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百花齐放:如何“做”经济学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毛泽东

任何顾客都可以给车刷上任何他想要的颜色,只要这辆车是黑色的。

——亨利·福特(Henry Ford)

至尊戒,驭众戒 [1] :经济学研究进路的多样

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想让你相信,经济学就只有一种——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在这一章,我会介绍不下九种经济学,即九个经济学学派。 [2]

然而,这些学派并不是水火不容,有的学派之间的界限还很模糊。 1 但看清这一点很重要:认识和解释经济,或者说“做”经济学,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但没有任何一个学派能够声称自己优于其他学派,更不能说只有自己学派才是真理(垄断了真理)。

一是由于这门学科的理论本质。所有理论,包括自然科学如物理学,都需要对事物进行抽象,因此也就无法捕捉到复杂现实世界的每一个方面。 2 这意味着没有一个理论可以解释一切。每个理论都有优缺点,这取决于它所侧重的和忽视的是什么,它如何将事物概念化,如何分析事物之间的关系。没有一种理论可以全面超越其他理论——或者像《魔戒》小说中的至尊戒一样驭众戒。 3

经济学跟自然科学还有一点不一样,它研究的是人,人有自由意志和想象力。人不只对外在条件做出反应。通过想象乌托邦,说服他人并进行社会改革,他们试图——而且往往成功——改变外在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类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3] 因此,任何研究人类的学科,包括经济学,都得对他们的预测能力保持谦逊。

此外,跟自然科学的另一个不同是,经济学包含价值判断,虽然许多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会告诉你经济学是价值无涉(value-free)的科学。我会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证明,在技术概念和枯燥数据的背后,隐藏着各种各样的价值判断:什么是好的生活,如何对待少数人的意见,如何定义社会进步,实现“更伟大的利益”(the Greater Good) [4] 的方式有哪些是道德的,以及如何定义“更伟大的利益”。 4 一个理论从某些政治或伦理角度看更“正确”,在其他角度看可能就不是了。

鸡尾酒还是整个酒柜:如何阅读这一章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了解不同的经济学派,但一下子要你学这么多,你可能会有点吃不消,就好像你本来可能只对香草味冰激凌感兴趣,突然要你吃九种口味一样。

虽然我已经简化了很多,但读者可能还是会觉得有点复杂。为了帮助读者,我会在每一节的开头对那节要讨论的学派做一句话总结。这些总结当然太过简单了,但至少会让你战胜最初的恐惧,就像你即将进入一个新城市,别人送给你的地图或手机一样。

就算是那些想学不同学派的读者,也会觉得学两三个就够了。为方便读者,我把经济学当作一种鸡尾酒,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下面这个表有很多种鸡尾酒,每种由两到四个学派混合而成,每个学派有各自讨论的议题。其中一些鸡尾酒,比如CMSI或者CK,喝起来就像混了很多辣酱的“血腥玛丽”(Bloody Mary),因为彼此不相容。其他的,比如MDKI或者CMDS,可能喝起来更像“种植者宾治”(Planter's Punch),不同口味互补。

我希望你试过一两种之后,就想把整个酒柜都喝个遍。即使你不全喝,喝一两种也能明白,“做”经济学不止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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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学派

一句话总结:市场通过竞争,让生产者随时保持警觉,因此政府不用干预市场。

今天经济学的主流是新古典学派。既然有新古典经济学,就说明之前有古典经济学(不过马克思主义学派也声称他们继承了古典学派,我会在后面解释)。

古典经济学派在18世纪末出现。当时这门学科还不叫经济学,而是叫政治经济学 (political economy),因此,这个学派在当时被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它的创立者是亚当·斯密,第2章我们已经讲过。斯密的学说在19世纪初得到三个同代的经济学家的进一步发展,他们分别是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萨伊(Jean-Baptiste Say,1767—1832)和马尔萨斯(Robert Malthus,1766—1834)。

看不见的手,萨伊定律和自由市场:古典学派的主要观点

古典学派认为,每个个体经济参与者追求私利,产生了有利于社会的结果——国家财富最大化。这个看似矛盾的结果,却因为市场竞争的力量而成为可能。为了追求利润,生产者会努力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最终促使他们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来生产产品,从而最大化国家产出。这个思想被称为“看不见的手 ”(invisible hand),它可能是经济学中影响最大的比喻,虽然斯密本人在《国富论》里面只提到过一次,也没有将它摆在其理论的突出位置。 [5]

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也信奉所谓萨伊定律(Say's Law)。这个定律说,供应创造自身的需求。它背后的推理是:每个经济活动都会产生跟它的产出价值相等的收入(工资、利润等)。因此,不可能发生因需求不足导致衰退的事。任何衰退一定是因为外生因素,比如战争或者大银行倒闭之类。既然市场不可能自然衰退,任何企图阻止衰退的政府干预,比如蓄意使用赤字支出,都会扰乱自然秩序。在古典经济学占主流的年代,许多衰退本可以缩短或减轻,却受这种思想影响而被延长了。

古典学派反对任何限制自由市场的政府干预,比如保护主义或者管制。李嘉图发展出一个全新的国际贸易理论——比较优势 理论(comparative advantage),进一步丰富了支持自由贸易的理论。他的理论表明,在一定假设条件下,就算一个国家生产的任何一种产品都没法比另一个国家便宜,两国间的自由贸易还是能让双方的产出最大化。他们可以通过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来达到产出最大化。效率更高的国家选择生产并出口成本优势最大的产品,效率更低的国家选择生产并出口成本劣势最小的产品,两边产出就可以达到最大。 [6]

古典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由三种阶级组成,用李嘉图的话说就是资本家、工人和地主。这个学派的思想家——特别是李嘉图强调,国民收入中最大的一块入了资本家的口袋(也就是利润),长期来说这对所有人都有益,因为在这三个阶级中,只有资本家会进行投资并带来经济增长;工人阶级太穷,没法储蓄和投资;而地主阶级只会把收入(地租)用在像雇佣用人这种“非生产性”的奢侈消费上。根据李嘉图及其追随者的说法,英国人口的不断增长,导致人们要去开垦越来越多的低质量土地,而已有的较高质量土地的地租也会不断上涨。这意味着,利润在整个国民收入的占比下降,威胁到了投资和增长。他建议,废除保护英国国内谷物种植者的《谷物法》(Corn Laws),从其他土地质量还很高的国家进口更便宜的粮食,这样利润的占比就会增加,经济的投资和增长能力就会随之增强。

阶级分析和比较优势:古典学派对今天的意义

虽然古典学派历史有点久了,现在也没什么人信奉,但它的一些学说仍然适用于当下。

古典学派认为整个经济是由不同阶级构成的,而不是个人。这点可以让我们看清个人的行为是如何深受他在生产系统中的位置影响的。现在的销售公司仍然用阶级分类来制定他们的战略,由此可见,阶级仍然是一个跟当下相关的范畴,虽然大多数经济学者都不再使用阶级概念,甚至还积极否定它的存在。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有很明显的局限,因为它是静态的——技术是给定的,但时至今日,它仍然是最好的国际贸易理论之一。它其实比新古典学派的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理论(Heckscher-Ohlin-Samuelson theory,下简称HOS)要更贴近现实,虽然后者是今天最主流的国际贸易理论。 [7] 在HOS理论中,所有国家在科技和组织上都有能力生产所有东西。他们之所以选择专业化生产不同的产品,仅仅是因为不同的产品需要不同的资本和劳动力组合,而各国在资本和劳动力上的相对要素禀赋不同。这个假设得出了脱离现实的结论:危地马拉(Guatemala)没有生产宝马汽车(BMW),不是因为它没能力生产,而是因为生产汽车需要的资本非常多而劳动力很少,而危地马拉的劳动力很多,资本却很少,因此生产宝马汽车不经济。

错误与过时之处:古典学派的局限

古典学派有些理论完全就是错的。萨伊定律使得古典学派没法处理宏观经济 问题(与经济总体状况相关的问题),比如衰退或失业。在微观经济 层面(个体经济行为层面),古典学派也有严重局限。它没有理论工具解释为什么不受约束的市场竞争可能会产生对社会有害的结果。

一些古典理论即使在逻辑上没错,也没法再适用于今日,因为这个理论当初所面对的世界,跟现在的很不一样。许多“铁律”都没有发生。比如,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人口压力会提高农业租金,挤压工业利润,当挤压到一定程度,投资就可能会停止。然而这个结果并没有出现。他们之所以会这么想,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无法知道)后来粮食生产和避孕等方面的技术是如何飞速发展的。

新古典学派

一句话总结:个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此不要干预他们,除非市场失灵。

新古典学派于19世纪70年代兴起,其开创性工作由威廉姆·杰文斯(William Jevons,1835—1882)和里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1834—1910)做出,站稳脚跟则是靠1890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

大约在马歇尔时代,新古典经济学家成功将学科名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改为“经济学”(economics)。这个转变表明,新古典学派想让它的分析可以成为纯科学,也就是不要涉及政治(和道德)等包含主观价值判断的维度。

需求因素、个体和交换:与古典学派的差异

新古典学派宣称自己是古典学派的继承人,同时又觉得自己跟古典学派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前面要加个“新”字。主要的不同有以下几处。

它强调需求(源自消费者对产品的主观价值评价)在决定产品价值上的作用。古典经济学家相信,产品的价值是由供给决定,也就是由它的生产成本决定。他们以生产所需的劳动时间测算生产成本——这就是劳动价值论 (labour theory of value)。新古典经济学家强调,产品的价值(他们称之为价格)还取决于潜在消费者对它的价值评价。某种产品生产困难,并不意味着它就更有价值。马歇尔更进一步,他认为,短期来看,需求条件在决定价格上更重要,因为供给条件短期没法改变;但长期的话,供给条件更重要。在长期,如果某个商品的需求增加(减少),就有更多的投资进入(撤出),生产设备因此增加(减少),产量就会增加(减少),价格也就随之下降(上升)。

新古典学派把经济想象成理性且自私的个体的集合,而不是像古典学派一样,将经济看成是不同阶级的集合。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个体被设想为一个单向度的人——一部“享乐机器”(pleasure machine),这部机器最大化自己的快乐(效用 ,utility),最小化自己的痛苦(负效用 ,disutility),而且这种享乐(或者说效用)也往往是取狭义的物质定义。就像我在第5章要讲到的,这严重限制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力。 5

新古典学派将经济学的焦点从生产转向消费和交换。对古典学派来说,尤其是亚当·斯密,生产是整个经济体系的核心。正如我们在第2章所看到的,斯密相当关注的是生产组织的演变如何改变经济。他有一套社会分阶发展的历史观,分阶段的依据就是看其主要的生产方式——狩猎、畜牧、农业和商业(这种历史观后来被马克思继承下来)。相比之下,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体系被看成一张交换的网,驱动交换的是“自主”(sovereign)消费者所做的选择。新古典学派几乎不讨论实际的生产过程如何组织和演变。

自利的个人和自我平衡的市场:与古典学派的相似之处

尽管有这些差异,古典学派有两大核心理念还是被新古典学派继承并发扬光大。第一个理念是经济参与者由自利(self-interest)驱动,但市场竞争可以确保他们的行动集合产生对社会有利的结果。另一个理念是,市场能够自我平衡。 [8] 因此,像古典学派一样,新古典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系统——新古典学派更喜欢称之为市场经济——在不受干预的情况下运行得最好,因为市场有回归均衡状态的倾向。

由于一个重要的理论发展,新古典学派的自由放任观在20世纪初得到进一步加强。这个重要理论向我们提供了一种客观的方式来判断社会进步。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认为,如果我们尊重每个个体的权利,那么只有一部分人境况变好同时无人变差的社会变化,才能叫改进(improvement,也译为改善、优化)。我们不能再以“更伟大的利益”的名义去要求任何人做出牺牲。这被称为帕累托标准 (Pareto criterion),它已经成为今日新古典经济学用来判断任何社会改进的基础。 6 很不幸,现实中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不会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因此,帕累托标准于是成了维持现状、顺其自然也就是自由放任的有效方法。这个标准让新古典学派倒向保守主义。

反自由市场革命:市场失灵论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两个理论发展,切断了新古典经济学与自由市场的锁链。在那之后,我们不可能再把它们等同起来,虽然至今仍有一些人存在这种误解。

两大发展中,更基本的是福利经济学的诞生,或者说市场失灵论 (market failure approach)的诞生。这个理论是由剑桥大学教授阿瑟·庇古(Arthur Pigou)于1920年代提出。庇古认为,某些情况下,市场价格没法反映真实的社会成本和收益。比如,工厂可能会污染空气和水,但因为空气和水并没有市场价格,会被当作免费物品。但这样会导致污染的“过度生产”,环境被破坏,社会遭受损失。

问题就在于,有一些经济活动的影响(effects)没有在市场上标价,因此没有被经济决策考虑到,这就是所谓的外部性 (externality)。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有理由对产生负外部性 的工厂收取污染税或进行管制(比如对超出污水排放额度部分进行罚款),促使工厂减少污染。同理,也有一些经济活动具有正外部性 ,比如企业的研发(R&D)。由于研发产生的新知识能够被其他人所用,研发创造的总价值超过企业利用它产生的收益。因此,政府应当补贴进行研发的企业或个人,这样他们才会做出更多研发,造福社会。庇古的外部性理论还被用于其他方面的市场失灵,这个我会在第11章讨论。

另一个发展出现在1930年代,虽然只是对帕累托标准的小修正,但同样重要。这个理论发展叫补偿原理 (compensation principle):如果某个改变对受益者的总收益在补偿所有受害者的损失之后还有剩余,那么就算它有违帕累托标准(也就是损害了某些人的利益),它也可能是一种社会改进。有了这个原理,新古典经济学家就可以为损害某些人利益的改变背书了,只要能够补偿所有损失,从而避免陷入帕累托标准的极端保守主义倾向。然而问题在于,现实中补偿很少兑现。 [9]

反革命:自由市场论的复兴

经过这两个发展,按道理新古典学派没有理由再继续推崇自由市场政策了。的确,在20世纪30—70年代,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都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然而,当今新古典经济学家中有自由市场倾向的占绝大多数。之所以会这样,更多的是因为80年代之后的政治转向,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识不到自由市场的局限。单看理论的话,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古典经济学家用于反对自由市场政策的“弹药”反而更充足了。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和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创立的信息经济学 (information economics)就是其中之一。信息经济学解释了为什么信息不对称 (asymmetric information)——市场交换中一方掌握了另一方所不知道的信息的情况——导致市场失灵甚至消失。 7

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一些否认市场可能失灵的理论,比如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理论或者金融经济学的“有效市场假说”。这些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人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因此政府不应该干预。用更学术的语言来说就是,经济行为人(economic agents)是理性的,因此市场结果是有效率的。与此同时,政府失灵 (government failure)论也有所发展,它认为,市场失灵本身并不能证明政府干预就合理,因为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还要严重(更多讨论,参见第11章)。

新古典学派的优点:精确、用途广泛

新古典学派有一些独有的优点。它坚持将现象分解到个人层面,因此,其论述精确度高,逻辑也很清晰。同时,它的用途很广,能为持不同政见的人所用。这世上几乎没有“右派”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左派”的奥地利学派学者,但却有许多“左派”新古典经济学家如斯蒂格利茨和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和非常“右派”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如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和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讲得夸张一点,只要你足够聪明,你能用新古典经济学为任何政府政策、企业战略或个人行为辩护。

新古典学派的缺点:脱离现实的个体、过于接受现状、忽视生产

新古典学派假设人是自私和理性的,这点受到许多批评。替战友挡子弹的士兵并不自私,受过高等教育的银行家和经济学家竟然相信金融永远繁荣的童话(直到2008年),他们一点也不理性。有太多的证据可以反驳这个假设(更多内容请参见第5章)。

另外,新古典经济学过于接受现状。在分析个人选择时,它将社会基本结构,也就是对财富和权力的分配,视为既定事实。这样一来,它所见到的选择,就只是不改变社会基本结构的那些。比如,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包括“自由派”的克鲁格曼,都认为我们不该批评穷国的低薪工厂,因为如果没有他们提供的工作,可能就没工作了。如果将基本的社会经济结构视为不变,那确实说的没错。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改变结构本身,就有很多其他的选择来替代那些低薪工作。我们可以制定新的劳动法保障工人权利,进行土地改革以减少工厂廉价劳动力的供给(比如农村人口不外流),或者通过产业政策创造高技能工人的就业机会。这样一来,工人就不是在低薪和无工作之间做选择,而是在低薪和高薪之间做选择了。

新古典学派专注在交换和消费,忽视了生产,而后者是经济的一大组成部分——对许多学派来说,生产是最重要的部分。制度学派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在1991年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上就贬损了新古典经济学一顿,说它只适合分析“在森林边缘拿胡桃交换草莓的孤独个体”。

马克思主义学派

一句话总结:资本主义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有力引擎,但它终将崩溃,因为私有财产权终有一天会成为进步的阻碍。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源于卡尔·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的一系列著作,从1848年跟他的精神伙伴和经济资助人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开始,到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结束。 8 后来,它又得到进一步发展,先是在德国、奥地利(19世纪末),然后在苏联(20世纪初)。 [10] 更新近的发展发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美。

劳动价值论、阶级和生产:古典学派真正的继承者

正如之前提到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继承了古典学派的许多元素。在许多方面,它比号称古典学派接班人的新古典学派更忠实于古典学派的信条。它从古典学派那里继承了劳动价值论,新古典学派则明确拒绝接受;它重视生产,新古典学派则只关注消费和交换;它认为一个经济体由阶级组成,而不是个体,这个也是古典学派的核心观点,但新古典学派摒弃了。

马克思及其追随者继承了古典学派,发展出一种跟新古典学派这个“同父异母兄弟”非常不同的经济学。

以生产为中心

古典学派认为生产是经济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学派更进一步,认为“生产是……社会制度的基础”(恩格斯语)。每个社会都有各自的经济基础 (base),或者说生产方式 (mode of production)。这个基础由生产力 (forces of production)和生产关系 (relations of production)组成。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机器和劳动技能;生产关系指的是财产权、雇佣关系和劳动分工。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是上层建筑 (super-structure),包括文化、政治和人类生活的其他方面,它们反过来又影响经济的运行。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可能是第一个系统探究制度在经济学中的角色的经济学家,预示着制度学派的兴起。

马克思主义学派进一步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发展阶段”论,认为社会是在一系列的历史阶段(根据生产方式划分)中不断演进的,这些阶段依次是:原始共产主义(部落社会),奴隶制(比如希腊和罗马),封建制(地主控制着半奴或农奴,让其紧紧依附于土地),资本主义,共产主义。 [11] 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只是人类发展的一个阶段而已,最终,我们还是要走向共产主义阶段。马克思主义学派用历史眼光看经济问题,跟新古典学派形成巨大的反差。在新古典学派眼中,“经济”问题就是效用如何最大化的问题,对所有时空环境下的个人都一样,不管是荒岛上的鲁滨孙·克鲁索,还是中世纪欧洲集市上的小贩,抑或是21世纪的坦桑尼亚小农和富裕的德国消费者。

阶级斗争与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崩溃

古典学派认为阶级是社会的基础,而马克思主义学派更进一步,认为阶级冲突 (class conflicts)是历史的核心驱动力。《共产党宣言》开篇就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此外,马克思主义学派不像古典学派一样将工人阶级视为被动的实体,而是赋予它积极的历史角色。

古典经济学家眼里的工人,是简单到甚至没法控生理冲动的灵魂。只要经济扩张,市场劳动力需求增加,工人工资因而提高,工人就会生更多的孩子。这意味着将来会有更多的工人进入市场,将工资重新拉低到仅能维持生存的最低生活水平。那些经济学家相信,他们一生都会过得很悲惨,除非他们学会克制,不再生那么多小孩——但经济学家认为这不大可能,因为这是由他们的本性决定的。

马克思的看法则完全不同。在他看来,工人并不是古典学派眼里毫无力量的“拥挤的大众”(huddled mass),而是社会变革的积极推动者,他称他们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在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的工厂中,严酷的等级制度让工人练就了强大的组织能力和严明的纪律。

马克思并不相信工人可以仅凭意志就能发动革命,推翻资本主义。时机必须成熟才行。只有等资本主义已经充分发展,导致对整个系统的技术要求(生产力)和它的制度(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升级,推翻资本主义才有可能实现。

为了能在无休止的竞争中生存下来,资本家会不断地投资和创新,这推动了科技的不断发展。科技不断发展,劳动分工就变得越来越像“社群”(social),资本主义企业互为卖家和买家,越来越依赖对方。在这些相互依存的企业之间,协调活动越来越必要,可是由于生产资料采用私有制,协调变得非常困难,甚至已经不可能。这样下去的后果就是,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矛盾日益加深,最终导致它的崩溃。资本主义会被社会主义取代,由中央计划的权威来充分协调所有相关企业的活动,企业则归所有工人集体所有。

特点:企业理论,工作和技术进步

马克思主义学派对资本主义最终因不堪自身重负而崩溃的预言还没有成真。资本主义自我改良的能力,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预测。社会主义也没有像马克思所预测的那样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兴起,而是在几乎没有什么资本主义的俄国和中国。由于马克思主义学派一直跟政治交织在一起,这样就导致许多追随者盲目相信。社会主义阵营的挫折,正好表明在如何组织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出的药方存在不足。尽管有这些局限,马克思主义学派在资本主义运作上仍然贡献了许多非常有用的真知灼见。

马克思是第一个关注企业与市场差异的经济学家。企业和市场是资本主义两大制度。企业是等级分明的计划秩序;市场是自由自发秩序。他将资本主义企业描述为无政府市场海洋上的一个个理性计划孤岛。此外,在大多数自由市场经济学家还在反对有限责任这个理念的时候,他就已经预见到股东众多的大型有限责任公司——当时叫“合股公司”(joint stock companies)——会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角。

跟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和他的一些追随者注意到了工作本身的意义。他们认为工作不只是为了赚钱消费而不得不忍受的负效用。他相信,工作能够让人类发挥他们与生俱来的创造力。他批评了资本主义企业的等级结构,认为它阻止了这种创造力的发挥。他强调,分工越细工作内容就越重复,这样的工作会扼杀人性,乏味到令人头脑麻木。有意思的是,亚当·斯密在称赞劳动分工对生产具有正面影响的同时,也在担心这种碎片化的工作会对工人造成负面影响。

最后一点也很重要,马克思也是第一个真正理解科技创新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并把它作为其理论核心的经济学家。

发展主义传统

一句话总结:如果一切都留给市场来做,落后经济体就无法发展。

被忽视的传统

有一个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也很少在经济思想史书籍中被提起的传统,它比古典学派还要古老,我称之为发展主义传统(Developmentalist tradition),它诞生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

我之所以不称它为学派(school),是因为学派表明它有明确的创始人和追随者,也有清晰的核心理论。发展主义传统则非常分散,理论的灵感来源很多,知识谱系也很复杂,因此称不上“学派”。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这个传统的兴起靠的是政策制定者。 [12] 而政策制定者关心的是真实世界的问题,而不是理论的纯度。他们以务实的态度对不同理念进行折中,当然,其中有一些人也做出了重大的原创贡献。

然而,这个传统不会因为它不是学派而有损自身的重要性。就对真实世界的影响来说,发展主义传统可能是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传统。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成功的经济发展经验,背后靠的都是发展主义传统,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狭隘理性主义。从18世纪的英国,到19世纪的美国和德国,再到今日,都是如此。 9

要克服经济落后,就要提高生产能力

发展主义传统专注于帮助经济落后国家发展经济,追上更发达的国家。对属于这个传统的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发展并不仅仅是增加收入这么简单——挖到石油或钻石就可以实现,而是要获得更复杂的生产能力 (productive capabilities),即运用(或发展)(新)科技和(新)组织来从事生产的能力。

发展主义传统认为,一些经济活动比如高科技制造业,比其他经济活动更能发展一国的生产能力。然而,由于这些活动先进经济体的企业已经在做了,也就没法在落后经济体中自然发展了。除非政府干预,使用关税、补贴和管制加以扶持和促进这些活动,不然自由市场会不断将它拽回它原来擅长的领域,也就是依赖自然资源或廉价劳动力的低生产力活动。 10 发展主义传统强调,哪些活动可取,哪些政策适合,都要视具体的时空背景而定。昨日的高科技行业(比如18世纪的纺织业)可能就是今天没前途的夕阳产业,对发达经济体有利的政策(比如自由贸易)对欠发达国家可能反而有害。

早期发展主义传统:重商主义、幼稚产业理论和德国历史学派

虽然发展主义传统的政策实践开始得很早(比如1485—1509年在位的亨利七世时代),但它的理论论述要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才出现。比如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经济学家乔瓦尼·博特罗(Giovanni Botero)和安东尼奥·塞拉(Antonio Serra)就强调,政府应该促进制造活动。

今天我们一谈到17、18世纪的发展主义——重商主义 (Mercantilists),都觉得他们只关注贸易顺差(trade surplus),也就是出口要大于进口,但很多重商主义者其实更感兴趣的是通过政策干预来促进生产力较高的经济活动。至少,那些更有经验的重商主义者,会把贸易顺差看成经济成功(即高生产力活动的发展)的表征,而不是当作目标本身。

从18世纪晚期开始,发展主义传统就脱去了贸易顺差至上的重商主义外衣,更加明确地聚焦生产。关键的转折是(上一章提到的)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幼稚产业理论。今天很多人误以为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是幼稚产业理论之父,其实他只是继承和发展了汉密尔顿的理论而已。 11 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紧随李斯特兴起,并统治德国经济学直到20世纪中叶。同时,它对美国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13] 该学派非常重视理解生产系统的历史发展脉络,并发现生产系统跟法律和其他社会制度相互影响。 12

现代发展主义传统:发展经济学

发展主义传统的现代形式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得到了很大发展,这次,它被称为发展经济学。代表人物按字母排序分别是: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1915—2012)、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1901—1985)、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1915—1991)和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1899—1987)。他们写的大部分是资本主义外围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他们不仅完善了早期的发展主义理论,还提出了许多原创理论。

最重要的创新来自赫希曼,他指出,一些行业跟其他行业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linkages),换句话说,他们是大量行业的买方和大量行业的卖方。如果政府能够识别出这种行业(汽车和钢铁行业是常见的例子),并特意扶持,经济增长会比完全交给市场更强劲。

最近有些发展经济学家强调,一个国家要提升生产能力,光靠保护幼稚产业是不够的,还要有投资。 13 他们认为,贸易保护只是为国内企业提高生产力创造空间。生产力要真正提升,需要特意对教育、培训和研发进行投资。

世界要比表面看到的复杂得多:对发展主义传统的评价

正如我之前指出的,缺乏一套连贯、综合的理论是发展主义传统的一个重大缺陷。人类往往会受能够解释一切的理论诱惑,这导致发展主义传统在大多数人眼里比连贯又自信的学派如新古典学派或马克思主义学派矮了一大截。

跟别的鼓吹政府扮演积极角色的经济学派比起来,发展主义传统更容易招致“政府失灵”批评。它提出的政策组合范围太大,很可能耗尽政府的行政能力。

尽管有这些缺点,发展主义传统仍然值得更多关注。折中主义(eclecticism)是它的重大弱点,但也是优点。一个更折中的(即兼收并蓄、不拘一格的)理论可能更适合解释我们这样一个复杂的世界。我们在第3章提到,新加坡采用的是自由市场政策和社会主义政策的独特组合,它的成功就是个明证。此外,发展主义传统在推动现实世界改变方面的骄人战绩表明,世界真的没有我们看到的那么简单。

奥地利学派

一句话总结:没人知道得足够多,因此,不要对任何人进行干预。

橙子不是唯一的水果:自由市场经济学派系林立

并不是所有新古典经济学家都鼓吹自由市场。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也不全是新古典学派。奥地利学派在支持自由市场上,甚至比大多数新古典学派还要强烈。

奥地利学派由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1840—1921)于19世纪末创立,并由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和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1899—1992)发扬光大,影响了奥地利之外的其他地方。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计算争论”(Calculation Debate),是它跟马克思主义学派针对中央计划可行性的一场争论,这场争论为奥地利学派赢得了国际关注。 14 1944年,哈耶克出版了影响极大的畅销书《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书中强烈警告世人:政府干预有损害个人基本自由的危险。

今日,奥地利学派跟新古典学派中的自由市场派(今天此派占大多数)同属放任主义阵营,他们的政策建议也相类似,只是奥地利学派更极端。然而,在方法论上,奥地利学派跟新古典学派很不一样。两派结盟更多的是因为他们的政治需求,而不是理论上的契合。

复杂性与有限理性:捍卫自由市场

奥地利学派虽然强调个体的重要性,但跟新古典学派不同,它并不把个体当作原子式的理性人。它认为人类理性有严重的局限。它认为,行为之所以可能符合理性,是因为人类出于自愿或下意识,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社会规范——用哈耶克的话说就是,“挡在本能与理性之间的习俗和传统”。比如,我们通过假定大多数人会遵守道德准则,才能够将我们的精力用于计算某个潜在的市场交易的成本收益,而不用去计算被骗的几率。

奥地利学派也认为,世界高度复杂和不确定。正如学派成员在“计算争论”中指出的,任何人都不可能获得运行一个复杂经济体所需的所有信息,即使是无所不能的、能从任何人身上要到任何它想要的信息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计划当局。只有通过竞争性市场的自发秩序 (spontaneous order),让大量经济参与者以分散且不断改变的计划去应对不可预测、复杂多变的世界,才能调和彼此,和谐共存。

因此,奥地利学派学者说,自由市场之所以是最好的经济系统,不是因为新古典学派主张的人类具有完全理性且知道一切(或至少知道所有我们需要知道的),而是因为人类并不是很理性,世界上“不可知的”(unknowable)也很多。这个对自由市场的辩护比新古典更贴近真实。在新古典学派的假设中,人类理性水平高得离谱,世界的“可知度”也非常不现实。

自发秩序vs.建构秩序:奥地利学派的局限

奥地利学派认为人类靠深思熟虑(deliberately)创造秩序的能力有限,因此依靠市场的自发秩序我们会过得更好。不过资本主义也充满人类刻意“建构的”秩序(constructed order),比如有限责任公司、中央银行、知识产权法,这些在19世纪后期之前都不存在。不同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有不同的制度安排,不同的制度安排往往产生不同的经济表现。这些制度很大程度是刻意建构的,而不是自发秩序。 15

此外,市场本身也是一个建构(而不是自发)秩序。它基于有意设计的规则和法规,其中有禁止,有遏制,也有鼓励。这一点可以从市场边界的变迁看得更清楚。我们在第2章讲过,由于刻意的政策决策,市场边界不断重划。这点奥地利学派要么没理解,要么就是拒绝接受。曾经,奴隶、童工和一些毒品等都是可以在市场合法交易的,如今已经被法律禁止。同时,许多之前不能进行市场交易的东西,如今因为政策变得可以交易。另外,16世纪到18世纪的英国圈地运动,将原来由社区集体所有、无法买卖的牧地——所谓的“公地”变成私有土地。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的碳排放许可交易市场也是由政府建构。 16 奥地利学派认为市场是一个自发秩序,其实是严重曲解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

奥地利学派反对政府干预的立场过于极端了。他们认为,政府只需要提供法律和秩序,特别是对私有产权的保护,超出这个范围的干预都会让社会失去平衡,最后走向社会主义。这个观点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被表述得最清晰。然而,它在理论上不太能够令人信服,也没被历史证实过。在市场和政府如何搭配上,不仅国与国之间差异巨大,一国之内的不同市场差异也巨大。在美国,巧克力棒就比小学教育更具市场导向。在卫生保健领域,韩国就比英国要更依赖市场解决方案,但在供水或铁路运输方面则相反。如果真有“滑坡”(slippery slope),就不会有这些差异了。

熊彼特学派

一句话总结:资本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强力引擎,但随着企业变大,变官僚化,它迟早会衰退。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这个名字,在经济思想史上还算不上最响亮,但其思想的原创性足以让整个学派以他的名字命名——熊彼特学派或新熊彼特学派 [14] ,这个殊荣连亚当·斯密都没有享受到。

跟奥地利学派一样,熊彼特也是在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阴影”下做研究,这“阴影”有多大,看看他的代表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就知道:这本书的前四章都是写马克思的。 17 著名的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曾经打趣说,熊彼特只是“换掉形容词的马克思”。

创造性破坏的风暴:熊彼特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

马克思曾经强调科技发展是资本主义的推动力,熊彼特对此进行了进一步发展。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通过企业家的创新 (innovations),即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市场的创新。创新能让成功的企业家在各自的市场获得暂时的垄断,获得超额利润(exceptional profit)——他称之为企业家利润 (entrepreneurial profit)。随着时间的推移,竞争对手开始模仿,迫使大家的利润都降低到“正常”水平。看看现在的平板电脑市场就好了:现在这个市场充斥着大量的平板电脑产品,而过去它几乎被苹果公司的iPad垄断。

在熊彼特看来,这种由技术创新推动的竞争,比新古典学派的价格竞争更有力更重要。后者只是在给定技术条件下,生产者为占有市场,努力提高效率,互相降价而已。熊彼特说,通过创新来竞争“(比价格竞争)要有效率得多,如果说价格竞争是把门撬开,那创新竞争就是把门炸开”。

在这一点上,事实已经证明熊彼特有先见之明。他认为,一个企业,无论现在看起来地位多么稳固,长期下来,它也没法安全抵挡一个个“创造性破坏的风暴”。IBM和通用汽车的衰退,都证明了创新竞争的威力,要知道,这些企业在全盛时期,都主导着他们行业的全球市场。

为什么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会衰亡?为什么他错了?

熊彼特尽管相信资本主义的活力,但他对资本主义的未来却不乐观。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他注意到,随着资本主义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以及科学原理在科技创新上的应用(“企业实验室”的建立),企业家让位给了职业经理人——熊彼特轻蔑地称之为“搞行政的”(executive types)。随后企业的管理会变得越来越官僚化,资本主义就会失去活力——其活力靠的是企业家这个极具魅力的英雄的视野和干劲。资本主义慢慢衰落,这个死法跟马克思预言的暴力推翻很不一样。

熊彼特的预言并没有成真。实际上,资本主义在他悲观预测其衰亡之后,反而变得更有活力了。之所以预测错了,是因为他没能看出创新很快变成一种集体事业,不仅要靠具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还有要企业内外众多的参与者。

在复杂的现代行业,大多数技术进步都是通过渐进式创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s),这些创新大多是为了解决生产过程中的实际问题而摸索出来。这意味着,连生产线工人也参与其中。的确,日本汽车企业采用的生产方式,就是能让工人最大限度地投入于创新过程当中,然后企业从中受益。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丰田(Toyota)。那种(几乎)靠一个天才,例如瓦特或爱迪生,就能完善新科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还不是全部。企业还利用各种非商业参与者的研究成果和资金,比如政府、大学和慈善组织。如今整个社会都参与到创新中来了。

正是由于没有预见到创新过程中的这些外部参与者的作用,熊彼特才会误以为个体企业家的空间缩小后,资本主义会失去活力和衰退。

幸运的是,熊彼特的学术继承者(有时候被称为新熊彼特学派)克服了这个理论局限。尤其是他们通过国家创新体系 (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理论,研究了创新过程中不同的参与者——企业、大学、政府以及其他机构(或个人)之间的互动。 [15] 话又说回来,(新)熊彼特学派还是被批评说过于关注技术和创新,相对忽视了其他经济领域,比如劳工、金融和宏观经济。平心而论,其他学派也有过于关注某些特定领域的问题,只不过熊彼特学派关注的还要更狭窄而已。

凯恩斯学派

一句话总结:对个体好,不一定对整个经济总体好。

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跟熊彼特同一年出生,也同样享有整个学派以他名字命名的荣耀。但就学术影响上,熊彼特却无法与他相提并论。凯恩斯可以说是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他通过发明宏观经济学,重新定义了这门学科。宏观经济学这个经济学分支,它将整个经济作为一个实体来分析,但这个实体不等同于它的各个部分的加总。

在凯恩斯之前,大多数人都赞同亚当·斯密说的“一个行为如果在家庭中算审慎,那么它在国家中也不会是愚蠢的”。这个看法至今仍有人信。2011年10月,时任英国首相的卡梅伦就呼吁,所有英国人应该尽力把他们的信用卡债务还清。他没有意识到,如果有足够多的人听取他的建议,减少开支去还债,英国经济的需求面就会崩溃。他不明白一个人的支出就是另一个人的收入。后来他的顾问迫使他收回这种令人尴尬的言论。

为了推翻这种观点,凯恩斯试图去解释:如果说市场能够平衡供给和需求,为什么还会长期存在失业工人、闲置工厂和卖不出去的产品?

为何有失业?凯恩斯的解释

凯恩斯先从一个显而易见的观察开始:一个经济体不会将它所有的产出都消费掉。如果所有生产的东西都被卖掉,从而所有的生产投入都被使用(包括工人都被雇用),这被称为充分就业 ,那么产出与消费之差,也就是储蓄,必须全部拿去投资。

不幸的是,没有什么可以保证储蓄会等于投资,尤其是当投资者和储蓄者不是同一拨人的时候,不像资本主义早期,当时工人工资太低,没法存钱,资本家都是用自己的储蓄去投资。投资和储蓄不相等,是因为投资往往无法立即实现收益,投资金额的大小往往要看投资人对未来的预期。而对未来的预期,主要是由心理因素推动,而不是通过理性计算,因为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

不确定性并不只是说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而已。有些事,我们能够相当准确地计算它每一种可能情况的发生概率,我们称之为风险 。的确,对有关人类生活的许多方面的风险——如死亡、火灾、车祸等的计算能力,已成为保险业的基石。然而,对其他许多事,我们连可能发生的情况有哪些都不知道,更别说他们的发生概率了。对不确定性这个概念的最佳解释,来自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 )。有点意外吧!2002年,他在关于阿富汗局势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道:“有些事是‘已知的已知’(known knowns),我们知道这些事是我们知道的。有些事是‘已知的未知’(known unknowns),也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些事是我们不知道的。但还有一些是‘未知的未知’(unknown unknowns),这些事是我们不知道的,但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无知。”“未知的未知”,精辟总结了凯恩斯所说的不确定性。

创造充分就业的积极财政政策:凯恩斯的解决方案

在一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中,投资者可能会突然对未来感到悲观,从而减少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储蓄可能会超过我们所需要的,用专业术语说就是“储蓄过剩”(savings glut)了。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过剩迟早会被消除,因为对储蓄的低需求会迫使利率(也就是借钱的代价)降低,使得投资变得更有吸引力。

凯恩斯指出这种事不会发生。投资下降,整体开支也跟着下降,既然一人之支出就是另一人之收入,那么收入也跟着下降。收入减少反过来会减少储蓄,因为储蓄本质上就是收入用于消费之后剩下的钱(收入减少后,消费其实不会有很大变化,这是由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和习惯共同决定的)。最后,储蓄会减少到刚好符合低迷的投资需求。如果过剩的储蓄是以这种方式减少的,就不会有利率下降的压力,也就没有对投资的额外刺激了。

凯恩斯认为,投资只有在投资者的动物精神 (animal spirits)受到新科技、金融狂热等不寻常事件刺激时,才会高到足以实现充分就业。动物精神,根据凯恩斯的定义,是“不想无所事事,想做点什么的自发性冲动”。在他看来,正常状态就是投资在有效需求 (effective demand,实际上由购买力支撑的需求)的水平上等于储蓄,但在有效需求的水平上,不足以支撑充分就业。凯恩斯指出,为了实现充分就业,政府必须主动使用公共支出,把需求撑起来。 18

货币在经济学中找到了真正的工作:凯恩斯金融理论

凯恩斯经济学充斥着不确定性,这意味着货币不仅仅是新旧古典学派所认为的记账单位或方便的交易媒介。在凯恩斯看来,它是为不确定的世界提供流动性 (liquidity)的一种手段,也就是说,是迅速改变个人财务状况的手段。

鉴于此,金融市场不只是为投资项目提供资金,同时还可以利用不同人对同一项目的投资回报的估计不同来赚钱,换句话说,金融市场也是个投机 (speculation)的地方。在这个市场,买卖资产的主要推动力已不是最终回报,而是对未来的期望,尤其是关于其他人心中的预期的预期,用凯恩斯的话说就是,“关于平均意见的平均意见”(average opinion about the average opinion)。凯恩斯认为这是金融市场上常见的羊群行为(herd behaviour)的基础,让金融市场本身就有出现金融投机的倾向,常常大涨大跌。 19

在这个分析的基础上,凯恩斯对由投机驱动的金融系统可能造成的灾难提出了著名的警告:“如果投机者只是平稳的企业河流上的泡沫,他们可能没什么危害;但如果企业变成投机旋涡上面的泡沫,那形势就非常严峻了。当一国的资本发展沦为赌场的副产品,事情十有八九会搞砸。”他是个明白人——他自己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金融投机者,即使在慷慨捐了大笔钱做慈善之后,他的身家(换成今天的币值)也超过1000万英镑(或1500万美元)。 20

适合20世纪,但适合现在吗?

跟新旧古典学派比起来,凯恩斯学派的理论更适合20世纪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建基于这种认识:从19世纪开始出现的储户和投资者的结构性分离,使得储蓄和投资难以相等,充分就业也因此变得难以实现。

此外,凯恩斯学派准确认识到金融在现代资本主义扮演的关键角色。古典学派没有给予金融太多的关注,因为古典学派发展的时期,金融市场还很原始。等到新古典学派兴起时,金融市场虽说已经跟凯恩斯生活的年代很像了,但是,由于看不到不确定性,货币在新古典学派眼里也就不是很必要。相比之下,金融在凯恩斯的理论中则扮演了关键角色。这也是凯恩斯学派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1929年大萧条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原因。

“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凯恩斯学派的缺点

要说凯恩斯学派的缺点,那就是过于关注短期。凯恩斯自己就有一句名言:“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

古典经济学家常常主张,在长期,“基本”力量比如技术和人口结构变化,自然会解决一切事情。凯恩斯则强调,我们在制定经济政策时不能指望这个。这一点他绝对正确。不过,把焦点放在短期宏观变量上,则导致凯恩斯学派在处理长期议题方面较弱,比如在科技进步和制度改革的处理上。 21

制度学派

一句话总结:个人是社会的产物,尽管他们可能改变社会规则。

从19世纪末开始,就有一群美国经济学家向主流的古典和新古典学派发出挑战,认为他们不够重视或忽视了个体的社会性——也就是人是社会的产物这个事实。他们认为,我们需要分析制度 (institutions),或者社会规则,因为他们影响甚至塑造了个人。这群经济学家被称为制度学派(Institutionalist school),或被称为旧制度学派,以便跟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制度经济学相区分。

个人由社会塑造:制度学派的兴起

制度学派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1857—1929),他因为质疑理性、追逐私利的个人而出名。他认为,人的行为背后的动机有很多层次:本能、习惯、信仰,最后才是理性。他同时强调,人类理性不可能永恒不变,它由社会环境所塑造。社会环境由制度组成,其中有成文规则,比如法律、企业规章,也有不成文的,比如社会习俗、商业惯例。我们观察的个体周围到处是这些制度。凡勃伦相信,制度不仅影响人的行为,还能改变人;而反过来,人也可以改变这些制度。 22

20世纪初,美国新一代经济学家从凡勃伦对制度的强调那里获得灵感,同时公开或暗自从马克思主义和德国历史学派那里吸收养分,然后自成一派。在得到凡勃伦的同意后,这个学派在1918年正式宣布自己为制度学派,领袖是凡勃伦的学生韦斯利·米切尔(Wesley Mitchell,1874—1948)。 [16]

该学派在罗斯福新政期间最风光,许多成员都参与了新政的制定和执行。如今大家都把罗斯福新政看成是凯恩斯的政策计划。但实际上首个新政计划是1933年实施,第二个是1935年,而凯恩斯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到1936年才出版。正如我在第3章提到的,罗斯福新政涉及的更多的是制度——金融监管、社会保障、工会和公共事业管理,而不是宏观经济政策。即使在“二战”后,制度经济学家在美国经济政策上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比如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1953—1956年任美国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1970—1978年任美联储主席。

个人不完全由社会决定:制度学派的没落

制度学派在20世纪60年代后开始衰落。部分原因是5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兴起了。新古典学派研究经济学的方法相当狭隘,强调理论要以个人为基础、“普遍”假设和抽象模型。这导致他们认为制度学派不只是不一样而已,而是在智力上就低他们一等。

但其实制度学派衰落也跟自身弱点有关。他们没能将制度生成、维持和演变的各种机制完全理论化。他们只是将制度看作正式的集体决策(比如立法)的结果或者历史的产物(比如文化规范)。然而,制度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形成。奥地利学派和新制度学派就认为,理性个体的互动会产生自发秩序——这是一种制度。行为学派则指出,个体与组织为应对复杂性发展出了认知机制(cognitive devices)——这也是一种制度。马克思主义学派则提出,为维持现有的权力关系所作的尝试,也会产生制度。

另一个大问题是,学派中有些学者太强调个体的社会性了,这实际上是某种结构决定论(structural determinism)了。社会制度和结构就是一切,个体完全由他们生活的社会所决定。“二战”刚结束的那几年,(正在没落的)美国制度学派的领军人物克拉伦斯·艾尔斯(Clarence Ayres)就说过这么一句名言:“个体是不存在的。”

交易成本和制度: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群有新古典和奥地利学派倾向的经济学家,在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的带领下,成立了一个新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 23

新制度经济学家既然称自己为制度经济学家,就想表明他们不是典型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不想只关注个体而忽视影响个人行为的制度。不过,他们又强调自己的“新”,很明显是要和原来的制度学派——现在称之为旧制度经济学派划清界限。跟旧制度学派的一个主要区别是,新制度学派会分析个体的刻意选择是如何衍生出制度的。 24

新制度学派的主要概念是交易成本 (transaction cost)。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唯一的成本就是生产成本,比如物料、工资等。然而,新制度学派则强调,经济活动的组织也有成本。有的人定义很窄,只将跟市场交易本身相关的成本称为交易成本:发现替代产品(逛街等)的成本、真正购物以及讨价还价的时间和金钱。有的人定义要宽很多,叫“经济系统运行的成本”,不仅包括进行市场交易的成本,还包括交易完成后的合同执行成本。因此,如果按这个更宽泛的定义,交易成本就包括防盗的治安维护成本、司法体系的运作成本,甚至包括确保工人的劳务付出达到合同规定上限的监控成本。

制度不仅仅是约束:新制度学派的贡献和局限

新制度学派通过运用交易成本概念,发展出各种各样的有趣理论和案例研究。其中一个突出例子就是问这样一个问题:既然说是“市场”经济,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经济活动是发生在企业内部。简单回答就是:由于市场的信息成本和合同执行成本很高,市场交易的成本也往往非常高。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企业内部不同等级的指令来完成任务,效率会高很多。另一个例子是产权 (property rights)理论。新制度学派认为,产权,确切来说,就是关于某种财产的所有者对那种财产能够做什么的规则。关于产权会对投资模式、生产技术选择和经济决策带来什么影响,该学派有很精彩的分析。

尽管有这些重要贡献,新制度学派作为一门“制度”理论却有一个很大的局限。它把制度看成约束(constraints)——对无拘无束的自利行为的约束。但制度不光可以“约束”还能够“赋能”(enabling,激发新的可能)。制度限制个体自由,往往是为了让我们整个集体能够做得更多,比如交通法规。大多数新制度经济学者并不否认制度也可以赋能,但是却没有明讲,一提到制度,还是继续称之为约束。这样就传递出制度的一种负面印象。更重要的是,他们看不出制度的“建设”作用。制度不只是约束个体行为,还能塑造人的动机。新制度学派漏掉了这么重要的一面,因此还不能算完全成熟。

行为学派

一句话总结:我们不够聪明,因此我们得有意识地用规则限制我们的自由选择。

之所以叫行为学派,是因为它试图根据真正的人类行为来建模,他们没有像新古典学派一样假设人是按照理性自私的方式来行事。这个学派还将这种方法延伸到经济制度和组织的研究中,比如如何最好地组织一家企业或设计金融法规。因此,该学派跟新制度学派有基本相似之处,两派成员也有重叠。

行为学派是迄今为止我们考察过的所有经济学派中最年轻的,但其实也比大多数人想的要老。这个学派最近声名鹊起是因为行为金融学和实验经济学,但其实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出现了,特别是出现在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1916—2001)的著作中。 [17]

人类理性有局限,个人和社会需要被规范

西蒙的核心概念是有限理性 (bounded rationality)。他批评新古典学派不该假设人拥有处理信息的无限能力,或者说上帝般的理性。他自己称之为“奥利匹亚理性”(Olympian rationality) [18] 。

西蒙并不是说人类是不理性的。他的观点是,我们很想要理性,但能力有限,而且世界还很复杂——用凯恩斯的话说就是,世界充满不确定性。这意味着,人类决策的主要约束往往不是信息不足,而是人类处理信息的能力不足。

正由于有限理性,我们发展出一种心智“捷径”(mental ‘shortcuts’),能有效节省心智能力。这些被称为启发式方法 (heuristics,启示法)或直觉思考,有多种形式:经验法则、常识或专家判断。这些心理工具的背后,是对模式的识别能力,它能让我们舍弃大量的选择,只专注于小范围、可管理、最有前景的选择。西蒙经常以国际象棋大师为例。他们就是使用这种心智方法的人,他们的秘诀就在于他们能够迅速排除那些胜算较小的路径,把精力集中在更可能产生最好结果的棋步序列上。

只聚焦一小部分的可能选项,意味着最终选择可能不是最优的,但这种方法能让我们运用有限理性,去处理世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此,西蒙认为,当人类做选择时,他们只是足够满意 (satisfice),也就是说,人类只是追求“足够好”(good enough)的解,而不是新古典理论认为的最优解。 25

市场经济vs.组织经济

行为学派一开始是研究个人决策,但后来兴趣不断延伸。在行为学派眼里,通过简化决策规则,帮助我们的有限理性去应对复杂世界,不应该只发生在个体层面。

我们建立起组织惯例 (organization routines)和社会制度,以便我们能够弥补有限理性的不足。就像个人层次的启发式方法一样,这些组织和社会规则虽然限制了我们的选择自由,却帮助我们做出更好的选择,因为他们能够减少问题的复杂性。值得特别强调的是,这些规则使我们更容易地预测其他相关行动者的行为,因为这些人也会遵守规则,并按照特定的方式行动。这一点奥地利学派也强调过,只是用了稍微不一样的表述,他们强调的是“传统”作为理性基础的重要性。

如果采用行为学派的视角,我们看经济的方式就跟主流的新古典学派非常不一样。新古典经济学家往往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描述成“市场经济”。行为学派则强调,市场实际上只占整个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相当小的一部分。赫伯特·西蒙在20世纪90年代就估算过,美国80%的经济活动都是发生在组织内部,比如公司或政府,而不是通过市场。 26 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更适合叫作组织经济 (organization economy)。

情感、忠诚和公平为什么重要

情感、忠诚和(追求)公平这些人类品质,在大多数经济学家,尤其是新古典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眼中,说得最好听就是跟理性决策无关,说得最难听就是阻碍理性决策(让人们在决策时分心)。但行为学派提出了很有说服力的理由,解释这些人类品质为什么重要。

有限理性理论解释了为什么情感不见得是理性决策的绊脚石,反而可能往往是(有限)理性决策过程的重要部分。根据西蒙的说法,因为理性有限,我们必须将我们有限的心智资源聚焦在解决手头最重要的事情上。情感提供了这种焦点。行为学派认为,组织成员的组织忠诚对组织的良好运转是必要的,因为如果组织充斥不忠诚的员工,那么监管和惩罚其自私行为的成本就会高到让组织不堪重负。同样,公平问题也非常重要,因为当组织或社会的成员认为他们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他们就不会对组织或社会忠诚。

太聚焦于个人?对行为学派的评价

行为学派虽然是最年轻的学派,却让我们从根本上反思了关于人类理性和动机的理论。通过它,我们对人类如何思考和行动的理解比以前全面多了。

行为学派试图通过个人理解人类社会。准确地说,研究起点还不是人,而是比人还要“低”的心智过程,这是行为学派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由于太专注于这个“微观”层次,行为学派看不到更大的经济系统。其实真没必要这样。西蒙不也是写了许多关于经济系统的文章和著作。但该学派大多数学者都太关注个人,尤其是研究实验经济学(experimental economics)和神经经济学(neuroeconomics)的那些学者。实验经济学试图通过控制实验来确定人类是否是理性和自私的;而神经经济学则是试图建立大脑活动和特定行为之间的联系。还有一点,行为学派过于关注人类认知和心理学,这使得它在科技和宏观经济学上没什么可说。

结论:经济学如何做得更好

保持知识多样性,鼓励“交叉授粉”

光认识到经济学有很多不同的研究方法还不够。这种多元还必须保留,甚至发扬。不同的方法强调不同方面,提供不同观点。多了解一些学派,而不只是一两个,我们就能够对这个叫“经济”的复杂实体有更全面、更平衡的理解。就像生物种群的基因库越多样,它对冲击的承受能力就越强一样,一个学科的理论研究方法更多样,它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的能力就比“单一的知识作物”强。实际上,这已经被事实验证过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要不是主要国家政府马上就抛弃自由市场经济学,转而采用凯恩斯政策,我们可能要经历像1929年大萧条类似的崩溃。

保持多元还不够。我们不能只是让百花齐放,还要让它们交叉授粉。不同的经济学方法可以互相学习,丰富我们对经济世界的理解。

那些在知识上有明显关系的学派,其实早就“交叉授粉”过了。发展主义传统和熊彼特学派已相互交流过,并互相获益。后者靠前者的理论,理解了适合科技发展的大环境;而后者则为前者提供了更具体的理论,阐释了技术创新如何发生。在理解企业内部运作尤其是资本主义劳资关系方面,马克思主义学派、制度学派和行为学派也一直在相互交流,只不过通常是以敌对的态度。凯恩斯学派、行为学派都强调心理因素,但直到最近才在新分支“行为金融学”发生值得注意的思想交叉授粉。

不过,交叉授粉也可以发生在人们眼中无法相容的几个学派之间。古典学派(右)、凯恩斯学派(中)和马克思主义学派(左)尽管在政治光谱上距离很远,但都将阶级视为社会的基础。奥地利学派和凯恩斯学派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一直争得不可开交,但他们都认为,世界是复杂不确定的,因此我们的理性在处理这样一个世界时也就非常有限(行为学派和制度学派也都这样认为)。奥地利学派、制度学派和行为学派都认为人有很多层次,如果我们用制度学派的说法,它由本能、习惯、信仰和理性构成,虽然一些奥地利学派学者可能会觉得其他两个学派的人都是令人反感的左派。

做好经济学,跟我们所有人都有关

即使读者被我说服了,赞同经济学应该保持知识多元化,并鼓励交叉授粉,他们也可能会问:“那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毕竟,只有极少的读者会成为职业经济学者,有机会保持或增加经济学的多样性。

可以这么说,如果我们不想变成别人决策的被动受害者,我们就必须知道经济学不同研究方法的一些思想。每一个影响我们生活的经济政策和公司行为,比如最低工资、外包、社会保障、食品安全、养老金,等等,背后都有某种经济理论作为支撑。这些理论要么激发了那些政策和行动,要么为那些当权者本就想做的事提供借口(且后者更常见)。

只有当我们知道经济学理论有很多种之后,才能在当权者向我们说“没有替代方案”(there is no alternative,简称TINA)时——撒切尔夫人有一次为其争议政策辩护时就是这么讲的——告诉当权者他说错了。当我们知道,敌对经济学派之间也有很多共同点时,如果有人将任何事都描述成非黑即白而让争论两极化,我们就能有效抵御他的论证。当我们知道,不同经济理论的观点之所以不同,部分是因为背后的伦理和政治价值观不同,我们就有信心参与讨论真正的经济学——即政治争论(political argument),而不是对错分明的“科学”。只有当大众展现出对上述事情的认识,经济学家才不会以科学真理守护者的姿态吓唬一般民众。

由此可知,了解不同的经济学派,掌握他们各自的优缺点,并不是经济学家才能学会的深奥武功。它对学习经济学至关重要,并有助于让经济学更好地服务全人类。

延伸阅读

G. Argyrous and F. Stillwell. Readings in Political Economy . Annandale, NSW: Pluto Press, 2003.

P. Deane. The State and the Economic Syste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J. K. Galbraith. A History of Economics: The Past as the Present . London: Penguin, 1989.

[美]罗伯特·海尔布隆纳. 经济学统治世界.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英]杰弗里·M.霍奇逊. 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美]埃里克·S. 赖纳特. 富国为什么富 穷国为什么穷.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意]荣卡格利亚. 西方经济思想史.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

[1] “至尊戒,驭众戒”(The One Ring to Rule Them All)是至尊戒铭文的第一句话,出自托尔金小说《魔戒:护戒使者》。至尊戒是托尔金小说《魔戒》中的物件,黑暗魔君索伦为了统治中洲自由民而打造的一枚主魔戒。至尊戒是统御戒指,通过它可以控制其他佩戴次级魔戒的人。——译注

[2] 实际上还不止九个,还有一些较小的学派,比如新李嘉图学派、拉美结构主义学派、女权主义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等。如果将学派的分支也独立出来计算(如发展主义传统下面的不同分支),数量还要更多。——原注

[3] 他随即补充道:“但他们并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这句话强调了我们改变环境的同时,也是环境的产物。——原注

[4] 也可译为“多数人的利益”“更大的利益”“公共利益”,是功利主义哲学概念。出自《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原话为“For the Greater Good”,是黑巫师格林德沃(Gellert Grindelwald)在1940年代巫师大战实行恐怖行动的借口,这句话被刻在用来关押其反对者的纽蒙迦监狱的入口上方。它表达了这样一个信念:他的所作所为,最终会让所有人受益,只不过得牺牲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译注

[5] 斯密不像其他古典经济学家,他注意到了人类的动机除了自利之外,还有同情、激情和对社会规范的遵循。这些动机是《国富论》的姊妹篇《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主要讨论的内容。——原注

[6] 因此,比较优势中的“比较”,是指一国之内不同产品间的比较。一国在生产某个产品上比另一国更有效率的那种可能,已经反映在“优势”二字上。更具体的解释,请看拙著《富国的伪善》第3章“我六岁的儿子应该参加工作”。——原注

[7] 该理论由瑞典经济学家伊·菲·赫克歇尔(Eli Heckscher)和他的学生贝蒂·俄林(Bertil Ohlin)创立,后由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他写出了20世纪最出名的经济学教材)完善。——原注

[8] 指市场仅靠自己就能够实现均衡状态。——译注

[9] 尽管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会损害美国汽车和纺织工人的利益,美国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仍然支持签订。他们的理由是:通过协定新增的贸易总收益,足够补偿协议受害者的损失。但是很不幸,受害者并没有获得充分的补偿,因此,签订NAFTA的结果不能算是帕累托改进。——原注

[10] 在俄国革命之前,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有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1854—1938)、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和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1877—1941)。苏联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有列宁(Vladimir Lenin,1870—1924)、普列奥布拉任斯基(Yevgeni Preobrazhensky,1886—1937)和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1888—1938)。——原注

[11] 有一些提法将共产主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靠中央计划。第二个或者“更高级的”阶段称为“纯粹共产主义”,到那时候,国家和政府会消失。本书讲的共产主义指的是社会主义那种。——原注

[12] 大部分人都被遗忘了,只有一些人还因为他们的政策被人记住,比如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他于1665年到1683年任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有一些,比如亨利七世(Henry VII)和罗伯特·沃波尔,也被人记住了,但不是因为他们的经济政策。——原注

[13] 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早期领导者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理查德·埃利(Richard Ely)都是跟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如威廉·罗雪尔(Wilhelm Roscher)和卡尔·克尼斯(Karl Knies)学习经济学的。——原注

[14] 前面的“新”字有争议。其实两者的差异,比古典学派与新古典新学派之间的差异要小得多。——原注

[15] 该学派有时也被称为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ry economics),主要人物(按字母排序)有:马里奥·西莫利(Mario Cimoli),乔瓦尼·多西(Giovanni Dosi),已经去世的克里斯托弗·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本特-奥克·伦德瓦尔(Bengt-Åke Lundvall),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Nelson)和悉尼·温特(Sidney Winter)。——原注

[16] 其他重要人物有:1. 约翰·康芒斯(John Commons,1862—1945),他的理论跟制度学派相似,在1920年代公开宣称自己是学派成员;2. 约翰·莫里斯·克拉克(John Maurice Clark,1884—1963),他是约翰·贝茨·克拉克的儿子,属于这个学派更年轻的人物。——原注

[17] 就像我在《关于资本主义,他们没告诉你的23件事》“第十六件事”那章对他的称呼一样,西蒙是最后的“文艺复兴人”(Renaissance Man,指全才)。他在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很多领域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是人工智能(AI)和运筹学创始人之一。他写出了公共管理领域的经典著作《管理行为》(Administrative Behaviour ,1947年出版),还是认知心理学的杰出学者。因此,他非常了解人类是如何思考和行动的——原注

[18] 该词在西蒙的著作《人类活动中的理性》(Reason in Human Affairs )中文版中译为“超凡理性”。——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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