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剧中人：谁是经济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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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没有社会这种东西。只有单独的男男女女，还有家庭。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

企业都不必游说政府了，他们就是政府。

——美国专栏作者吉姆·海托华（Jim Hightower）

个人就是主角

个人主义视角下的经济

当今经济学的主流是新古典学派，正如第1章提到的，他们认为经济学是“选择的科学”。根据这种看法，选择是由个人做出的，而该学派假设个人是自私的，只关注自身福利最大化，最多加上家人的福利。他们认为，在这么做时，所有个人就是在做理性选择，准确地说，在选择最有成本效益的方式去实现既定目标。

作为消费者，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一套偏好系统（preference system）来指定其喜好。消费者在面对不同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价格时，通过这套偏好系统，就能够选出让自己效用最大化的商品和服务。个体消费者的选择，通过市场机制加总，就能告诉生产者他们的产品在不同价格下的需求量是多少（需求曲线）。而每个价格下生产者愿意供应的数量（供给曲线），则取决于他们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所做出的理性选择。在做选择的过程中，生产者会考虑生产成本，而决定生产成本的是所需投入品的价格和生产者所用的技术——技术不同，投入品的组合就不同。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相交的地方，就是市场均衡（equilibrium）点，也就是说，当供给和需求相等时，我们就实现了市场均衡。

在这个经济故事中，个人是故事的主角。有时消费者被称为“家庭”，生产者被称为“企业”，但家庭和企业本质上都是个人的延伸。他们被看作是前后一致的单一单位。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继承1992年诺奖得主加里·贝克尔的开创性研究，探讨“家庭内议价”（intra-household bargaining），但他们指的这个过程是发生在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个体之间，而不是在真实的家庭成员中——真实家庭成员之间充满爱恨、共情、残忍和承诺。

经济个人主义的魅力和局限

虽然这种个人主义视角并不是建立经济理论的唯一方式（见第4章），但它自20世纪80年代就已成为主流。一个原因是它有强大的政治和道德吸引力。

首先，它是一则关于个人自由的寓言。个人只要愿意支付合理的价格，就能得到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不管是“道德”产品（比如有机食品或公平贸易咖啡）还是买给小孩做圣诞礼物但明年圣诞他就会忘记的玩具，比如美国1983年圣诞季热销的椰菜娃娃和1998年圣诞季的爆款菲比娃娃。不管什么产品，只要可以赚钱，个人就能够生产，他们会使用任何能让利润最大化的生产方式，他们可以雇用童工生产足球，也可以用高科技机器生产微芯片。没有什么更高的权威——不管是国王、教皇，还是计划部长——能够指导个人需要什么和生产什么。在此基础上，许多自由市场经济学家都主张，个人的消费自由跟更广泛的政治自由密不可分。哈耶克那本影响深远之作《通往奴役之路》，以及弗里德曼大力鼓吹自由市场体系的《自由选择》就是显例。

此外，这种个人主义经济观为市场机制的正当性提供了一个矛盾但强有力的道德理由。故事是这样的，我们作为个体只为自己做选择，但其结果却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我们社会不需要个体是“好人”（good），就能让经济运转得有效率，并惠及所有经济参与者。或者，更准确地说，正因为个体不是“好人”，无情地追求自身效用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经济才会有效率，让所有人受益。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第二章有一段话，正是阐述这种观点的经典名句：“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

以上理由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实际上问题很大。先讲政治上的理由。一国的经济自由跟它的政治自由并没有明显关系。许多独裁政权实施非常自由市场的政策，而许多民主政权，比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税收高，管制多，因此经济自由度低。事实上，许多信奉个人主义的经济学家，甚至愿意牺牲政治自由来维护经济自由（这就是哈耶克称赞皮诺切特在智利的独裁统治的原因）。在道德理由上，我之前讨论的许多理论（包括基于新古典个人主义视角下的市场失灵论）都表明，个人通过市场不受限制地追求私利，往往没能产生社会想要的经济结果。

其实在个人主义经济观成为主流之前，大家都已经知道它的这些局限，因此，它之所以能够成为主流，至少有一部分要归因于它的政治主张（即观念的政治）。跟其他几个学派（尤其是跟以阶级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或凯恩斯学派）相比，个人主义经济观从那些手握金钱和权力的人身上获得的支持和认同要多得多，因此，影响也就更大。它之所以能够得到有钱有权者的支持，是因为它将社会底层结构比如财产所有权和工人权利，视为既定的，而不去质疑现状。 [1]

组织作为主角：经济决策的现实

有些经济学家更关注现实的经济决策，而不是理想的经济决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赫伯特·西蒙和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他们发现，个人主义观从19世纪末就过时了。从那时候起，从事最重要的经济活动的已经不是个人，而是内部决策结构很复杂的大型组织，比如企业、政府、工会以及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

最重要的经济决策者是企业，不是个人

今天，最重要的生产者是大企业，员工多达几十万，甚至几百万，覆盖几十个国家。全球最大的200个企业，产出就占全球总产出的10%左右。据估计，国际制成品贸易中有30%—50%其实是公司内贸易（intra-firm trade），也就是同一家多国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MNC）或跨国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TNC）将自己的投入与产出在不同国家间的转移。 1 比如，丰田在泰国春武里的发动机厂，将自己的产品“卖”给丰田在日本或者巴基斯坦的装配厂。这种可能算是泰国出口到日本和巴基斯坦，但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市场交易。这种贸易的产品价格不是由市场决定，而是日本丰田总部说了算。

企业做决策不像个人

从法律上来说，大企业的决策我们应该都能追踪到特定的个人，比如CEO（首席执行官）或者董事长。但不管这些人的权力有多大，他们为公司做决策的方式还是跟个人为自己做决策的不一样。企业决策是如何做出的呢？

企业决策的源头是股东。通常我们说股东“拥有”公司，这个作为简单描述可以，但严格来说，不正确。股东拥有公司的股份（或股票），使得他们有一定的权利参与公司管理。但股东对公司的拥有，跟我对我的电脑和筷子的拥有还是不一样。接下来，我会解释两种股份——优先股（preferred shares）和普通股（ordinary shares），讲完你就会更明白了。

优先股的股东享有股息（dividends）分配的优先权。所谓股息，就是派发给股东，而不是留给公司的那部分利润。但这个配息优先权是以牺牲公司重大决策的投票权为代价的。这些决策包括公司高管的任命与其薪酬的制定，是否跟别的公司合并，收购别人或被别人收购。对这些事情有投票权的股份叫普通股。说是“普通”股东，其实在决策权上一点都不普通，他们通过投票做出集体决策。通常是一股一票，但在一些国家，某些股份享有较大的投票权，比如在瑞典，有些股份是一股等于一千票。

谁是股东？

现在几乎没有像以前由单一资本家拥有多数股权的大公司了。但保时捷-皮耶希家族是个例外，这个家族拥有德国大众汽车集团超过50%的股份。

不过还是有很多巨型企业有一个控股股东（dominant shareholder），这个股东拥有的股份多到足以决定公司的未来，也就是拥有控股权（controlling stake），通常至少要拥有总有表决权股数的20%。

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拥有脸书（Facebook）28%的股份，就是控股股东。瑞典的瓦伦堡（Wallenberg）家族则拥有萨博（Saab）汽车公司40%、伊莱克斯（Electrolux）公司30%、爱立信（Ericsson）公司20%的股份，是这些大企业的控股股东。

大多数大公司并没有单一控股股东。他们的股权非常分散，以至于没有单一股东能有效控制公司决策。比如，截至2012年3月，丰田汽车的第一大股东——日本信托服务银行，也只拥有丰田股份的10%多一点；第二和第三大股东则各拥有6%左右。即使一致行动，三大股东加起来也不到四分之一的票数。

两权分离

股权分散意味着职业经理人即使没有股权，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大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这种情况被称为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简称两权分离。这产生了委托代理问题（principal-agent problem）：代理人（职业经理人）在经营企业时的商业行为，可能是为了增进自身利益，而不是委托人（股东）的利益。也就是说，职业经理人可能会最大化营业额而不是利润，或者助长公司的官僚作风，因为他们的威望跟公司的体量（通常由营业额衡量）和员工人数正相关。这正是1987年电影《华尔街》（Wall Street ）男主角戈登·盖柯所抨击的。有一幕，他批评他正要收购的公司居然至少有33个副总裁，而且这些副总裁都不知道在干吗。

许多亲市场的经济学家，尤其是迈克尔·詹森（Michael Jensen）和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尤金·法玛（Eugene Fama），都认为委托代理问题即使无法消除，也可以通过将经理人的利益往股东利益这边靠来减少或减轻。他们提出两种方法：一种是让企业并购变得更简单（呼唤更多像戈登·盖柯这样的人出现），这样股东如果对经理人不满意，就能轻松换掉他。第二种是职业经理人的薪酬中很大一部分以公司股票（股票期权）形式支付，这样，他们就会从股东角度考虑问题了。这种思想叫股东价值最大化（shareholder value maximization），这个词由1981年新任通用电气CEO和董事长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提出后，立马席卷英美企业界，后来又传播到全世界。

工人和政府也影响企业决策

工人和政府对企业决策也有重要影响，只是在英美不常见而已。

工人在一些欧洲国家，比如德国或瑞典，除了通过工会活动，还可以选出代表参加公司董事会来影响公司决策。尤其是在德国，德国大企业实施劳资共决制（co-determination system），有两层董事会，分别是“理事会”和“监事会”。理事会就像其他国家的董事会一样，负责做出最重要的决策，比如并购或者关闭工厂，但必须得到监事会批准。虽然监事会主席是理事会任命的，而且有决定票，但监事会里面有一半的票数在工人代表手里。

政府有时候作为企业股东，也参与企业管理决策。政府在私营企业中的持股比例比人们想的要大。全球最大的纸和纸浆生产商斯道拉·恩索集团（Stora Enso），有25%的股份由芬兰政府持有。德国第二大银行德国商业银行（Commerzbank），也有25%的股份在德国政府手上。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工人和政府的目标跟股东和职业经理人不一样。工人想要让失业数量最小化，增加工作安全感和提升工作条件。政府必须考虑企业之外许多团体的利益，比如供应商、当地社区，甚至环境保护组织。最后，那些有员工和政府深入参与管理的公司，其行为就会跟股东和职业经理人主导的企业不同。

大众汽车与现代企业决策的复杂性

德国大众汽车集团（下简称大众汽车）充分展示了现代企业决策的复杂性。它的大股东是保时捷—皮耶希家族。从法律上讲，这个家族能够强行通过任何决策。但实际上大众汽车的决策并不是这样做出的。像其他德国大企业一样，大众汽车有两层董事会，其中工人代表的权力很大。而且，大众汽车有20%的股份为政府所有，更准确地说，是由下萨克森（Lower-Saxony）州政府所有。结果就是，大众汽车的决策要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讨价还价程序，牵涉到股东、职业经理人、员工和普通民众（通过持股的政府发声）。

大众汽车的例子很极端，但有力说明了公司决策跟个人决策真的非常不一样。如果对这种公司决策过程的复杂没有一定的了解，我们是没法理解现代经济的。

合作社——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之外的另一种形式

有一些大企业是合作社（cooperative），由他们的使用者（消费者或储户）、员工或者独立小商家共同所有。

消费者合作社（consumer cooperative）的一个例子是瑞典第二大零售商Coop连锁超市。英国也有Coop，是英国第五大连锁超市。消费者合作社能够集中消费者的购买力，然后跟供应商谈更好的折扣，从而降低商品售价。当然，其他供应商像沃尔玛和高朋（Groupon），也能汇集消费者的购买力，去跟供应商谈折扣。但两者不同的是，合作社能够让给消费者更多的折扣，因为他们没有股东，也就不用股东分红。

信用合作社（credit union）其实就是储户合作社。全球有近两亿人是信用合作社的成员。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中有一些其实就是信用合作社，比如荷兰合作银行（Netherlands' Rabobank，又称拉博银行）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France's Credit Agricole）。两者一开始都是农民的储蓄合作社。

生产者合作社（producer cooperative）有两种：1. 工人合作社，由他们的员工所有；2. 生产者合作社，由独立生产者所有，这些生产者一致同意集中各自的资源，一起生产某些产品或服务。

西班牙蒙德拉贡联合集团（Mondragon Co-operative Corporation）有近7万名员工合伙人，分布于旗下的一百多个合作社，每年的销售收入有190亿美元左右（2010年）。 2 其销售额和员工数，都在西班牙排第七。这家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合作社。另一家著名的工人合作社是英国的约翰—路易斯合伙公司（John Lewis Partnership of Britain），它拥有约翰—路易斯百货商店和维特罗斯连锁超市（Waitrose supermarkets，英国第六大连锁超市）。它的规模和蒙德拉贡联合公司差不多，有超过8万名合伙人，每年营业额在140亿美元左右（2011年）。

独立生产者有选择地在一起工作的合作社中，最常见的是奶农合作社。社员各自有自己的奶牛，但一起生产和销售生鲜乳和乳制品（黄油、奶酪等）。其中最出名的公司有：阿拉（Arla）乳品公司，一家由瑞典和丹麦的奶农组成的合作社，旗下的银宝（Lurpak）生产黄油，Lactofree生产无乳糖乳品；美国蓝多湖（Land O'Lake）公司，一家以美国明尼苏达州奶农为主的合作社；阿牟尔（Amul）乳业集团，一家印度奶农合作社。

一人一票：合作社的决策规则

既然是会员组织，合作社的决策采用的就是一人一票制，而不是像一般大公司一样，采用一元（股）一票制。这种决策在股东所有的公司中是无法想象的。

蒙德拉贡联合集团的薪酬制度很出名，高管社员的工资，也只是工资最低的基层社员的3到9倍而已。确切的薪资比由每一位社员投票决定。相比之下，美国企业最高层经理人的所有薪资至少是员工平均工资（注意：不是最低工资）的300到400倍。 [2] 有些合作社还实行轮岗，让每个员工都具有公司各层级的工作经验。

许多工人不再像个人那样做决策

在现代经济体中，至少有一些工人不再作为个人在做经济决策。许多工人加入工会（trade unions, or labour unions），他们之间不再是彼此竞争的个人，而是作为一个集体，去跟雇主谈判，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 3

在一些国家，工会被认为是反生产的，阻碍了科技进步和组织变迁。而另一些国家则把工会当成各行各业天生的合作伙伴。瑞典汽车制造商沃尔沃（Volvo），在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收购了韩国三星的重工建筑设备分部。据说收购后，沃尔沃让三星的员工成立工会（三星一直都实行臭名昭著的“无工会”政策），因为如果没有工会可以磋商，瑞典的经理人都不知道怎么管理公司！

像合作社一样，工会也是会员组织，也通过会员一人一票制做决策。而这些企业往往又组成全国总工会，比如南非的工会大会（COSATU）、英国的劳工联合会议（TUC）。许多国家还不止一个国家层面的工会，往往按政治取向或宗教信仰划分。比如韩国就有两个总工会，法国则多达五个。

在一些国家，企业工会也会一起组成行业工会。其中最出名的有德国金属行业工会IG Metall、美国汽车行业工会UAW。IG Metall的影响力已经超出金属相关行业了（包括非常重要的汽车产业），因为作为最强大的工会，它的一举一动都会引领其他工会的走向。

工会甚至能参与政治决策

在许多欧洲国家，比如瑞典、芬兰、挪威、冰岛、奥地利、德国、爱尔兰和瑞士，工会也是国家决策的重要参与者。参与的决策不限于像工资、工作条件和培训这样明显跟劳动相关的领域，还涉及福利政策、通胀调控和产业重组。

一些国家之所以有这种安排，是因为加入工会的工人比例非常高。像冰岛、芬兰和瑞典，70%的工人加入工会。对比一下你会更直观：在美国，这个比率只有11%左右。不过，加入工会的比率（被称为“工会密度”）并没有完全解释这些安排。比如，在意大利和英国，加入工会的工人比例（意大利约为35%，英国约为25%）都比德国和荷兰（都低于20%）高，但意大利和英国工会对国家决策的影响却要比德国和荷兰工会小很多。政治体制（比如政党与工会的亲疏关系）和政治文化（比如共识还是对抗）也很重要。

政府是最重要的经济参与者

在所有国家，只要不是无政府状态（写这本书时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和索马里），政府都是最重要的经济参与者，没有之一。我们在第11章会详细讨论，现在先讲个大概。

在大多数国家，政府都是最大的雇主，有些国家的政府雇员甚至占到全国就业人口的25%。 [3] 政府支出占全国总产出的10%到55%。一般来说，这个比率在富国往往较高。许多国家的政府拥有并运营国有企业（SOE）。这些国有企业的产出一般占全国总产出的10%，在一些国家（如新加坡）或地区（如中国台湾）甚至超过15%。同时，政府可以通过创造、关闭或管制市场，影响其他经济参与者的行为，对应的例子分别有：创造污染许可证交易市场，废除奴隶制，以及制定跟工时、工作条件相关的法律。

政府如何做决策：妥协，妥协（与游说）

政府决策程序的复杂程度，要远远超过股权结构最复杂的大企业。这是因为它做的事情比一个企业多多了；而且跟企业相比，它必须顾及的经济参与者要多很多，这些参与者的目标差异也要大得多。

即使是一党专政国家，政府在做决策时，也没法像企业决策中的多数一样不顾少数利益。除非像柬埔寨波尔布特（Pol Pot）政权这样极端的例子，否则一党专政下也有派系，而且派系之间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

在民主国家，政府决策更复杂。理论上，多数党能够强加他们的意志到社会上。有时候确实是这样，但在许多国家，议会多数党是由几个独立政党组成的联盟，因此各党派时常要有所妥协。如果大家看过丹麦电视剧《谋杀》（The Killing ）、《权力的堡垒》（Borgen ）就会理解这一点了。

就算政治家已从大体上做出政策决定，政策的具体细节也要由公务员或官僚起草和执行。这些人有自己的决策规则，跟企业一样按等级划分，而不是像议会一样共同审议。

各种各样的团体会游说政客和官僚选择特定的政策。一些团体的游说都只为单个目标，聚焦在特定的议题上，比如环境。在一些国家，工会也对政客有直接影响。不过，对政府决策影响最大的，还是大企业。有些国家比如美国，对企业游说没什么限制，企业对政策的影响非常大。美国政治评论员吉姆·海托华曾经说过：“企业不必游说政府了，他们就是政府。”这句话是有点夸张，但也没那么夸张。

有钱的国际组织：世界银行、IMF及其他

有些国家组织很重要——我该怎么说呢，他们很有钱。世界银行和其他“区域性”多边银行，主要由富国政府所有，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 [4] 从他们那里借钱，会比民营银行的利息低，偿还期也要更长。IMF则为陷入金融危机、无法从市场借到钱的国家提供大规模短期贷款。

世界银行、IMF和其他类似的多边金融机构在放款时都要求贷款国采取特定的经济政策。我们得承认，所有借款人借款时都会有附加条件，只不过世界银行和IMF的条件总是挨批评：那些条件对富国虽说很不错，但不见得对借款国有帮助。这是因为这些机构实行一美元一票制。他们的股份大部分在富国手上，因此富国能够决定做什么。更重要的是，美国在世界银行和IMF拥有实际上的否决权，因为世界银行和IMF最重要的决策需要获得85%的票数才能通过，而美国刚好拥有18%的股份（超过15%）。

制定规则的国际组织：WTO和国际清算银行

一些国际组织的影响力很大，因为他们有制定规则的权力。 4 比如国际清算银行（BIS），它就负责制定全球金融监管规则。但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制定规则的国际组织是世界贸易组织（WTO）。

WTO为国际经济互动制定规则，这些互动包括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甚至跨境知识产权保护，如专利和版权。很重要的一点是，它是唯一采用一国一票制的国际组织。由于发展中国家在数量上占优势，因此理论上，发展中国家能够主导国际事务。然而很不幸，在实践中，WTO几乎不通过投票表决任何事。富国使用各种非正式影响（比如拿削减国外援助威胁不配合的穷国）避免了投票。

推广理念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机构和国际劳工组织

一些国际组织影响我们的经济生活，是因为这些组织赋予某些理念以合理性。许多联合国下属机构或专门机构就属于这一类。

举几个例子。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提倡产业发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则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减少贫困；国际劳工组织（ILO）则旨在促进工人权利。 5

这些机构如何推广各自的理念呢？主要的方法有：举办论坛，让公众参与讨论各自领域的议题；向那些希望实施其理念的国家提供一些技术支持。有时候他们也会发布宣言和公约，但各国要不要遵循则完全自愿，因此他们的权力其实很小。比如，国际劳工组织发布过公约保护移民劳工（migrant worker）权利，只不过没有移民接收国家签署而已（你总不能让火鸡投票同意过圣诞节吧）。

由于没有钱也没有制定规则的权力，这些组织在理念推广上就远远没有IMF、世界银行和WTO强。

个人也不是主流经济学所认为的那样

个人主义经济理论歪曲了经济决策的实际情况：它轻视甚至无视组织。更糟糕的是，他们甚至也不是很了解个人。

分裂的个人：个人有“多个自我”

个人主义经济学家强调，个人是最小的、不可再分的社会单位。在肉体意义上，显然是这样。但是否个体能够被视为一个无法再细分的实体，哲学家、心理学家，甚至一些经济学家一直争论不休。

个体即使没有多相情感障碍（multi-polar disorder），自身也会具有互相冲突的偏好。多重自我（multiple-self）问题普遍存在。这虽然是个比较陌生的术语，但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经历过。

我们经常看到，同一个人在不同环境下的行为完全不同。一个男人可能在和老婆分摊家务上非常自私，但一到战场上，却愿意为战友牺牲自己的性命。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人在生活中扮演多个角色——在这个例子中，这个男人既是丈夫也是士兵。人在不同的角色下行为不同，不仅合情合理，也屡见不鲜。

有时候是因为意志薄弱。本来下决心未来要做某事，但真到那时候却泄气了。远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就饱受这个问题的困扰了。他们甚至还为它发明了一个词——“akrasia”（不能自制或意志薄弱）。比如，我们决定过更健康的生活，但在诱人的甜点面前我们的意志力立马崩溃。你有自知之明，于是你预先使用一些手段，防止后面我们的“其他自我”贯彻其意志。这就像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尤利西斯（Ulysses）一样，为了不让海妖塞壬的歌声诱惑而使航船触礁沉没，事先要求手下用绳索把自己绑在船只的桅杆上。你去参加晚宴，一开始就宣称自己正在减肥，不能吃甜食，这样一来，因为怕食言丢脸，你就不会点甜点了（当然，作为补偿，你可以在回家后多吃几块巧克力饼干）。

嵌入社会的个人：社会塑造个人

多重自我问题表明，个人并不是原子，因为他们还可以再分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个人与其他个人并没有明确的区分。

个人主义传统的经济学家并没有问过：个人偏好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把个人偏好当作最终数据，产生自独立自主的个人。拉丁文格言“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总结得最好，意思是“爱好无可争辩”。

然而，个人偏好却深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家庭、邻里、学校教育、社会阶级，等等。出身不同，不只消费的东西不同，想要的东西也不同。这个社会化（socialization）的过程，意味着我们无法将个体视为彼此分离的原子。用漂亮一点的术语说就是，个人“嵌入”到社会中。撒切尔夫人说过一句名（臭名的名）言：“根本没有社会这种东西，只有单独的男男女女，还有家庭。”但如果说个人是社会的产物，那根本没有无社会的个人这种东西。

在20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的BBC科幻剧《红矮星号》（Red Dwarf ）中，男主角戴夫·利斯特是利物浦一名工人阶级懒汉，他内疚地承认自己曾去过酒吧一次。他坦白这事时就好像自己犯了罪一样。之后他的一些朋友还因为这事骂他是“阶级叛徒”。英国一些穷人阶级的年轻人，甚至在政府鼓励他们接受大学教育的几十年后，仍然相信大学就不是让他们上的。在大多数社会，女性有个根深蒂固的信念，认为像理工、法律和经济这样的“硬”专业不适合她们。

文学与电影的一个永恒主题是：教育以及因教育而选择的不同的生活方式，是如何让你跟旧日亲友越走越远的。你喜欢的东西跟他们不一样——也就是说，跟过去的自己不一样。电影《窈窕淑女》（My Fair Lady ，改编自萧伯纳的戏剧《卖花女》）、威利·罗素（Willy Russell）的《凡夫俗女》（Educating Rita ，话剧和电影）、马塞尔·帕尼奥尔（Marcel Pagnol）的《父亲的荣耀》（La Gloire de mon père ，书和电影）都是这个主题。

当然，人都有自由意志，有能力做出违背其社会背景的选择（也就是跟本应该选的不一样），有些人也确实这样做了，像《凡夫俗女》的女主角就选择去念大学。但环境深刻影响我们的性格、喜好和选择。个人是他们所处社会的产物。

易受影响的个人：容易被人操纵

我们的偏好不仅由环境塑造，还往往受他人故意操纵，这些人希望我们按照他们想要的方式思考和行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政治宣传、教育、宗教教义、大众传媒，某种程度上都涉及这种操纵。

最广为人知的例子是广告。有些经济学家追随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自由市场经济学大家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认为广告的基本功能是提供不同产品的上架、价格和特性等信息，而不是左右人的偏好。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则同意加尔布雷思1958年在其影响深远的著作《富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 ）中的观点。书中提到，大部分广告是为了让潜在消费者更想要某种产品（增强购买欲），甚至让他们消费自己之前从未觉得需要的商品（增加新需求）。

广告可以让产品跟明星、球队（你喜欢的球队的球衣上都有哪些商标呢？）或高档奢华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他们可以利用“记忆触发装置”影响我们的潜意识。广告播放时间也选在观众最容易受影响的时候（比如零食广告都选在晚上9点到10点之间）。此外，电影也经常植入广告，就像《楚门的世界》（The Truman Show ）所强烈讽刺的：我仍然记得Mococoa可可粉，“纯天然可可豆制造，来自尼加拉瓜山顶”。

还有一种对偏好的操控更根本。有些人追逐自身利益，希望对其逐利行为的约束越少越好，因此，他们努力宣传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又回到观念的政治了）。大企业和富人慷慨资助生产各种支持市场理念的智库，比如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和英国经济事务学会（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他们捐献竞选资金给支持市场的政党和政治家。一些大公司还把广告投放到亲商业的媒体。

一旦穷人被说服，相信贫穷是自己的错，别人赚多少都是应得的，只要自己够努力也会变有钱，富人就会过得更轻松舒适。这样的话，穷人就会违背自己的利益，要求更低的再分配税收（即富人交的税少了）、更少的福利支出、更少的商业管制以及更少的工人权利。

个人偏好——不只是消费者，还有纳税人、工人和选民——都可以被操纵，且往往被操控。个人并不是个人主义经济理论所描绘的“自主”（sovereign）的实体。

复杂的个人：个人不单单是自私的

个人主义经济理论假设个人是自私的（自利假设）。再加上个人理性假设后，我们就可以得出，政府应该让个人做他们想做的事，个人知道什么对他们最有利，并且知道如何实现目标。

几百年来，经济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一直在质疑这个个人自利假设。虽然相关的论述在理论上很重要，但实在是汗牛充栋，很多论述也晦涩难懂。因此，我们只看其中最重要的观点。

自利是一个太过简化的概念，背后的假设是个人没法认识到自身行动的长远、系统性后果。早在19世纪，欧洲的资本家就主张禁止使用童工，虽然这样的禁令会减少利润。但他们知道，长期来看，对儿童持续的剥削，儿童没法接受教育，到头来会降低劳动力的质量，损害所有资本家的利益。换句话说，人们是能够追求开明私利（enlightened self-interest）的，有些人也确实做到了。

有时候人类也很慷慨。人们关心其他人，牺牲自身利益帮助他人。许多人会捐款给慈善机构，或者做义工，帮助遇到困难的陌生人。救火队员冲进火场救出老奶奶，路人跳进大海救起溺水儿童，在这两种情况下，救人者都知道这么做自己可能会丧命。这样的证据太多了。只有那些盲目相信个人自利模型的人才会选择忽视这些证据。 6

人是复杂的。的确，大部分人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追求私利，但他们的行动也可以出于爱国、阶级团结、利他主义、公平感（或正义感）、诚实、意识形态承诺、责任感、感同身受、友情、爱、对美的追求、无用的好奇，等等。这么多词语描述的都是人类的动机，可见人是复杂的动物。

常常出错的个人：个人并不是非常理性

个人主义经济理论假设个人是理性的，也就是说，他们知道未来世界所有可能的状态，能够进行复杂计算，算出每一种状态发生的概率，并且深知自己对这些状态的偏好排序，从而能在每一种决策情境下选出最优的行动方案。讲到这里，我们又再一次推出“政府应该放任人们自由选择”这个含意，因为人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然而，个人主义经济模型假设的理性根本没有人有。赫伯特·西蒙称之为“超凡理性”或“超级理性”（hyper-rationality）。对这种理性的标准辩护是，理论的基本假设符不符合现实不重要，只要模型能够准确预测事件就好。然而，这种辩护现在很难产生反响了。2008年之所以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关键因素正是基于超级理性假设的有效市场假说理论，当时主要国家的决策者相信这个假说，误认为金融市场不需要监管。

简单地说，问题就出在人类不是非常理性，或者说他们只是“有限理性”。 [5] 非理性行为的清单多到列不完。我们在决策时，很容易受本能和情感的影响——一厢情愿、恐慌、羊群本能（herd instinct，羊群效应）等等。我们的决策本不应该受问题的“框架”影响，但实则深受影响。对本质上一样的问题，呈现的方式不同，我们做出的决策往往不同。而且我们经常对新信息反应过度，而对已有信息反应不足，这种现象在金融市场很常见。正常情况下，我们思考往往用的是直觉和启发式（捷径）系统，导致逻辑思维很差。总而言之，我们对自己的理性过度自信了。

结论：只有不完美的个人才能做出真选择

将个人定义为高度不完美——理性有限、动机复杂又彼此冲突、容易轻信、受社会制约甚至内部矛盾，其结果反而让个人变得更重要，而不是相反。

正是由于承认个人是社会的产物，我们才更能欣赏那些做出跟社会习俗、主流意识形态或其阶级背景相抵触的选择的人的自由意志。当我们接受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就更能欣赏企业家做的那些人人不看好的“非理性”冒险（而当这些冒险成功后，大家又称之为创新了）。换句话说，只有在承认人的不完美之后，我们才能谈论“真正的”（real）选择。而在一个充满完美个人的世界，人们总是知道什么是最优行动，因此所做选择是注定的，这样的选择也就空洞无意义了。

强调“真”选择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做出任何我们想要的选择。励志书可能会告诉你，任何事情，只要你选择去做，你就能做成。但事实上每个人能做的选择（选择集）非常有限。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掌握的资源太少了。马克思曾经非常形象地写道：在资本主义时期早期，摆在工人面前的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就在恶劣的环境下每周工作80个小时，要么就等着活活饿死，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养活自己的独立手段。选择有限的另一个原因是，正如前面提到的，社会化过程和对我们偏好的刻意操控，缩小了我们想要的事物的集合以及可行（可以实现的）事物的集合。

像所有经典小说或电影一样，真实的经济世界充满复杂又有缺陷的角色，不管是个人还是组织。的确，构建关于他们（或任何事物）的理论，不可避免要对他们进行做某种程度的一般化和简化。只不过主流经济理论简化得太过了。

只有考虑到个人的多面性和有限理性，并意识到拥有复杂结构和内部决策机制的大组织的重要性之后，我们才能建立让我们理解真实世界中选择的复杂性的理论。

第5章 剧中人：谁是经济参与者？

第5章剧中人：谁是经济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