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你想要多少？产出、收入和幸福

我说“粗略”，是因为“生产出来的东西”（what has been produced）需要界定。在计算GDP时，我们算的是增加值（value added）。增加值是产出减去中间投入的价值。一家面包店每年通过卖面包糕点获得15万英镑的收入，但是这些面包糕点的中间投入（intermediate inputs）——原料（比如面粉、奶油、鸡蛋、糖）、燃料、电等——是10万英镑。这样一算，面包店就只是在这些投入的基础上增加了5万英镑的价值而已，也就是增加值为5万英镑。

如果没有扣掉中间投入品的价值，只是简单加总所有生产者的最终产出，一些组成部分就会被算多一次、两次甚至多次，从而夸大了实际产出。面包店老板向磨坊买面粉，光把面包店产出和磨坊产出加在一起，面包店买的面粉就被算了两次。而磨坊从农民那里买了小麦，因此，如果将农民、磨坊和面包店的产出加起来，小麦就被计算了三次。只有算“增加的”价值，才能算出真正的产出规模。 [1]

那为什么说是“总”值呢？总值意味着有些本该扣掉的东西我们没有扣掉。这就好比金枪鱼罐头上标示的总重（毛重）一样，包含了罐头里的油水，而罐头上标识的净重则不包含。在面包店的例子中，该扣而没扣的是资本品中损耗掉的那部分，面包店的烤箱、揉面机和面包切片机都属于资本品，它们并没有像面粉一样，在面包卖出去后被“消费”并计入产出。但随着不断使用，这些资本品的经济价值会减少，这被称为折旧（depreciation）。如果我们将这些损耗（折旧）从GDP中扣除，我们就得到国内生产净值（Net Domestic Product，简称NDP）。

国内生产净值（NDP）

跟GDP相比，NDP更准确地衡量了经济产出，因为它算进了所有参与生产最终产出的投入——包括中间投入、资本品投入。可为什么我们往往使用GDP而不是NDP呢？原因是大家对折旧的计算方式莫衷一是，互不相让。因此，NDP中的N（净值）如何定义，就变得很棘手。

那GDP中的D（国内）呢？“国内”（Domestic）在这里指在一国的边界线之内。一国之内的生产者并非都是该国国民或在该国注册的企业。从另一边看，并不是所有的生产者都在自己国家生产，公司会在国外设厂，国民有的也在国外工作。如果你要测算的是国民（包括企业）的产出，而不是国界内的产出，要用的指标是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GNP）。

国民生产总值（GNP）

在美国和挪威，GDP与GNP差不多。在加拿大、巴西和意大利，GDP比GNP多出一成多，因为这些国家有许多外国企业，而在国外设厂的本国企业却很少。但瑞典和瑞士则相反，在国外运营的本国企业，比在国内运营的外国企业多。2010年，瑞典GNP比GDP多2.5%，瑞士GNP比GDP多5%。

GDP比GNP更常用，因为在短期，GDP更准确地衡量了一国之内的生产活动水平。但若要衡量经济体的长期实力，GNP就更好。

一国的GDP或GNP比另一国大，可能原因是它的人口较多。因此，想要知道经济体的生产率，就得看人均（per capita，per head or per person）GDP或人均GNP。不过，生产率的测算实际上要复杂一些。 [2]

GDP和GNP的局限

一个重大局限是，GDP和GNP都是以市场价格计算产出。然而现实中有大量的经济活动是发生在市场之外，这些产出的价值就只能“估算”（imputed）。比如在发展中国家，许多农民种植农作物但粮食没有拿到市场上卖，而是自己消费掉（自给自足），这些粮食的数量和市场价值就只能估算。另一个例子是，很多人是住在自己家里，我们就只能估算这些“住宅服务”的价值，就好像屋主按市场价格付租金给自己一样。这些产出跟通过市场交易的产出不一样，对这些非市场产出只能估算，因此不准确。

更糟糕的是，还有一种非市场产出甚至都没被“估算”，不计入GDP和GNP，那就是家务，包括煮饭、清洁、照顾老人小孩等。经济学有个经典的“笑话”说，如果你娶了你的管家，国家的产出就会减少。标准的理由就是家务很难估值，但这种辩护其实相当无力。毕竟，我们对各种非市场经济活动都估算了价值，连在自己家住都算了。因为大部分家务都由女性承担，因此GDP或GNP严重低估了女性的劳务价值。许多学者估计，家务工作的价值要占到GDP的30%左右。

真实数据

为何需要知道“真实数据”？

尽管经济学给人的普遍印象是重“数据”，但今天世界各地教的经济学却相当缺乏数据。

许多人拿到经济学学位，却不知道一些“明显”的经济数据，比如GDP或者平均工作时间。

每个人能够记住的数据并不多。确实，在互联网时代，你不需要记住数据，因为你可以很方便地查到。但我认为，对这些“真实数据”有所了解还是很重要的，至少知道要查哪些数据。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对世界经济的真实情况有所掌握，比如，我们说中国的GDP很大，那是多大呢？几千亿美元还是几十万亿美元？我们说南非是世界上失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那究竟是多高？15%还是30%？我们说印度有很大一部分人口处于贫困之中，那到底占比多少？20%还是40%？因此，从这章开始的每一章，我都会提供很多我认为最重要的真实经济数据。

全球大部分的产出由少数国家创造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0年全球GDP约为63.4万亿美元。GDP最大的五个经济体分别是美国（占世界经济的22.7%）、中国（9.4%）、日本（8.7%）、德国（5.2%）、法国（4.0%）。这五个加起来占了世界产出的一半。

按世界银行的定义，2010年人均收入在12 276美元以上的国家就是“高收入国家”。2010年，这些国家的GDP加起来高达44.9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的70.8%。 [3] 剩下的国家或者说发展中国家总的GDP为18.5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的29.2%。但这18.5万亿美元中有三分之二是由最大的五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和墨西哥创造的。 [4] 而剩下的发展中国家的GDP是6.3万亿美元，占全球GDP不到10%。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产出跟最富有的国家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

典型的又穷又小的发展中国家（人口500万—1000万）如中非共和国和利比里亚，其GDP在10亿到20亿美元之间。这个连美国GDP(2010年为14.4万亿美元）的万分之一都不到。

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2010年人均GDP低于1005美元的国家就被划分为低收入国家。2010年，总共有35个低收入国家，这些国家的GDP加起来只有0.42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0.66%，美国经济的2.9%。

甚至更大一些的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人口3000万到5000万）如哥伦比亚或南非，GDP也只有3000亿到4000亿美元，只相当于美国中等大小的州如华盛顿州或明尼苏达州的规模。

如果看人均GDP数据，这个差距就更大了。由于人均GDP数据跟我们即将谈到的人均收入类似（理论上是一样的，实际上就未必了），我们可以这么说，最富有国家的人均收入是最贫穷国家的500倍还不止。

收入

国内总收入（GDI）

GDP也可以被视为收入的总和，而不只是产出的总和，因为每个投入生产的人都因为各自的贡献获得了收入（至于说公不公平，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回到面包店的例子。在支付了面粉、鸡蛋和其他中间投入品的成本之后，面包店把其增加值分出去，作为员工工资、股东利润、贷款利息支出以及包含在收益中的间接税如增值税（VAT）或营业税。

这些收入总和被称为国内总收入（Gross Domestic Income），简称GDI。理论上GDI应该等于GDP，因为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加总同样的东西。但在实践中，它跟GDP有一点不同，因为对于一些数据，GDI和GDP是通过不同的渠道收集的。

国民总收入（GNI）

生产总值中既有GDP还有GNP，总收入也是，既有GDI也有GNI（国民总收入，Gross National Income）。GNI是一国全体公民的总收入，而不是在国内生产的所有人的总收入（后者为GDI）。世界银行使用的是GDP和GNI。原因是：作为衡量收益的指标，收入（income）按照获得收入的个人的国籍来统计比较容易；而作为衡量产出的指标，产品（product）按照生产活动发生的地点来统计比较容易。

人均收入，通常由人均GNI衡量（或其对应的产出数据人均GNP），被公认为衡量一国生活水平的最佳指标。但说它是最佳的，不代表它就足够好。

一个明显的问题是，人均GNI只衡量平均收入。但这种平均可能掩盖了两国在不同人、不同群体间贫富差距上的区别。举个简单例子。A国和B国的人均收入都是5 000美元，总人口都是10人（因此每个国家的GNI就都是50000美元），但是A国有一人的收入是45 500美元，其他九个人的收入都是500美元；而B国有一人的收入是9 500美元，其他九个人都是4 500美元。在这种情况下，“人均收入5 000美元”用来描述B国的生活水平就相对准确，但用来描述A国，则完全是误导。用更专业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越平等，平均收入用来描述该国的生活水平就越准确。（更多内容，请参见第9章）

根据不同的价格水平调整：购买力平价

GNI和GDP数据通常要根据各国不同的价格水平进行调整。这个调整很重要。墨西哥比索对丹麦克朗的市场汇率可能是1克朗对2.2比索，但2.2比索在墨西哥买到的商品和服务，要比1克朗在丹麦买到的多（稍后我会解释为什么）。因此，墨西哥比索对丹麦克朗的官方汇率低估了墨西哥的实际生活水平。

问题是，这种外汇市场的汇率很大程度上是由国际贸易的商品和服务（比如三星Galaxy手机或国际银行业务）的供需决定的，而一笔钱在国内能买多少东西是由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决定的，其中包括一些非国际贸易的商品和服务，比如出去吃顿饭或者打个车。 1

为了处理这个问题，经济学家想出了“国际元”这个单位。基于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的概念，一种货币的价值，要看它能够在不同国家购买多少同一商品和服务集（被称为“消费篮子”）。 [5] 这样，“国际元”这个单位，就能够比较不同国家的收入（经过PPP调整的人均GNI），并成为衡量各国生活水平的一种通用方法。

服务业劳动力昂贵的国家，经PPP调整后的收入（下简称人均PPP收入）都显著低于按汇率换算成美元后的收入（下简称市场汇率收入）。这些国家都是富国，当然那些雇用廉价移民劳工的国家除外，如美国和新加坡。而那些服务业劳动力廉价的国家（穷国），人均PPP收入往往高于他们的市场汇率收入。 [6]

回到上面提到的丹麦与墨西哥的比较。丹麦的人均PPP收入比市场汇率收入低30%（40 140美元VS. 58 980美元）。而墨西哥的人均PPP收入比市场汇率收入高60%（15 010美元VS. 9 330美元）。因此，本来两国相差六倍多的收入差距（58 980除以9 330），经过PPP调整后变成不到三倍（40 140除以15 010）。

PPP调整对研究方法和选用的数据非常敏感，很重要的原因它是建基于这个大胆的假设：所有国家消费同样的商品和服务篮子。研究方法和数据造成的差异并不小。2007年，世界银行改变了估计PPP收入的方法，这导致中国的人均PPP收入降低了44%（从7 740美元减少为5 370美元），新加坡的人均PPP收入则增加了53%（从31 710美元增加到48 520美元）。

收入不等于生活水平

即使经过PPP调整，各种收入数据，比如人均GNP和人均GNI，都不能完全代表生活水平。理由有很多。

明显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不只靠货币收入生活。我们想要政治自由、充满活力的社群生活、自我实现和其他金钱买不到的东西。货币收入增加不但不能保证这些东西会增加，甚至还可能削弱它们。举个例子，如果收入提高是以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更大的工作强度为代价，我们用于社群生活或自我实现的时间和精力就更少了。

另一个理由是，收入数据不能反映家务（包括照料护理），而家务对许多人群——小孩、老人和病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事。

就算考虑那些钱可以买到的东西，也有问题：人作为消费者时的决策往往很糟糕（见第5章）。我们容易受广告影响，而且周围的人有自己也想有（跟得上别人），我们大部分人都买过很多自己并不需要的东西。除了买的时候有那种瞬间的快感之外，这些商品几乎没有增进我们的幸福。

即使我们作为消费者时完全理性，地位商品（positional goods）的存在也会让收入变成衡量生活水平（快乐、满足等）的不可靠标准。 2 地位商品之所以有价值，正是因为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够拥有它。 [7] 就算我们的收入增加，我们可能也买不起黄金地段的房子、伦勃朗的画、顶级工作所需要的精英教育，只要别人也变得更有钱，出的钱比我们多。这个问题在富裕国家更严重，因为精致商品往往是地位商品，必需品通常不是，而富国精致商品更多，穷国必需品更多。

这些局限并不意味着收入在衡量生活水平上不重要。尤其是在穷国，收入提高往往是好事。在那些国家，收入哪怕提高一点点，也能让人民的生活大大改善：从饿肚子到吃得饱，从危险、累到断腰的工作换到辛苦的普通工作，从小孩活不过周岁到能够长大成人。社会越富裕，高收入对其生活水平的积极影响就越不确定。不过即便在富裕社会，只要使用得当，更高的收入还是能换来更高的生活水平。比如，在富国，更高的收入能减少人们的工作时间，腾出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和朋友，接受更多的成人教育，同时还能维持之前的物质消费水平不变。

真实数据

真实世界的收入数据是怎样的呢？考虑到我们之前已经讲了许多关于总产出（如GDP和GNP）的内容，接下来对于收入我们就讲人均收入数据，其实在理论上它跟总收入数据一样，在实践中也非常类似于后者。

最富裕的国家，人均收入超过四万美元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2010年，世界上人均收入（GNI）最高的国家是摩纳哥（197 460美元），第二高的是列支敦士登（136 540美元）。然而，他们都是人口极少的避税天堂（分别是33 000和36 000人）。因此，如果我们排除人口不足50万的小国，人均收入第一名就是挪威，人均GNI是85 380美元。

表6.1列举了其他一些富裕国家。他们大部分是西欧及其分支国家，还有几个是亚洲国家，其中日本和新加坡排名靠前，而韩国和其他几个东欧国家，则靠后。

表6.1　富国收入（人均GNI，2010年，数字单位为美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12。

最贫穷的四国，人均日收入不足一美元

在另一个极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布隆迪，人均收入只有160美元（2010年）。最穷的几个国家，人均每天赚不到1美元（每年赚不到365美元）。

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人均收入低于1000美元的国家就属于“低收入”国家，许多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则称之为最不发达国家（least-developed countries）。

表6.2　穷国收入（人均GNI，2010年，数字单位为美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12。

表6.2列举了一些最不发达国家。这个表表明，大部分最不发达国家来自非洲，有几个来自亚洲，拉丁美洲只有一个。

因此，最富的挪威，人均收入是最穷的布隆迪的534倍。即便排名第7的美国，人均收入也是倒数第8名的埃塞俄比亚的124倍。

发展中国家间的差距

在最富和最穷国家之间，绝大多数都是中等收入国家。人们往往称之为发展中国家或贫穷国家，但这个贫穷跟上一节讲的贫穷有差距。

表6.3列举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数据。通过该表，大家能够知道都有哪些国家，他们处在什么水平，他们之间差距有多大。

发展中国家的顶端是像巴西、墨西哥这样的国家，人均收入介于8 001美元到10 000美元之间。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是表6.2中那些最穷国家的50到60倍，而它们跟最富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不到10倍。

表6.3　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人均GNI，2010年，数字单位为美元）

当我们听到“发展中国家”一词时，通常想到的是像印尼、埃及、斯里兰卡、菲律宾、印度和加纳这样的国家，它们大部分的人均收入都在1 001美元到3 000美元之间。而即使是这些国家，他们的人均收入也是最穷国家的5到10倍。

PPP调整后的生活水平差距并不像生产率差距那么大

如果想要更准确地比较各国之间的生活水平，而不是生产率，那么收入（产出）就必须经过PPP调整。调整后，排名有了显著变化。

在PPP调整后，卢森堡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人均收入达到63 850美元，紧随其后的分别是挪威、新加坡、科威特、瑞典和美国； [8] 而穷国的人均收入在经过PPP调整后相对上升，因为这些国家的非贸易服务（和一些商品）比其他国家便宜。调整后，最穷的是刚果民主共和国（310美元），第二穷的是利比里亚（330美元），而本来最穷的布隆迪（390美元），变成了第三穷。

在经过PPP调整之后，富国和穷国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了。最富国和最穷国的人均收入差距从534倍（挪威VS.布隆迪），缩减到“只有”206倍（卢森堡VS.刚果民主共和国）。

幸福

幸福可以衡量吗？应不应该衡量？

在意识到用货币收入衡量生活水平的局限之后，一些经济学家干脆采用直接问人的办法，问他们过得有多幸福。这类“幸福”（happiness）研究解决了衡量生活水平时的许多问题：该包含什么项目；某些影响生活水平但又很难测量的要素应该如何赋值（不过这并没有阻止学者提出像“政治自由指数”这样的测量方法）；每个要素的权重是多少。在所有这类调查中，盖洛普幸福指数调查（Gallup Happiness Survey）和世界观价值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最出名。

许多人怀疑幸福是否可以衡量以及是否应该衡量（怀疑其可能性和正当性）。事实是，幸福这个概念确实比收入要更能反映生活水平，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得去衡量它。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是衡量幸福方面的著名学者。他赞成衡量幸福，他说：“如果你认为某个东西重要，那么你就应该想办法衡量它。” 3 但其他人不同意，其中就有爱因斯坦，他曾经说过：“并不是所有重要的事物都可以计算，也不是所有可计算的事物都重要。” [9]

的确，我们可以量化幸福。比如通过让人们对自己的幸福打分，最高10分，最低1分，然后得出平均的幸福分数，比如A国6.3分，B国7.8分。但这样的数据甚至都没有前面讨论的人均收入160美元或85 380美元的一半客观。而就连后者，也不是完全客观的。

适应性偏好和虚假意识：为什么不能完全信赖人们对自身幸福的判断

更重要的是，人类对自身幸福的判断是否可信，也存在争议。人们有各种各样的适应性偏好（adaptive preferences），他们会重新诠释自身的境况，让它们看起来更可以忍受。“酸葡萄心理”（sour grapes）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种心理断定自己没有得到的东西实际上并没有一开始想的那么好。

许多人受压迫、剥削、歧视，却还是说自己很快乐（而且不是说谎）。许多人甚至反对那些能改善他们生活的改革。比如，在20世纪初，很多欧洲妇女都反对妇女获得选举权。一些人甚至还助长不公和残暴，就像《被解救的姜戈》（Django Unchained ）中塞缪尔·杰克逊（Samuel L. Jackson）演的黑奴一样，帮助白人压迫其他黑奴。

这些人认为自己快乐是因为他们已经接受——用专业的术语说就是“内化”——压迫者与歧视者的价值观。马克思主义者称这些为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

黑客帝国和幸福研究的局限

1999年的电影《黑客帝国》（The Matrix ）对幸福研究中的虚假意识刻画得最到位。片中墨菲斯（Morpheus）就没法接受虚假意识下的幸福生活。其他人像塞弗（Cypher），则宁愿生活在虚假意识中，而不是在现实中进行危险又辛苦的反抗。谁敢说塞弗的选择就一定是错的？而墨菲斯有什么权利把别人“拯救”出来受苦？

虚假意识是个没有确切答案的难题。对于一个不公和残暴的社会，我们不能因为调查说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很幸福就对其表示赞赏。对于那些觉得自己很快乐的受压迫的妇女和无家可归的饥民，谁又有权利告诉他们不应该快乐呢？谁有权利告诉他们“真相”而让他们感到痛苦呢？这种问题没有简单答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用“主观”的幸福调查来衡量生活水平是不可靠的。

幸福研究有客观的吗？

鉴于主观的幸福测量方法有很多不足，现在的大多数幸福研究，都是客观方法（比如收入水平、人均寿命）和主观评估的结合。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简称经合组织）在2011年发布的“美好生活指数”（Better Life Index）就是一个很好（又相当全面）的例子。这个指数纳入了人们对生活满意度的主观判断，以及其他十种更客观（虽然不是完全客观）的指标，这些指标的范围从收入、就业，到社群生活、工作生活平衡（而且每一个指标还不止一种组成要素）。

纳入更多要素的幸福指数虽然在概念上更合理，但它的数据结果却更站不住脚。因为加进越来越多的生活面向的同时，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要素难以量化（有的甚至不可能量化）。OECD美好生活指数中的公民参与和社群生活质量就是。此外，要素一多，权重的分配就越难。有趣的是，OCED也意识到了这个困难，它在其网页上让受调查者自己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不同要素的权重，编制符合自己的幸福指数。

真实数据

幸福指数不管是我完全主观还是结合了客观指标，本身并不是非常有意义。你没法比较不同类型的幸福指数。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追踪个别国家在某一指数上幸福水平的变化，或者根据某个指数对各国排名次，只不过这个要更不可靠一些。

不同指数有不同的要素。这导致同个国家在不同指数中的排名差异很大。但一些国家，比如丹麦等北欧国家、澳大利亚和哥斯达黎加，在许多（比别国要多）指数上的排名都很靠前。而一些国家如墨西哥和菲律宾，则往往在主观因素权重较大的指数中排名要好一些，大概是这两国国民的“虚假意识”比较多吧。

结论：为什么经济学数据不可能客观

经济学概念的定义和测量，不可能跟物理学或化学的概念一样客观。即使是产出和收入这些看起来最直白的概念，其定义和测量也充满困难。这其中牵涉许多价值判断，比如，在统计产出时不计入家务。此外还有许多技术问题，尤其是非市场活动的估值问题以及购买力平价换算问题。在穷国，数据质量也有问题，因为原始数据的收集和整理需要财务与人力资源，而这些国家并没有。

就算数据本身没问题，我们也很难说产出和收入数据准确反映了生活水平。特别是在富国，那里大部分人的衣、食、住、行、基本医疗和基本教育等基本需要都已得到满足。 [10] 此外，还有购买力、工作时长、生活水平的非货币方面、非理性消费者选择（不管是因为受操控还是羊群效应）、地位商品等方面的差异。

幸福研究试图消除这些问题，但这些研究本身也有一些问题，甚至更严重，比如幸福内在的不可测性和适应性偏好问题（尤其是虚假意识）。

但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使用经济数据。如果没有像产出、增长率、失业率和贫富差距值这样的重要数据，就不可能完全理解真实世界的经济情况。只是在使用这些数据时，我们要知道每一个数据都说了什么，没说什么。

第6章 你想要多少？产出、收入和幸福

第6章你想要多少？产出、收入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