以她们应该受到保护。这些福利和劳动立法改掉了资本主义最大的毛病,大量穷人过得更好了。不过一开始,也只是改善一点点而已。

这些制度改革促进了经济增长。有限责任和有利于债务人的破产法降低了商业活动的风险,因此鼓励财富的创造。中央银行,以及劳动和福利法规,分别加强了经济和政治的稳定性,使得投资增加,从而助推经济增长。这个全盛时期,西欧的人均收入增速加快,从1820—1870年每年增长1%,增加到1870—1913年的1.3%。

“自由”的黄金年代其实不那么自由

这个全盛时期通常被称为“第一次全球化 ”,是全球经济第一次整合为单一的生产和交换体系。许多评论者认为,这是各国选择自由 经济政策的结果。这段时期货物、资本和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几乎没有限制。这种国际层面上的自由主义,跟国内经济的自由放任政策(laissez-faire)共同发挥作用。他们认为,商业自由最大化、政府预算平衡(税收多少就花多少)和金本位是关键因素。然而,事实没这么简单。

自由主义,世界上最令人困惑的词语

几乎没有一个词比“自由主义”(liberal)更令人困惑。虽然这个词直到19世纪才被明确指示某种意识形态。但自由主义 (liberalism)的理念至少可以追溯到17世纪,由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约翰·洛克(John Locke)等思想家提出。古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将个人自由放在首位。从经济角度看,它指的是保护个人按其个人意愿使用财产的权利,特别是在赚钱上。依此观点,理想的政府应该只提供有利于实现这些权利的最少条件,例如法律与秩序。这样的政府被称为“最小政府 ”(minimal state)。当时在自由主义者之间最出名的口号是“放任”(laissez faire),所以那时候的自由主义也等同于自由放任主义。

今天,自由主义通常与民主画上等号,因为今日的自由主义者也强调个人的政治权利,包括言论自由。然而,在20世纪中叶之前,大部分自由主义者都还不是民主主义者。他们反对“传统和社会等级比个人权利优先”这样的保守观点。但他们也认为,并不是所有人都值得拥有这些个人权利。他们认为女人心智不健全,因此不该拥有投票权。穷人也不应该享有投票权,因为他们觉得穷人会选出没收私有财产的政客。亚当·斯密公开承认,政府“的建立实际上是为了保卫富人对抗穷人,保卫有些财产的人对抗根本没有财产的人”。 12

更令人费解的是,在美国,“自由主义”被用于指中间偏左。美国的自由主义者,比如爱德华·肯尼迪(Ted Kennedy)或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欧洲都会被归入社会民主派。在欧洲,自由主义者指的是德国自由民主党的支持者,而在美国,跟这些人理念相同的人,会被叫作“自由至上主义者 ”(libertarians)。

后来又出现了新自由主义 (neoliberalism)。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的主流。它跟古典自由主义非常接近,但不完全一样。在经济方面,新自由主义也提倡最小政府,但有一些不同。最重要的不同是,他们接受央行具有垄断发钞权,古典自由主义则认为货币发行也应该有竞争。在政治方面,新自由主义没有公开反对民主,但古典自由主义则公开反对。不过,还是有许多新自由主义者愿意为了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而牺牲民主。

新自由主义也被称为“华盛顿共识 ”(Washington Consensus),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因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三个经济机构——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都鼓吹新自由主义,而它们都位于华盛顿。

事实上,1870—1913年,在国际层面上,我们并没有看到普遍的自由主义。在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不管是西欧还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实际上是加强了,而不是减弱了。

跟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前夕相比,这个时期的美国更加奉行贸易保护主义。大多数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签署过FTA的西欧国家,在FTA过期后不但没有续签,还大幅增加关税(FTA的期限一般为20年)。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农业,对抗来自新大陆(尤其是美国和阿根廷)和东欧(俄国和乌克兰)的廉价进口农产品,另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和发展新兴重工业和化工业。德国和瑞典是这种“新保护主义”的典型代表,德国称之为“钢铁—黑麦联姻”(marriage of iron and rye)。

拉美国家独立初期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陆续到期,到期之后他们也纷纷开征极高的保护性关税(30%—40%)。然而,自由贸易仍然靠武力从“边陲”地带扩散到了更远的地方。非洲大陆被欧洲列强竞相掠夺并瓜分,许多亚洲国家也沦为殖民地(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沦为英国殖民地;柬埔寨、越南和老挝沦为法国殖民地)。靠着工业实力,大英帝国的版图得到极大的扩张。就像那句名言所说的:“在大英帝国,太阳永不落。”(The sun never sets on the British Empire.)像德国、比利时、美国和日本这些本来不怎么采用殖民政策的国家,也都纷纷加入瓜分殖民地的行列。 13 所以这个时期被叫作“帝国主义时代 ”是有原因的。

在国内层面,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政府干预也有增无减。确实,这些国家在财政政策(平衡预算)和货币政策(金本位)方面都还坚定地遵循自由市场原则,但在其他方面,政府的作用却大大加强了,比如在劳动法规、社会福利计划、基础设施投资(尤其是铁路和运河)、教育(美国和德国投入最多)等方面。

1870—1913年这段自由经济黄金时期其实没有我们想的那么自由。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际政策上,资本主义核心国家都没以前那么推崇自由经济了。自由化主要发生在较弱的国家,但很多都是被迫——被殖民或者签订不平等条约——而不是自愿。这段时期只有周边地区,也就是拉丁美洲,实现了快速增长,但都是在不平等条约到期后,采取大量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情况下实现的。 14

大动乱:1914—1945

资本主义跌倒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自由黄金年代的终结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资本主义来说,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那之前,尽管有贫民频繁的起义威胁(席卷欧洲的1848年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等)和一系列的经济问题(1873—1896年的长期萧条),资本主义似乎一直在向上和向外发展。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彻底动摇了这种看法。当时比较流行的观点是,资本主义在全球建立的商业网络越密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就越紧密,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小,甚至小到几乎为零。但随着“一战”爆发,人们就不再相信这种观点了。

在某个层面上,“一战”爆发没什么令人惊讶的。全盛时期的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是由帝国主义推动,而不是市场力量。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列强在国际上的竞争,很可能升级为暴力冲突。一些论者走得更远,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到了没法持续向外扩张就无法维持下去的阶段,但外扩迟早要结束,结束之日便是资本主义灭亡之时。

资本主义有了对手: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兴起

以上观点的最佳阐述来自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他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领导者。俄国革命对资本主义的冲击比“一战”还要大,因为它创造的经济系统,声称破坏了资本主义的所有基石。

俄国革命后的第一个十年,生产资料(机器、厂房、土地等)的私有制被废除。1928年,苏联开始了农业集体化大变革,富农(kulak)土地被没收,改为国营农场(sovkhoz),贫农则加入集体农庄(kolkhoz),其实也是国营农场,只是名字不同而已。1928年,市场终于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全面的中央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的。这时苏联的经济体系已经不是资本主义了,它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也没有利润动机和市场。

雇佣劳动(wage labour)是资本主义的另一块基石。这方面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是的,理论上苏联的工人并不是雇佣劳动者,因为他们拥有所有的生产资料——通过公有制(ownership)或合作社(cooperatives)。但在实践上其实很难跟资本主义经济的雇佣劳动者区分开,因为他们根本没法左右他们的企业以及整个经济的运作,他们的日常工作依然受等级关系的制约。

苏联社会主义是一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实验。在那之前,没有一个经济体的运作是靠中央计划的。马克思对实施细节的描述其实是模糊的,苏联走上了一条从没有人走过的路,边走边摸索。甚至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卡尔·考茨基都不看好苏联的前景。根据马克思自己的预测,社会主义应该是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出现。那些经济体离全面计划经济仅一步之遥,因为他们的经济活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由大企业或这些大企业组成的卡特尔计划的。当时苏联地区的经济非常落后——即使是它较发达的欧洲地区,资本主义也几乎没什么发展,根本就没有社会主义出现的条件。

令所有人感到意外的是,早期苏联的工业化非常成功,最形象的证明就是,“二战”期间苏联击退了纳粹对东方战线的进攻。据估计,1928—1938年,苏联的人均收入每年增长5%,这在当时是惊人的增长,因为当时世界典型的年收入增长率在1%—2%之间。 15

这个增长也付出了代价——从政治运动到1932年大饥荒。 [3] 然而,当时外人没人知道这个饥荒,而且那时候资本主义自己都要撑不住了,1929年就进入大萧条了,这么一对比,很多人就更觉得苏联的经济表现了不起了。

资本主义的萧条期:1929年大萧条

对资本主义的信徒来说,大萧条给他们带来的心理创伤比社会主义的兴起还要大,尤其是在美国。美国是大萧条的发源地(1929年的华尔街大崩盘是其开始),也是受大萧条冲击最大的地方。从1929年到1932年,美国的产出骤降30%,失业率增加了7倍,从3%一路升到24%。 16 一直要到1937年,美国的产出才恢复到大萧条之前(1929年)的水平。德国和法国也遭受了严重的萧条,产出分别下降16%和15%。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大萧条有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观点。他们认为,这个金融危机一开始虽然很大,但还是可控的,后来之所以演变成大萧条,是因为美国在1930年通过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the 1930 Smoot-Hawley Tariffs),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从而引发“贸易战”,并最终导致世界贸易大崩溃。然而,这个故事经不起推敲。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增加的关税并不是很多——美国工业平均关税从37%增加到48%,也没有导致大规模的关税战。除了几个像意大利和西班牙这样的经济弱国外,其他国家的贸易壁垒在《斯姆特—霍利关税法》通过后并没有增加多少。最重要的是,有研究表明,1929年后国际贸易崩溃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关税,而是国际需求的螺旋式下降,这是资本主义核心经济体的政府坚持平衡预算导致的。 17

像1929年华尔街大崩盘或者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这样的大金融危机,每一次发生都会造成私人部门(private-sector)支出的下降。借出的钱没偿还,银行就会减少贷款。因此,企业或个人就借不到钱,借不到钱就会减少开支。这反过来又减少对其他企业和个人生产的商品和服务 [4] 的需求。需求出现螺旋式下降。

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能够维持需求水平的经济参与者就只有政府了。政府的支出可以大于收入(入不敷出),也就是采取预算赤字。然而,在大萧条时期盛行的观念就是平衡预算,因此便阻止了预算赤字的使用。经济活动一减少,税收收入也跟着减少,唯一能够平衡预算的,就是削减开支,这样一来,就没有什么来阻止需求的不断下降了。 18 更糟糕的是,金本位使得其央行没法增加货币供给,因为他们担心一增加,本国货币就会贬值。货币供给有限,无钱可贷,就又限制了私人部门的活动,从而进一步削弱需求。

启动改革:美国、瑞典走在前头

大萧条给资本主义留下了长久的伤疤。放任主义被大范围抛弃,许多国家都在努力推动资本主义改革。

大萧条最严重且最持久的地方是美国,而范围最广、影响最深远的改革也在美国。在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的首个“新政”计划(First New Deal,1933—1934)期间,他先是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让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分离,并建立银行存款保险体系,保护小储户在银行破产时的权益;同时通过《1933年联邦证券法》加强对股市的监管,扩大和加强农业信贷体系,提供农产品最低价格保障和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等。第二个“新政”(Second New Deal, 1935—1938)时期的改革更多。其中,1935年通过的《社会保障法》(Social Security Act)对养老金和失业保险做了规定。同年出台的《瓦格纳法案》(Wagner Act),则强化了工会的权利和地位。

瑞典是另一个进行重大改革的国家。民众对自由经济政策怨声载道,失业率高达25%,社会民主党在1932年借势上台,开始征收所得税。这样一个被认为是所得税最后堡垒的国家,这么晚才开征所得税,这实在令人感到意外。英国早在1842年就开始征收了,即使是著名的反税国家——美国,也在1913年开始征收。税收被用来增进社会福利,比如推出失业保险(1934),提高养老金;或者被用来帮助小农,比如扩大农业信贷、最低价保障等。1938年,瑞典的总工会和总雇主协会达成《萨尔斯巴登协议》(Saltsjöbaden Agreement),实现了工业和平。

在资本主义改革上,其他国家虽然没有像美国和瑞典走得那么远,但美国和瑞典的改革,为“二战”后资本主义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资本主义增长放缓,社会主义超过资本主义

“二战”爆发,将1914年以来的动荡推向高潮。战争期间,数千万人(包括士兵和民众)丧生(甚至有统计说高达6000万)。19世纪以来经济增长的持续加速被逆转。 19

资本主义黄金年代:1945—1973

资本主义在所有方面都表现突出

从1945年“二战”结束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这段时期,通常被称为“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这当之无愧,因为这段时期的增长率是有史以来最高的。1950—1973年,西欧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高达4.1%。美国要慢一些,但也达到史无前例的2.5%。西德是5.0%,被称为“莱茵河奇迹”;日本更快,高达8.1%,开启了20世纪下半叶东亚一连串的“经济奇迹”。

高增长还不是黄金年代唯一的经济成就。失业,这个工人阶级痛苦的根源,在西欧、日本和美国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也几乎被消除了(参见第10章)。这些国家的产出稳定(因此就业也就稳定),物价和金融也稳定。产出波动也远远小于之前的几个时期。这主要得益于凯恩斯的财政政策:经济衰退时增长政府支出,经济繁荣时减少政府支出。 20 通货膨胀率,也就是一般价格总水平的涨幅也比以前低。 21 这段时期的金融也非常稳定。在这段时期,几乎没有国家发生过金融危机。要知道,这段时期结束后几年到21世纪头十年,是每隔几年就发生一次金融危机。 22

因此,不管从什么方面看,这个“黄金时代”的确非凡。当时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说:“你从未有过这么好的日子。”这句话一点也没有夸张。但究竟是什么推动了这次空前绝后的经济大发展,学界依然没有定论。

黄金时代背后的因素

有些学者指出,“二战”后,各国已经积攒了大量新科技等着被运用,这些科技就是黄金时代增长的动力。许多在“二战”中作为军用的新科技,比如电脑、电子器件、雷达、喷射发动机、合成橡胶、微波(一开始用于雷达侦测)等,也被用于民用。战争结束后,大量的资金投入到这些科技的民间运用上,一开始为了战后重建,后来是为了满足因战时节俭而抑制许久的消费需求。

国际经济体系也有一些重大变革推动了这个时期经济的发展。

1944年,“二战”同盟国成员就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开会,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世界银行”。 23 这两个机构也因此被称为布雷顿森林机构。

IMF建立的目的是给出现国际收支 (balance of payments)危机的国家提供短期资金。国际收支指的是一个国家跟其他国家进行经济交易的收入支出状况报表(具体请看第12章)。当一个国家给其他国家的支出(比如进口商品或服务)远远超过从这些国家得到的收入,并且向外借不到钱时,该国就会出现国际收支危机。这种情况的典型后果就是金融恐慌,然后就是严重的经济衰退。IMF通过向出现这种状况的国家提供紧急贷款,能够让他们渡过危机,减少负面的影响。

世界银行则是提供“项目贷款”,也就是这些贷款是给特定投资项目使用的,比如建水坝之类的。在世界银行借款,还款期更长,利息更低,借款国的投资就会更积极。

战后世界经济体系的第三个支柱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于1947年签订。从1947年到1967年,GATT一共组织了六系列(也称“回合”)谈判,富国之间的关税因此大大降低了。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之间进行关税互减,带来了许多积极的后果,比如通过更大的竞争扩大了市场,刺激了生产力的增长。

在欧洲,一个影响深远的国际整合新实验开始了。这个实验始于1951年西德、法国、意大利、瑞士、比利时和卢森堡六国成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完成于通过1957年《罗马条约》(Treaty of Rome)建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EEC)——一个自由贸易协定。1973年,英国、爱尔兰和丹麦也加入,那时这个组织已经改名为“欧洲共同体”(EC)。欧洲经济共同体为这片饱受战乱之苦和国家之间相互对抗的地区带来了和平,并整合了市场,为各成员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然而,对于为何出现黄金时代这个问题,最具影响力的解释是,黄金时代主要是经济政策和制度的改革的结果。改革产生了混合经济 (mixed economy),混合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优点。

在大萧条之后,所有人都意识到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局限。新的共识是,政府应该积极应对不受管制的市场的失灵。与此同时,战时经济计划的成功,消除了民众对政府干预可行性的怀疑。许多欧洲国家的左翼政党,由于在战前对抗法西斯主义方面起到关键作用,在战后纷纷赢得大选,他们提高了社会福利,并为劳动阶层争取更多的权利。

这些政策和制度改革在很多方面成就了这个黄金时代。它们创造和平,鼓励投资,增加社会流动,并推动了科技创新。我会详细解释,因为这些改革真的很重要。

资本主义再混改:亲工人的政策和制度

“二战”后不久,许多欧洲国家在钢铁、铁路、银行和能源(煤炭、核能、电)等关键行业,将民营企业收归国有,或者成立新的公共企业 (public enterprises)或国有企业 (state-owned enterprise,SOE)。这些反映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信念,认为社会民主的一个关键要素是,对生产资料进行公共控制,正如英国工党党章著名的第五条所主张的(1995年布莱尔改革工党,废除了这一条)。在法国、芬兰、挪威、奥地利等国,许多风险大到民营企业不敢进军的高科技行业,都是由国有企业投资。国有企业被公认为是黄金时代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关键角色。

19世纪末开始采用的福利措施,在黄金时代得到极大的加强,一些国家的基本服务的提供已经国有化,比如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这些福利措施导致税收大幅增加。更好的社会福利,能够增加社会流动性,增加资本主义体系的公平性(legitimacy)。它所带来的社会和平能够鼓励更长期的投资,从而带动经济增长。

有管理的资本主义:政府管制并塑造市场

从大萧条吸取教训后,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开始有意地推行反周期的宏观调控 (countercyclical macroeconomic policies),也被称为凯恩斯主义政策(参见第4章),简单地说,就是在经济衰退时增加政府支出和货币供给,在经济好转时则减少政府支出和货币供给。

经历过大萧条之后,政府开始意识到金融市场监管缺失潜在的危险,纷纷加强了金融管制。虽然很少有国家像美国一样改革得那么彻底,将投资银行从商业银行中分离出来,但他们都对银行和金融投资机构的业务范围进行了规定和限制。在那个时代,银行家在公众眼中是一群体面但无聊的人,这跟今天他们装腔作势的形象完全不同。 [5]

许多政府都采用选择性产业政策 (selective industrial policy),通过一系列政策如贸易保护和补贴,刻意扶持目标“战略”产业。美国政府官方是说没有产业政策,但还是通过提供庞大的科研经费影响了产业发展,受到支持的产业有:计算机(由五角大楼资助)、半导体(美国海军)、飞机(美国空军)、互联网(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药物及生命科学(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24 像法国、日本和韩国这些国家的政府,并没有停止扶持特定产业,他们通过五年规划进行跨产业的政策协调。这些五年规划被称为“指示性规划 ”(indicative planning),跟苏联的“指令性”(directive)中央规划不同。

新的黎明:发展中国家终于开始发展

黄金时代也见证了大范围的非殖民化。从1945年的朝鲜半岛和1947年的印度(跟巴基斯坦分家)开始,大部分的殖民地陆续获得独立。其中许多还必须经过跟殖民者的暴力斗争。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独立要晚一些,最早独立的是肯尼亚(1957年),接近一半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的前五年相继独立。有一些要更晚,像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要到1975年才脱离葡萄牙的统治;纳米比亚则要到1990年才脱离南非。有些至今还未独立。但到黄金时代结束时,大部分前殖民地都已独立,并改称为“发展中国家”。

独立后,大多数国家都推翻了曾经在殖民主义政策下被迫实行的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政策。有一些直接实行社会主义,而有一些还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但由国家主导工业化的发展。这种战略被称为进口替代工业化 (import 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ISI)战略,顾名思义,就是以国内商品替代进口商品。这个政策可以通过保护国内生产者不受先进外国生产者的竞争来实现,也就是限制进口(幼稚产业保护)和对外资企业在国内的运营进行严格管制。政府也经常补贴私人部门生产者,或者在私人部门投资者不愿意投资的高风险行业成立国有企业。

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独立贯穿这整个时期(1945—1973)甚至更长,因此,要讨论“发展中国家在黄金时代的经济表现”是不可能的。通常折中的划分是1960—1980年。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这个时期,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人均收入每年增长3%,这说明他们跟上了发达经济体的发展步伐,后者的增长率是3.2%。这个时期,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这四个“奇迹”经济体的人均收入,每年以7%—8%的增长率增长,与之前的日本和之后的中国一起,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快的经济增长奇迹。

然而,有一点值得注意,即便是增长较慢的发展中地区,在这段时期也有很可观的进步。1960—198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是世界上增长最慢的地区,但其人均收入的年增长率也有1.6%——拉丁美洲是它的两倍(3.1%),东亚是它的三倍多(5.3%)。不过这个增长率也不容小觑,之前我们讲到,在工业革命时期,西欧的人均收入增长率也才1%而已。

中间道路:适当的政府干预,资本主义运行得最好

在资本主义黄金年代,在所有国家的几乎所有领域,政府干预都大大增加了,唯一的例外是富国之间的贸易。尽管如此,富国和穷国的经济表现都比以前好得多。20世纪80年代之后就没再这么好过了,从那时开始,政府的干预也明显减少了。黄金时代的经验表明,政府对市场进行适当的规范和刺激,能够将资本主义的潜能发挥到最大。

过渡期:1973—1979

1971年,美国终止以美元兑换黄金,黄金时代的体系开始瓦解。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旧的金本位被废弃,因为当时各国认为金本位会让宏观调控变得太僵化,像大萧条看到的一样。但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也还是跟黄金挂钩,因为其他主要货币挂钩美元(对美元汇率是固定的),而美元又可以自由兑换成黄金(35美元兑1盎司黄金)。当然,这个体系是建立在美元跟黄金“一样好”的假设之上的。但这个假设在当时不算不合理,当时美国产出占世界总产出近一半,而且世界各地美元严重短缺,因为人人都想买美国货。

但随着战后重建和之后其他经济体的迅速发展,这个假设就不再合理了。当人们意识到,美元并没有黄金好,他们就有很强的激励将美元兑换成黄金,这导致美国的黄金储备减少,美元也因此变得更不可靠。1959年,美国官方负债[美联储券(即美元)和美国政府债券]只有其黄金储备的一半,到1967就变成两倍半了。 25

1971年,美国背弃美元兑黄金的承诺,导致接下来几年,其他国家也相继放弃让本国货币盯住美元。这引起世界经济动荡,各国币值随市场情绪波动,越来越受制于货币投机(投资者就币值升降押注)。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宣告黄金时代进入尾声。当时,石油生产国组成的卡特尔——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又称欧佩克)串通涨价,石油价格一夜涨了三倍。本来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许多国家的通胀率就在慢慢上升了,石油危机一爆发,通胀率暴涨。

更重要的是,接下来的几年出现了停滞性通货膨胀 (stagflation,简称滞涨 )。这个新名词打破了长久以来的经济规律,本来是经济衰退(或停滞)物价就下跌,经济繁荣时物价就上涨。如今是,经济停滞(虽然还不是像大萧条那样的长期衰退)但物价却飞涨,每年增长10%、15%甚至25%。 26

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彻底结束了黄金时代,它带来了新一轮的高通胀,帮助新自由主义的政治人物在好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获得政权,特别是在英国和美国。

支持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反对混合经济模型,往往将这段时期描述为一场彻头彻尾的经济灾难。这是很误导人的。对,跟黄金时代相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增长确实放缓了,但是1973—1980年这段期间,每年还是有2%的人均增长率,比“二战”前的任何时期(1.2%—1.4%)都要高很多,而且比接下来推行新自由主义的30年(1980—2010年是1.8%)要高一点。 27 失业率平均是4.1%,比黄金时代(3%)高,但高不是很多。 28 尽管如此,这段时期民众对经济表现已积累了很多不满,希望有彻底的改变。

新自由主义的起落:1980年至今

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与英国战后妥协的终结

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又称撒切尔夫人)当选英国首相。她抛弃了战后保守党与工党妥协后实施的经济政策,开始激进改革,逐步废除混合经济,并因为这种不妥协的态度赢得“铁娘子”的称号。

撒切尔政府降低更高税级的所得税率(the higher income tax rate,即降低高收入阶层的所得税),减少政府开支(特别是在教育、住房和交通方面),立法削弱工会力量并废除资本管制 (capital control,指对资金跨境流动的限制)。最具象征性的举措是私有化 (privatization)——把国有企业卖给私人投资者。将天然气、自来水、电、钢铁、航空、汽车等产业以及部分公共房产都进行私有化。

为了降低通货膨胀,撒切尔政府提高利率,这抑制了经济活动,需求也因此往下降。高利率吸引了外资,迫使英镑升值,从而削弱了英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消费者和企业减少开支,结果1979—1983年就出现了经济大衰退。在这期间,英国失业人数飙升到330万,其抨击的前任政府——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领导的工党政府执政期间,失业人数也才100万。当时萨奇广告公司(Saatchi & Saatchi)为撒切尔夫人设计的著名竞选标语“Labour isn't working”,现在想想真是讽刺(当时想表达的是“工党行不通了”,没想到后来是另一个含义——“劳动者没工作”应验了)。

本来英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就一直在下滑,再遇到这个经济大衰退,整个就被摧毁了。许多传统的工业中心(比如曼彻斯特、利物浦、谢菲尔德)和矿区(北英格兰和威尔士)变得萧条破败,就像电影《奏出新希望》(Brassed Off )所描绘的一样,片中格里姆利(Grimley)其实影射的就是约克郡的煤矿小镇格林梅索普(Grimethorpe)。

罗纳德·里根和美国经济的重塑

罗纳德·里根曾是演员,也做过加州州长,1981年当选美国总统,在任期间推出的政策比撒切尔夫人有过之而无不及。里根政府大幅降低高税级的所得税率,政府的解释是,给富人减税,他们就能享有更多的投资成果,因此就会有更大的激励去投资和创造财富。而当富人创造了更多的财富,就会花得更多,为其他所有人创造更多的就业和收入。这被称为“涓滴理论 ”(trickle-down theory)。与此同时,政府还削减了穷人的补贴(尤其是在住房上),并冻结了最低工资(也就是不调高),这样穷人就有更大的激励更努力工作。我们如果想一想,会觉得这套逻辑是奇怪的。为什么让富人更卖力工作需要先让富人更富,让穷人更卖力工作需要先让穷人更穷?先不管它的逻辑是不是奇怪,这套被称为供给经济学 (supply-side economics)的理论,成了之后三十年美国经济政策的基本信仰。

像英国一样,美国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而调高利率。1979—1981年,年利率翻了不止一番,从10%左右涨到超过20%。美国制造业本来就有很大一部分在和日本及其他国家的竞争中节节败退,逐渐失去优势,政府还这么增加金融成本,它们就更撑不住了。中西部传统工业中心变成了“铁锈地带”(Rust Belt)。

美国在这个时期放松金融管制(financial deregulation),为今日美国的金融体系奠定了基础。恶意并购(hostile takeover)剧增,改变了美国整个企业文化。所谓恶意并购,指的是违背企业现有管理层意愿的收购。做出恶意并购的往往是“企业狙击手”,他们只对资产剥离 (asset stripping)感兴趣,也就是把有价值的资产卖掉,而不考虑公司的长期发展。1987年电影《华尔街》(Wall Street )中说出“贪婪是好的”(Greed is good)的男主戈登·盖柯(Gordon Gekko)就是企业狙击手的典型。为了避免这样的命运,企业要比以前获利更快才行。否则没有耐心的股东就会抛售股票,股价下跌,企业被恶意收购的风险就更大。公司要赚快钱,最容易的方式就是精简 (downsizing)——裁员和只做可以马上看到结果的最少投资,然而,这样的措施很不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

第三世界债务危机和第三世界工业革命的结束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美国高利率政策——有时被称为“沃尔克冲击”(Volcker Shock),沃尔克是当时的美联储主席——留下的最长久的遗产其实不在美国,而是在发展中国家。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大量举债,一是为了资助工业化,二是为了买由于石油危机而价格高涨的石油。当美国利率翻倍,国际利率也跟着上涨,这导致大范围的外债违约,从1982年墨西哥的违约开始,一直到其他各个发展中国家。这被称为“第三世界债务危机 ”,这么称呼是因为当时各大洲的发展中国家一起被称为第三世界,面对经济危机,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求助于布雷顿森林机构——IMF和世界银行。这两个机构放款的前提是,这些借款国都必须执行结构性调整计划,这个计划要求弱化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也就是减少预算,国有企业私有化,减少管制(尤其是国际贸易上的)。

至少可以这么说,结构性调整计划的后果令人非常失望。尽管采取了所有必要的“结构性”改革,大多数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都经历了增长的大幅放缓。拉丁美洲(包括加勒比海)的人均收入增长率从1960—1980年的3.1%骤降到1980—2000年的0.3%。在撒哈拉以南非洲,1980年到2000年期间人均收入还下降了,2000年的人均收入比1980年的低13%。结构性调整计划有效阻止了第三世界的工业革命。第三世界工业革命这个名字,是剑桥大学经济学家阿吉特·辛格(Ajit Singh)用来描述发展中国家在非殖民化后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历程的。

只有智利通过新自由主义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实现了良好的经济发展,但这是在皮诺切特(Pinochet,1974—1990年执政)的独裁统治下以相当大的人力成本为代价的。 29 除此之外,这段时期其他成功的案例都发生在政府广泛干预和自由化进行缓慢的经济体。最好的例子是东亚的日本,以及后来的中国。

围墙倒塌:社会主义的挫折

1989年,剧变开始了。柏林围墙被推倒。德国重新获得统一(1990年),东欧国家纷纷摒弃社会主义。1991年,苏联自己也解体了。中国从1978年开始,缓慢但坚决地打开国门和进行市场化,越南(于1975年实现统一,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也在1986年选择革新开放(Doi Moi)。

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早就人尽皆知:对一个日趋多样的经济体进行计划的困难,绩效与奖励之间的弱联系所引起的激励问题,并存在着不平等的现象。但几乎所有人,甚至包括那些最反对社会主义的评论家都没想到会在这时发生。

根本问题就在于,社会主义阵营经济体试图用不够先进的技术建立另外一套经济体系。当然,苏联确实曾经有一些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比如空间和军事装备技术(毕竟,苏联是第一个将人类送到太空的国家),虽然是以不成比例的资源投入为代价的。然而,当人民看清他们的国家只能为他们提供低端的消费品时,人民就会起来反抗。典型的例子是东德的汽车品牌特拉贝特(Trabant),它的车身是塑料做的,在柏林墙倒塌后,它迅速进了历史的博物馆,成为历史文物。

在那之后,大概有十年,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急匆匆地将自己转变为(或转回)资本主义国家。当时许多人都认为这个“转型”可以很快。的确,这不就是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并重新引入市场机制(这所谓最“自然”的人类制度之一)吗?其他人则补充说,这个转型必须尽快,不能让旧的统治精英重整旗鼓,阻止变革。大部分国家选择了“大爆炸”式的改革,企图一夜就回到资本主义。

在大部分国家,这样做的后果只有一个——大灾难。南斯拉夫解体,陷入了战争。许多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经历了大萧条。在俄罗斯,经济崩溃以及其导致的失业和经济不安全感,引发了精神压力、酗酒和其他健康问题。据估计,假如俄罗斯延续转型前的改革,就不会有几百万人因为这些健康问题而提前死亡。 30 在许多国家,旧的统治精英只是“换上了西装”,从官员摇身一变成了商人,在私有化过程中,通过行贿和“内幕交易”,以极低的价格获得国有资产,成了富豪。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等中欧国家的情况要好一些,特别是在他们2004年加入欧盟之后。这多亏了他们的渐进式改革和更扎实的技术根底。但即便是这些国家,他们的改革也谈不上是巨大的成功,转型也非常困难。

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挫折,“自由市场必胜论”盛行了一段时间。有一些学者,比如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想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断言了“历史的终结”(不是世界的终结哦),他认为人类终于发现了最好的经济体制,那就是资本主义。虽然资本主义有许多类型,各种类型也有各自的优缺点,但这在当时一片欢乐祥和的气氛下都被大家幸福地忽视了。

一个世界,你准备好了吗:全球化和世界经济新秩序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新自由主义已传遍全球。原来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大部分国家都已经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体系中,不管是通过“大爆炸”改革,还是像中国或者越南一样通过渐进又稳定的开放。到这个时期,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都已经相当开放,自由化程度也明显加深。在大多数国家这一切来得很快,因为他们都采取了结构性调整计划;但也有一些国家比较慢,因为他们采取的是自愿式政策改革,比如印度。

大约在这个时期,许多国家签署了一些重要的国际协定,这预示着全球一体化(global integration)新纪元的开始。1994年,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这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签署的第一个重要的自由贸易协定。1995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告一段落,GATT扩展为WTO(世界贸易组织)。WTO比GATT多了很多新领域,比如知识产权(专利和商标等)、服务贸易等。WTO的制裁权也比GATT大。欧盟的经济一体化走得更远:1993年欧盟实现了“单一市场”(实现所谓“四种流动自由”——商品、服务、人和资本的自由流动),1995年瑞典、芬兰和奥地利加入欧盟。 [6] 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创造了新的国际贸易体系,更好地适应了这个贸易越来越自由(虽然还不是完全自由)的世界。

全球化,作为定义这个时代的概念,也在这时出现。当然,从16世纪开始,国际经济就一直在整合,走向一体。但根据最新的全球化论述,一体化过程进展到这个时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得益于通信(互联网)和运输(航空旅行、集装箱运输)上的技术革新,导致了“距离的消失”(death of Distance)。全球化主义者认为,各国已经别无选择,只能拥抱这个新的现实,完全向国际贸易和投资开放,同时让国内经济自由化。拒绝这种潮流的人,被称为“现代的卢德分子”,这些人认为他们能够通过逆转技术的进步,重新回到过去。像《无国界的世界》《世界是平的》《一个世界:你准备好了吗》这样的书名,很好地总结了上述观点的本质。

终结的开始:亚洲金融危机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种欢乐气氛并没有持续多久。“美丽新世界”并非一切都运行良好。第一个迹象是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在墨西哥推行自由市场政策并签署NAFTA之后,大多人对墨西哥都怀有不现实的期待,认为它会成为下一个经济奇迹,从而开始投资墨西哥的金融资产。后来墨西哥比索贬值,他们又大量抛售这些金融资产。美国和加拿大不想看到墨西哥刚跟他们签完NAFTA,经济就崩溃,就和IMF一起出手,帮助墨西哥缓解危机。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给世界带来了更大的冲击。几个到这个时期为止最成功的亚洲经济体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所谓的“MIT经济体”(M、I、T分别是这三个国家英文名的首字母)和韩国在金融上都陷入困境。罪魁祸首是资产泡沫 (asset bubbles,指的是由于不现实的预期,资产价格涨到超过其真实水平)的破裂。

虽然这些国家跟其他发展中区域比起来,在经济开放上是比较谨慎的,但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些国家对金融市场的开放却相当激进。他们的银行受管制更少,向低利率的富国借钱就更大胆。而从富国银行的角度看,这些国家几十年都保持着那么优秀的经济增长记录,借钱给他们肯定没有什么风险。随着更多的外国资本涌入,资产价格上升,企业和家庭的资产更值钱了,拿去抵押就可以借到更多的钱。很快,这就成了一个自证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因为对不断上涨的资产价格的预期,会让更多的借贷变得合理(听起来很熟悉吧)。而后来当投资者明显看出那些资产价格已经无法维持时,他们就会撤离资金,金融危机也就随之发生了。

亚洲金融危机给这些饱受摧残的经济体留下了巨大伤痕。在那些(人均)产出每年增长5%就被称为“衰退”的经济体,1998年产出平均骤降6—7个百分点,其中印度尼西亚最为严重,产出暴跌16%。几千万人失业,而在他们的国家,这意味着贫穷,因为这些国家的福利国家制度规模很小。

为了获得IMF和富国的紧急援助,深陷在危机中的亚洲国家必须以政策改革作为交换。这些政策改革,都是以市场自由化,尤其是金融市场的自由化为导向。当这次危机推动亚洲经济体往更市场导向的方向走时,其实它——以及随后的巴西危机、俄罗斯危机——也为后冷战时代“自由市场必胜论”埋下了第一颗质疑的种子。对全球金融体系是否需要进行改革,开始有了很多严肃的讨论,当时许多建议跟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的建议一样。甚至许多全球化的主要倡导者,比如《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和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也都开始质疑国际资本是否应该自由流动。在全球经济新纪元下,并非一切都运行良好。

虚幻的黎明:从互联网泡沫到“大稳健”

危机被控制之后,全球金融改革的呼声就消退了。美国不但不改革,还反其道而行之,在1999年废除了罗斯福新政时期最著名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从此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又不分家了。

2000年出现了另一场恐慌——美国“互联网泡沫”(dot.com bubble)破裂。当时的互联网公司在可预见的未来,并没有任何获利的可能,可是股价却出奇的高。由于美联储的干预,利率大幅降低,加上其他国家也跟着做,这场恐慌很快就消退了。

从那时起——新千年的前几年,富国经济看起来一帆风顺,尤其是美国。增长不能说惊人,但也算相当稳健(robust)了。资产价格(房价、公司股价等)看起来是要一直增长下去。通胀率一直很低。当时,经济学家,其中包括2006—2014年的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都在议论“大稳健”(Great Moderation),他们认为经济学在这个所谓“大稳健”时期已经克服了繁荣与萧条 (boom and bust),即克服了经济的大起大落。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1987—2006年的美联储主席,人们认为他有炼金术般的本领,能够让经济一直保持繁荣,又没有助长通胀和引起金融问题,都尊称他为“大师”(Maestro)。因报道“水门事件”而声名鹊起的记者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为他写过一本传记,书名就叫“大师”。

到了2000年代中期,全世界终于开始感受到中国在过去20多年的经济增长“奇迹”。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只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5%。 31 货物出口额只占世界货物出口总额的0.8% 32 ,对世界的影响微乎其微。到2007年,这两个数据分别上升到6%和8.7%。 33 由于自然资源消耗大,经济增长速度又这么快,中国开始大量吸收来自全球其他地方的食物、矿产品和燃料,世界越来越能感受到这个经济还在不断增长的国家的影响。

中国的高增长,促进了非洲和拉美的原料出口国的经济发展,最终使这些经济体夺回了部分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丢掉的市场。中国也成为了一些非洲国家的主要债权国和投资国,让这些国家在和IMF、世界银行和像欧美这样的传统援助国谈判时,有了更多筹码。在这段时期,拉美国家也开始背离新自由主义政策,因为这些政策在几个国家收效甚微。巴西(卢拉任内)、玻利维亚(莫拉莱斯任内)、委内瑞拉(查韦斯任内)、阿根廷(基什内尔任内)、厄瓜多尔(科雷亚任内)、乌拉圭(巴斯克斯任内)都是典型的例子。

墙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早在2007年初,就有一些观察家敲响了警钟,他们对美国抵押贷款的偿还表示担忧。这种抵押贷款,美其名曰“次贷”(supreme,次级房贷),说白了是指它有很高的概率违约,成为呆账。这是之前房地产市场繁荣时,美国金融公司放出去的。金融公司认为房价会一直涨,所以可以借给那些没有固定收入和有不良信用记录的人很多钱——多到这些人都还不起。金融机构认为,最差的情况就是把房子卖掉来还债。除此之外,几千甚至几十万笔这样的高风险抵押贷款被打包组合成“复合”金融产品,比如MBS和CDO(现在还不用知道他们是什么,第8章会细讲),包装成低风险资产卖出去。说它低风险,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众多借款人同时出现还债困难的概率会比单个借款人低得多。

一开始,美国出现问题的房贷估计有500亿到1000亿美元——数目不算小,但是也能够被金融系统轻易吸收(当时很多人是这么说的)。然而,危机终于还是在2008年夏天爆发了,先是投行贝尔斯登(Bear Stearns)破产,然后是雷曼兄弟(Lehmann Brothers)。巨大的金融恐慌横扫全球。据透露,甚至连一些名头最响的金融公司都深陷泥潭,这些公司都买卖大量没把握的复合金融产品。

“凯恩斯主义之春”与自由市场正统派的回归

金融海啸爆发后,主要经济体的初始反应跟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那次很不一样。这次的宏观经济政策走的是凯恩斯主义路线,允许巨额预算赤字扩大,至少没有因为税收减少而削减相应比例的支出,有的国家甚至还增加政府支出(其中以中国最为积极)。这些经济体的政府出资拯救他们主要的金融机构(比如英国政府对苏格兰皇家银行)和工业企业(比如美国政府对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其央行都将利率降到历史最低点,比如英格兰银行就把利率降到1694年创行以来最低。当他们已经降无可降时,就推动所谓“量化宽松 ”(quantitative easing,QE)。简单说就是央行印钞票然后释放到经济中,主要是通过购买政府债券。

然而,没过多久,自由市场正统派卷土重来。2010年5月是转折点,这个月英国保守党成议会多数党,跟自由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同时欧元区强迫希腊接受纾困计划,这标志着平衡预算这个旧信条的回归。英国以及所谓“欧猪五国”(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都大大削减预算,也就是采取紧缩 (austerity)预算政策。2011年,美国共和党大大削减奥巴马政府的预算。2012年,欧洲主要国家签订了《欧洲财政协定》(European Fiscal Compact),再次重申反对赤字,在紧缩预算方面走得更远。所有这些国家(尤其是英国)的右派甚至拿平衡预算的说辞,作为大幅减少社会福利的借口。他们老早就想这么做了。

后果:失落的十年?

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至今 [7] 仍看不到尽头。危机后4年,也就是2012年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OECD)34个成员国 [8] 有22个,人均产出还比2007年低。 [9] 剔除物价通货膨胀的影响后,希腊在2012年的人均GDP比2007年低26%,爱尔兰是12%,西班牙是7%,英国是6%。甚至据说在比其他国家恢复得更好的美国,其2012年的人均GDP也比2007年低1.4%。

许多国家走紧缩预算政策,复苏前景暗淡。在经济停滞(甚至衰退)时,大幅削减政府支出,只会抑制经济复苏。这已经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印证过。因此,这些国家可能要花费近十年才能恢复到2007年的水平。他们可能正处于“失落的十年”中,就像日本(1990年代)和拉美(1980年代)的经历一样。

据估计,危机最严重时,全球有8000万人受其影响而失业。在西班牙和希腊,失业率从危机前的8%左右,分别飙升到26%和28%。两国的青年失业率都超过55%。即使是在失业不那么严重的国家,比如美国和英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也都达到8%—10%。

为时已晚?改革的前景

尽管当时金融危机的后果已经非常严重,政策改革还是姗姗来迟。明明是金融市场过度自由化惹的祸,金融改革却还是过于温和,且来得太晚。当年罗斯福总统只给美国银行一年的时间调整,以适应“新政”的金融改革,这次却给了好几年。至今仍有好几个金融领域,比如复杂金融产品的交易,连温和、缓慢的改革都没有。

当然,趋势可以被扭转。毕竟,经历过大萧条的美国和瑞典,也要等经济下行和陷入困境几年后才着手改革。2012年春天,荷兰、法国和希腊的选举中,走紧缩路线的政党都落选了。2013年,意大利的选民也这么干了。欧盟也推行了一些金融制度,其严厉程度超过了大家的预期,比如金融交易税、金融业分红上限等。瑞士,往往被认为是超级富豪的避风港,也在2013年出台法律,禁止业绩平平的高管拿高薪。虽然在金融改革上要做的事还很多,但有些发展——上述那些改革已经是危机前大家都认为不可能的。

延伸阅读

P. Bairoch. Economics and World History: Myths and Paradoxes . New York and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3.

[韩]张夏准. 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B. Eichengreen. The European Economy since 1945: Coordinated Capitalism and Beyond .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英]安德鲁·格林. 放纵的资本主义. 上海:东方出版社,2009.

[美]大卫·兰德斯. 解除束缚的普罗米修斯.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A. Maddison. Contour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30 AD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S. Marglin, and J. Schor (EDS.). The Golden Age of Capitalism . Oxford: Clarendon, 1990.

D. Nayyar. Catch Up: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World Economy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1] 指那些智力高才能学好且需要耗费很多精力的学科。——译注

[2] 纺织业出现了飞梭(1733)和珍妮纺纱机(1764),炼钢业出现了焦炭熔铸法(1709),化工业则出现了生产大量硫酸的程序(18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原注

[3] 之所以发生1932年大饥荒,是因为在1928年农业集体化之后,有太多的食物从农村地区被运往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或者出口国外以换取工业化所需要的先进机械设备。——原注

[4] 比如企业卖给消费者的商品、企业卖给其他企业的机器、工人为企业提供的劳务。——原注

[5]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2009年写道:“30多年前,当我还是经济学研究生时,在我的同学中,只有最没有志气的人才会投身金融。在那时,投资银行的薪水已经比教书或者从事公共服务要高了——但不是多很多,因为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做银行业务真的是无聊。”(“Making banking boring”, The New York Times , 9 April 2009)——原注

[6] 这几个国家是冷战时期的中立国,因此虽然是在西欧,他们也跟欧盟保持着距离。——原注

[7] 本书写于2014年。——译注

[8] 2014年写作本书时,是34个成员国,2019年已达36个。——译注

[9] OECD成立于1961年,总部设在巴黎,创始成员国大多是西欧国家,再加上土耳其、美国、加拿大。1970年代中期加入日本、芬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1990年代中期以来,OECD又吸收了几个前社会主义国家(如匈牙利、爱沙尼亚)和墨西哥、智利这两个较富裕的发展中国家。——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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