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序言
1 这是曼昆这篇文章中的第一句话：“The macroeconomist as scientist and engineer”,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 vol. 20, no. 4 (2006).
2 类似观点，可以参考这篇文章：“Is economics a science?”作者罗伯特·席勒（Robert Hiller），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文章下载地址：http://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economics-blog/2013/nov/06/is-economics-a-science-robert-shiller.
第一部分 认识经济学
第1章 生命、宇宙以及一切：什么是经济学？
1 R. Lucas, “Macroeconomic priorit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vol. 93, no. 1 (2003). 这是2003年他在美国经济协会的会长报告。
2 菲利克斯·马汀（Felix Martin）《货币野史》（Money: The Unauthorised Biography ）对货币的解释非常精彩。
3 虽然这些服务中有很多也牵涉到物质消费，比如消费餐馆的食材，但与此同时，顾客还得购买烹饪、上菜、擦桌、洗碗等服务。
第2章 从pin到PIN：资本主义，1776到2014
1 在斯密之前还有其他的经济学家，像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经济思想家、法国重农学派、“重商主义者”以及我们将在第4章讨论的学者。
2 Clifford Pratten, “The manufacture of pin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 vol. 18 (March 1980), p. 94. 普拉滕说，数据是采用当时的两个工厂中效率更高的那个。效率低的那个，平均每人每天也可以生产48万枚针。
3 即使是在最工业化的国家，比如英国或荷兰，也有超过40%的人在农业部门工作；在其他西欧国家，这个比例超过50%；其他一些国家甚至高达80%。
4 D. Defoe, A Tour Through the Whol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8), p. 86.
5 为资本家工作的人当中有60%—80%的人是在中小企业（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SMEs）——雇员低于几百人——里面工作，不同国家的人数比例不同。在欧盟，中小企业指雇员少于250人的企业；而在美国，则是指雇员少于500人的企业。
6 当时伦敦是欧洲第一大城市，世界第二大城市，仅次于110万人口的北京。在失去美国殖民地之后（当时《国富论》刚出版），英国的殖民地仍然包括（或部分包括）印度、加拿大、爱尔兰以及大概20个加勒比海岛屿。
7 除非另有说明，本节余下内容引自H-J. Chang, Kicking Away the Ladder: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ondon: Anthem Press, 2002), pp. 93–9。中文版《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
8 所有有关英格兰银行纸币的内容，均来自网页：http://www.bankofengland.co.uk/banknotes/Pages/about/history.aspx.（该网址已无法打开，想知道英格兰银行各种纸币首次发行时间及样貌，可参见https://www.bankofengland.co.uk/banknotes/withdrawnbanknotes.——译者）
第3章 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资本主义简史
1 A. Maddison, Contour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30 A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71, table 2.2. 接下来几段文字的长期历史增长数据也出自此书。
2 1700—1760年，英国棉纺产出的年增长率为1.4%，而1770—1801年则达到了7.7%，特别是在1780年到1790年期间，年增长率高达12.8%。这些数字即使是以现在的标准来看，也是惊人的！冶铁产出在1770年到1801年期间每年增加5%。这些数据出自：N. Crafts,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5), p. 23, table 2.4.
3 关于西方早期科技发展是如何广泛吸收来自阿拉伯世界、印度和中国的智慧的证据，请参见J. Hobson, 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zatio 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4 更权威和全面的论述，请参考P. Bairoch, Economics and World History: Myths and Paradoxes (New York and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3), Chapters 5–8.
5 B. Hartmann and J. Boyce, Needless Hunger (San Francisco: Institute for Food and Development Policy, 1982), p. 12.
6 跟政治革命（比如法国大革命或者俄国革命）不同，经济革命并没有清楚的开始和结束时间。也有学者把工业革命的时间定在了1750—1850年。
7 R. Heilbroner and W. Milberg, The Making of Economic Society , 13th edition (Boston: Pearson, 2012), p. 62.
8 N. Crafts, “Some dimensions of the ‘quality of life’ during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 vol. 50, no. 4 (November 1997): table 1, p. 623, for the 1800 figure, and table 3, p. 628, for the 1860 figure.
9 更多细节，请参考Chang, Kicking Away the Ladder （张夏准. 《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和H-J. Chang, Bad Samaritans: Rich Nations, Poor Policies and the Threat to the Developing World (Random House, London, 2007)（张夏准. 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后若出现作者著作，只列出其中文版。——译者）
10 虽然沃波尔的正式职位只是英国第一财政大臣，但我们称他为首相也没问题。他是第一个控制英国所有政府部门的首领。在他之前，一般都是有两个（甚至三个）政府首领。沃波尔也是第一个（1735年）搬入唐宁街10号居住的第一财政大臣（或首相）。
11 通过所谓的“治外法权”条款，这些不平等条约剥夺了弱国审判在其领土内犯罪的外国公民的权力。还有的要求弱国割让或“租借”其部分领土。比如，1842年，中国清政府被迫割让香港岛给英国，1860年割让南九龙半岛给英国，1898年英国“租借”香港新界九十九年。而且很多不平等条约还迫使弱国以最低的价格将开采自然资源（如矿产、森林）的权利卖给外国人。
12 A.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6), p. 181.
13 德国占领了坦桑尼亚、纳米比亚、卢旺达、布隆迪、多哥等地，虽然这些殖民地很有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都给了战胜方；美国占领了古巴和菲律宾；比利时占领了刚果；日本对朝鲜、中国台湾、中国东北实行了侵略统治。
14 1870—1913年，拉丁美洲的人均收入增速大大加快，从1820—1870年的-0.04%到自由黄金时期结束时的1.86%，是当时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比美国（1.82%）还高。
15 A.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Historical Statistics (Paris: OECD, 2003), p. 100, table 3c.
16 此段余下部分的数据和信息出自C. Dow, Major Recessions: Britain and the World, 1920–199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37, table 6.1 (for 1929–32) and p. 182 (for 1932–7).
17 对于这个观点，更易于理解的表述请参见Stephanie Flanders, the BBC economics journalist, at the following blog post: http://www.bbc.co.uk/blogs/thereporters/stephanieflanders/2009/02/04/index.html.
18 举个例子，据估计，1929—1933年，美国政府的财政政策只使GDP增加了0.3%，但同期美国的GDP下降了31.8%。（Dow, Major Recessions , p. 164, table 6.11）英国的数字分别是0.4%和5.1%（同上，p. 192, table 6.23）。
19 世界人均收入增长率从1870—1913年的1.31%降到1913—1950年的0.88%。数据来自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 p. 383, table A.8.
20 A. Glyn, A. Hughes, A. Lipietz and A. Singh,“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olden Age”, in S. Marglin and J. Schor (eds.), The Golden Age of Capit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45, table 2.4.
21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平均通胀率为4%。同上，p. 45，table 2.4。
22 C. Reinhart and K. Rogoff, This Time Is Different: Eight Centuries of Financial Fol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52, figure 16.1.
23 今天，人们都认为世界银行是专门借钱给穷国的，但它的第一批客户其实是战后重建的欧洲国家，这反映在它的官方名称“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上。
24 更多内容，请参见F. Block, “Swimming against the current: the rise of a hidden developmental st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Politics and Society , vol. 36, no. 2 (2008)和M. Mazzucato, 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Debunking Private vs. Public Sector Myths (London: Anthem Press, 2013).
25 Glyn et a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olden Age”, p. 98.
26 欧洲的平均通胀率达到15%，美国是10%，英国最严重，在1975年接近25%。资料来自Dow, Major Recessions , p. 293, figure 8.5.
27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在1870—1913年是1.4%，1913—1950年是1.2%，1960—1970年是3.8%。这些数据来自Glyn et a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olden Age”, p.42, table 2.1.
28 同上，p. 45，table 2.4.
29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智利政府在经济中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即使是在新自由主义时期。智利国家铜业公司（CODELCO），全球最大的铜生产商，1971年，左派政府阿连德政府对其进行国有化，此后一直为国家所有。大量公共或半公共机构（比如智利基金会）为农业生产者提供技术咨询和出口营销方面的帮助。
30 更多细节和分析，请参见S. Basu and D. Stuckler, The Body Economic: Why Austerity Kills (London: Basic Books, 2013), Chapter 2。
31 1978年，中国的产出为2 190亿美元，世界总产出为85 490亿美元。数据来自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80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80), pp. 110–11, table 1.
32 同上，pp. 124–5, table 8.
33 2007年，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为32 800亿美元，全球GDP为54 3470亿美元。数据来自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356–7, table 3。中国货物出口12 180亿美元，世界货物出口总额为138 990亿美元。（同上，pp. 358–9，table 4）
第4章 百花齐放：如何“做”经济学
1 卡尔·门格尔被认为是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但也有一些人马上会说，他和瓦尔拉斯、杰文斯三个人是新古典学派的创始人。一个更难以归类的人物是弗兰克·奈特，他长期任教于芝加哥大学，他往往被认为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但他对制度学派也有许多影响，他的一些观点也和凯恩斯学派和行为学派有重叠。
2 物理学尝试过构建他们所谓的“万有理论”（theory of everything），但失败了。
3 至尊戒铭文的最后一句是：“禁锢众戒黑暗中。”（…and in their darkness bind them all）
4 约瑟夫·熊彼特强调说，经济学中所有的分析必然要有一种分析前的认识行为作前导，这种行为叫作“想象”（Vision）。分析者“想象一套互相关联的现象作为其分析工作值得努力的目标”。他指出，“这种想象几乎从定义来说就是意识形态的”，因为“我们实际怎样看事物和我们希望怎样看事物之间的界限很难划清”。引文出自J. 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 41–2.
5 新古典学派不只是把经济参与者贴上个体（而非阶级）的标签，他们还把个体拔高到一个新高度。他们大多也信奉方法论个人主义。他们认为，对任何集体实体（比如经济体）的科学解释，都必须以个体分析为基础，也就是必须将其分解到可能的最小单位——个体。
6 另一种说法是，当一个社会中没人可以在不损害任何人的情况下让自己变好，就可以说这个社会已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7 在阿克洛夫的经典案例“柠檬市场”（二手车市场）中，买家在购买二手车之前很难查明车的质量，因此就不愿意出高价，即便那个车质量真的好。在这种情况下，好车车主会选择退出市场，这进一步降低了市场上二手车的平均质量。如此循环下去，最极端的结果就是市场消失。参见G. Akerlof,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vol. 84, no. 4 (1970).
8 剩下的两卷在马克思去世之后，由恩格斯编辑出版。
9 对于这段历史，请参考拙著《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更学术和具体）和《富国的伪善》（没那么具体，但更易读）。
10 典型的政策有：通过关税、补贴和政府采购（即政府从私人部门那买东西）中的优惠待遇推动新产业发展；征收原材料出口税或颁布关于原材料的出口禁令，从而鼓励原材料在国内加工；通过关税或禁令打击奢侈品进口，这样就有更多资源转向投资；通过营销支持和质量控制促进出口；通过政府特许垄断、专利和政府补贴吸收技术移民来支持技术改进；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对基础设施进行公共投资。
11 李斯特一开始是个自由贸易主义者，致力于推动德意志邦联各邦国共同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这个想法在1834年终于实现了——那一年德意志关税同盟（Zollverein）成立。然而，在1820年代流亡美国期间，他通过丹尼尔·雷蒙德（Daniel Raymond）和亨利·凯里（Henry Carey）的著作接触到了汉密尔顿的思想，并最终接受：自由贸易可能只是在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比如德意志邦联各邦国）间才有益，在经济较发达国家（比如英国）和较落后国家（比如当时的德意志邦联和美国）间则不见得有益。需要补充的是，像当时大多数欧洲人一样，李斯特也是种族主义者，他明确表示他的理论仅适用于“温带”国家。
12 这跟马克思主义学派形成了鲜明对比。马克思主义学派看到的是，生产系统这个经济基础与制度这个上层建筑之间的单向因果关系。生产系统对制度的这种单向影响虽说不是完全排他的，但也是主导性的。
13 其中比较重要的经济学家有（按字母排序）：爱丽丝·安士敦（Alice Amsden），马丁·弗朗斯曼（Martin Fransman），若热·卡茨（Jorge Katz）,桑加亚·拉利（Sanjaya Lall）和拉里·韦斯特法尔（Larry Westphal）。
14 关于这场争论的内容，请参见D. Lavoie, Rivalry and Central Planning: The 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 Reconsider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15 行为经济学派创始人赫伯特·西蒙指出，现代资本主义与其说是市场经济，不如说是“组织”经济。今天大部分经济活动都发生在组织之内——多数是企业，还有一些是政府和其他机构——而不是通过市场。更多讨论参见第5章。
16 对许多非经济学者来说，“排放许可证”（permits to pollute）可交易的理念听起来可能还很陌生。但现在这个市场非常繁荣，2007年估计的贸易额高达640亿美元。
17 这四章的标题分别是：“先知马克思”“社会学家马克思”“经济学家马克思”“导师马克思”。
18 凯恩斯虽然没有后代，但他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我们孙辈时代的经济前景”。文中想象时光流逝，转眼到了他孙辈那一代。这时，像英国这样的国家，生活水平已提升到不需要太多新投资的地步。政府的政策焦点应该转到减少工作时间和增加消费上，方式主要是进行财富的再分配，将一部分财富分配给较穷的群体。因为跟富人比起来，穷人在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重更大。
19 关于金融投机史，写得非常好的著作是：C. Kindleberger, 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 A History of Financial Crisis (London: Macmillan, 1978).
20 1924—1944年，他还是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财务主管，帮学院赚了一大笔钱。
21 有两位经济学家是例外。第一位是米哈尔·卡莱斯基（Michal Kalecki，1899—1970)，他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并且对发展中经济体感兴趣；第二位是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1908—1986），他还涉足了发展主义传统，而且在奥匈帝国长大，对奥地利学派和熊彼特都不陌生。
22 凡勃伦还从达尔文的新理论（在当时算新理论）中获得灵感，试图从进化的角度理解社会变迁。
23 大多数新制度经济学家都接受新古典学派“理性自私个体”假设中的“自私”（追逐私利）部分，但大多数（不一定跟前一个“大多数”的人重叠）拒绝“理性”部分。其中一些人，尤其是威廉姆森，甚至明确使用行为学派的有限理性概念，这个概念认为人的理性非常有限。
24 新制度学派还受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影响，只是他们不承认而已（诺斯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至少在研究主题上受影响，比如新制度学派也研究产权关系（诺斯和科斯）和公司的内部运作（科斯和威廉姆森）。
25 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试图重新诠释有限理性，使其能够符合最优化模型。其中一种解释认为，有限理性仅仅意味着，我们需要将经济决策看作资源成本（传统新古典学派所关注的成本）与决策成本的“联合最优化”（joint-optimization）。另一种解释是，人们实现最优化，其实是通过选择最优决策规则，而不是在每一个决策情况中做出最佳选择。这两种重新诠释都说不通，因为他们的假设比标准新古典模型的假设还脱离现实。决策者如果在资源成本的最优化上都没能做到足够理性，又怎么能同时在资源成本和决策成本的最优化上做到呢？如果决策者在一些个别决策情况下没法做到理性决策，他又如何设计出能在普遍情况下都做出最优决策的决策规则呢？
26 H. Simon, The Sciences of the Artificial, 3rd edition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6), p. 31.
第5章 剧中人：谁是经济参与者？
1 公司内贸易数据很难获得。据估计，跟制造业的公司内贸易相比，服务业的公司内贸易较不重要（占总量的20%—25%）。但在一些“生产性服务业”，比如咨询和研发，公司内贸易甚至会比在制造业重要。美国和加拿大的企业详细数据就容易获取，在这两个国家，服务业的公司内贸易占公司内贸易总量的60%—80%。数据来自R. Lanz and S. Miroudot, “Intra-firm trade patterns, determinan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OECD Trade Policy Papers no. 114 (Paris: OECD, 2011)。
2 蒙德拉贡联合公司同时还有近150个非合作社的子公司，和超过1万个非合伙人工人。正文提到的销售收入包括这些子公司。
3 正因为这个原因，1890年，美国第一部反托拉斯法《谢尔曼法》（Sherman Act of 1890）将工会视为反竞争的“托拉斯”，直到1914年，修订后的反托拉斯法《克莱顿法》（Clayton Act）才将这条规定撤销。
4 欧盟影响力很大是因为它是货币共同体，并且有制定规则的权力。这个可以最近欧盟对“外围”国家（比如希腊和西班牙）的一揽子救助计划看出来，其影响就是来自它的金融权力。但更重要的是它在经济（和其他）生活的各个方面上制定规则的能力，比如预算、企业竞争和工作条件。欧盟决策采用“特定多数表决”（QMV），也就是每个国家的票数根据其人口来分配，但有上限，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类似于美国总统选举时各州选举人团（electoral college）票数的分配。在欧盟理事会中，德国持有的票数是马耳他（Malta）的十倍（29票对3票），但德国的人数却是它的两百多倍（8200万对40万）。
5 ILO跟其他联合国机构区别很大。其他机构是政府间组织，ILO则有三个主体：政府、工会和雇主协会，分到的票数比例是2:1:1。
6 大量的实验表明，经济学的学生比其他专业的学生更自私。有部分可能是“自我选择”的结果。在听说今日的经济学教育强调追逐私利为主导后，一些自私的人会觉得这个专业很适合他们，就报了经济学。但这也可能是教育本身的结果。这些学生从头到尾被教育的都是：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因此，跟其他学生相比，他们更可能会以这种眼光看世界。
第二部分 使用经济学
第6章 你想要多少？产出、收入和幸福
1 国外游客消费的那极小部分除外。
2 关于这一点非常清晰和详细的解释请参见J. Aldred, The Skeptical Economis t (London: Earthscan, 2009), especially pp. 59–61.
3 Richard Layard, talking to Julian Baggini in “The conversation: can happiness be measured?”, Guardian , 20 July 2012.
第7章 你的花园怎么样？生产的世界
1 排在冈比亚、斯威士兰、吉布提、卢旺达、布隆迪之后。
2 1995年，赤道几内亚的人均GDP一年只有371美元，是世界上最穷的30个国家之一。
3 下面关于美国矿业的资料来自：G. Wright and J. Czelusta, “Exorcising the resource curse: mining as a knowledge industry, past and present”, working paper, Stanford University, 2002.
4 这意味着，德国2010年的人均收入比2000年高11.5%，而美国这个数据为7.2%。
5 接下来引用的数据来自OECD，Perspectives on Global Development 2013 – Shifting Up a Gear: Industrial Policies in a Changing World (Paris: OECD, 2013), Chapter 3, figure 3–1.
6 在穷国，几乎没有企业大到可以自己做研发的地步，绝大部分的研发都要靠政府出资。政府出资比例一般情况下是50%—75%，但在有的国家几乎是100%。在富国，政府出资比例要低一些，一般是30%—40%。其中较低的有日本（23%）和韩国（28%），较高的有西班牙和挪威（都是50%）。美国最近几年是35%，但在更早时候的冷战时期也很高（50%—70%），不过当时有很大一部分是用于国防科技研究（参见第3章）。
7 Department for BERR (Business, Enterprise and Regulatory Reform), Globalisation and the Changing UK Economy (London: Her Majesty's Government, 2008).
8 这句话是法国前工业部长皮埃尔·德雷福斯（Pierre Dreyfus）说的，被这本书所引用：P. Hall, Governing the Econom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7), p. 210.
9 除非另有说明，该段及下一段的数据来自：H-J. Chang, “Rethinking public policy in agriculture: lessons from history, distant and recent”,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 vol. 36, no. 3 (2009).
10 如果我们看的是所有工业化的部门，这个占比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30%—40%，但今天也不超过25%了。数据来自O. Debande, “De-industrialisation”, EIB Papers, vol. 11, no.1(2006)；可在此下载：http://www.eib.org/attachments/efs/eibpapers/eibpapers_2006_v11_n01_en.pdf。
11 按现行价格计算，1991—2012年，德国制造业产出占GDP的比重从27%下降到22%；按不变价格计算，则只是从24%下降到22%。意大利对应的数据分别是：按现价计算，从22%降到16%；按不变价格计算，从19%降为17%。法国（1991—2011年）按现价计算则是从17%降为10%；按不变价格计算，则从13%降为12%。数据来自Eurostats，由欧盟发布。
12 按现行价格计算，1987—2012年，美国制造业产出占GDP的比重从17%降为12%；但如果按不变价格计算，这段时期，制造业占比实际上还升了一点点，从11.8%升到12.4%。按现行价格计算，1990—2012年，瑞士制造业产出占比从20%降到18%；但如果按不变价格计算，还升了1个百分点，从18%变为19%。瑞士数据来自Eurostats。美国数据来自美国经济分析局（US government'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简称BEA）。
13 在芬兰（1975—2012年），按现行价格计算，制造业占比从25%下降到17%；但如果按不变价格，则从14%上升到21%。在瑞典（1993—2012年），按现行价格计算，制造业占比从18%下降到16%；但如果按不变价格，则从12%上升到18%。数据来自Eurostats。
14 1990—2012年，按现行价格计算，英国制造业产出占GDP比重从19%跌到11%，产出减少42%；如果按不变价格计算，则从17%跌到11%，产出减少35%。数据来自Eurostats，由欧盟发布。
15 所有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16 更深入的探讨，请参见G. Palma, “Four sources of ‘de-industrialisation’ and a new concept of the ‘Dutch Diseas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GDI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nitiative) Roundtable of the HSRC (Human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 of South Africa, 21 May 2007, downloadable at: http://intranet.hsrc.ac.za/Document-2458.phtml.
17 地球“变暖两度”（two-degree warming）可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为了避免这一后果，GDR框架确定了各国在减少温室气体上应承担的份额。这个框架不仅考虑到各国在全球变暖上的历史责任，也考虑了他们对全球变暖的调适能力。
18 更多内容，参见Aldred, The Skeptical Economist , Chapter 5.
19 我们都觉得核电站非常危险，之所以会有这种看法，主要是因为核电事故往往发生在富国，而新闻媒体往往对这些事故的关注度极高。但是不为人知的是，在过去几个世纪，世界上有多少人死于烧煤制造的空气污染。据说，1952年伦敦大烟雾导致4 000到12 000人死亡。但这还只是英国受煤污染的几十年中的一年（情况最糟糕的一年）而已。今天，许多生活在煤炭城市的人，都因煤污染得呼吸道疾病而过早死亡。如果把所有这些“沉默的死亡”算进去，煤“杀死”的人也要比核事故多得多。
第8章 银行的麻烦：金融
1 Martin, Money , p. 242.
2 关于金融衍生品的许多内容，都来自B. Scott, The Heretic's Guide to Global Finance: Hacking the Future of Money (London: Pluto Press, 2013), pp. 63–74，以及我和该书作者布雷特·斯科特（Brett Scott）的讨论。约翰·兰彻斯特的《大债：全球债务危机：我们都是倒霉蛋！》第二章也有相关论述，技术性没前一本书那么强，但有很多深刻见解。
3 我要感谢布雷特·斯科特建议我用这个例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证券化债务产品也是衍生品，因为它们是由其基础资产（underlying assets）“衍生”出价值的。然而，用同样的方式，我们也可以说股票也是衍生品，因为公司也有“基础”资产，比如物理设备和其他资产（如专利和其他知识产权）。因此，到最后，各类金融资产的区分就变得模糊了。
4 Scott, The Heretic's Guide to Global Finance , p. 65.
5 同上书，pp. 69–70.
6 关于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史和在这个过程中CBOT的作用和地位，参见Y. Millo,“Safety in numbers: how exchanges and regulators shaped index-based derivatives”,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the Social Studies of Finance, Center on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COI), Columbia University, 3–4 May 2002；下载地址是：http://www.coi.columbia.edu/ssf/papers/millo.rtf，以及“A Brief History of Options”,下载地址是：http://www.optionsplaybook.com/options-introduction/stock-option-history/。
7 参见Millo, “Safety in numbers”, and C. Lapavitsas, Profiting without Producing: How Finance Exploits All (London: Verso, 2013), p. 6.
8 H. Blommestein et al., “Outlook for the securitisation market”, OECD Journal: Market Trends , vol. 2011, issue 1 (2011), p. 6, figure 6, 下载地址是：http://www.oecd.org/finance/financial-markets/48620405.pdf. 根据欧盟统计局（Eurostat）的数据，2010年，欧盟GDP为12.3万亿美元，美国为10.9万亿美元。
9 L. Lin and J. Sutri, “Capital requirements for over-the-counter derivatives central counterparties”, IMF Working Paper, WP/13/3, 2013, p. 7, figure 1, downloadable from: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p/2013/wp1303.pdf.
10 G. Palma, ‘The revenge of the market on the rentiers: why neo-liberal reports of the end of history turned out to be premature’,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 vol. 33, no. 4 (2009).
11 Lapavitsas, Profiting without Producing , p. 206, figure 2.
12 J. Crotty, “If financial market competition is so intense, why are financial firm profits so high?: Reflections on the current ‘golden age’ of finance”, Working Paper no. 134 (Amherst,MA: PERI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pril 2007.
13 A. Haldane,“Rethinking the financial network”,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Financial Student Association, Amsterdam, April 2009, pp. 16–17. The speech can be downloaded from: http://www.bankofengland.co.uk/publications/Documents/speeches/2009/speech386.pdf.
14 M. Blyth, Austerity: The History of a Dangerous Ide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pp. 26–7.
15 银行平均持股周期从1998年的3年降到2008年的3个月。见P. Sikka, “Nick Clegg's plan for shareholders to tackle fat-cat pay won't work”, Guardian , 6 December 2011.
16 在过去，金融也并不总是比其他行业更有利可图。根据2005年的一份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中到70年代末的美国，金融企业的利润率是低于非金融企业的。但随着20世纪80年代早期金融管制的放松，美国金融企业的利润率（4%—12%）超过了非金融企业（2%—5%），一直到21世纪头几年（这份报告发表时）都是。再看法国。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法国金融企业的利润率为负数。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金融管制的放松，金融业的利润率开始增加，并在90年代初超过非金融企业，相等时利润率都为5%。到2001年，利润率增长到10%。相比之下，法国非金融企业的利润率则从90年代初开始下降，到2001年其利润率只有3%。参见G. Duménil and D. Lévy, “Costs and benefits of neoliberalism: a class analysis”, in G. Epstein (ed.), Financialisation and the World Econom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5).
17 Reinhart and Rogoff, This Time Is Different , p. 252, figure 16.1.
18 Palma, “The revenge of the market on the rentiers”, p. 851, figure 12.
19 W. Lazonick, “Big payouts to shareholders are holding back prosperity”, Guardian , 27 August 2012.
20 2011年和2012年这一数据为99%。本段数据来自Federal Reserve Board flow of funds data，可在此下载：http://www.federalreserve.gov/apps/fof/。类似的测算（估计到21世纪头几年）可参考Crotty, “If financial market competition is so intense”。另一个测算数据要低一些，但趋势是一样的：1955年刚超过20%，1980年代升到30%左右，21世纪头几年达到50%，然后在2008年又降为45%，2010年升到超过50%。参见W. Milberg and N. Shapiro, “Implications of the recent financial crisis for innovation”,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mimeo, February 2013。
21 通用电气和通用汽车的数据来自R. Blackburn, “Finance and the fourth dimension”,New Left Review , May/June 2006, p. 44. 福特的数据来自J. Froud et al., Financialisation and Strategy: Narrative and Numbers (London: Routledge, 2006)。另外，据Froud等人的这个估计，通用电气的这个比率高达50%。
第9章 鲍里斯的羊马上死掉：不平等与贫困
1 M. Friedman and R. Friedman, Free to Choose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80), pp. 31–2.
2 更多讨论请参见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不平等的代价》第四章。
3 威尔金森和皮克特的解释是，跟较平等社会的低收入个人相比，较不平等社会的低收入个人压力更大。这种压力来自“地位焦虑”，即没能力摆脱自己的低社会地位而引起的焦虑，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威尔金森和皮克特认为，这种压力对个人健康有负面影响，容易导致他们做出反社会行为，比如犯罪。
4 全面、公正的评论可见：F. Stewart,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development”, Queen Elizabeth House Working Paper, no. 37, University of Oxford, March 2000; downloadable from: http://www3.qeh.ox.ac.uk/pdf/qehwp/qehwps37.pdf，以及B. Milanovic, The Haves and the Have Not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1).
5 其他指标包括泰尔指数（Theil index）、胡佛指数（Hoover Index）和阿特金森指数（Atkinson Index）。
6 该曲线以20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洛伦兹（Max Lorenz）命名。
7 见G. Palma,“Homogeneous middles vs. heterogeneous tails, and the endof the‘Inverted-U’: The share of the rich is what it's all about”, Cambridge Working Papers in Economics (CWPE) 1111, Faculty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January 2011；下载地址为：http://www.dspace.cam.ac.uk/bitstream/1810/241870/1/cwpe1111.pdf。
8 更多讨论请见A. Cobham and A. Sumner, “Putting the Gini back in the bottle?: ‘The Palma’ as a policy-relevant measure of inequality”, mimeo, King'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King's College London, March 2013.
9 见OECD, Divided We Stand: Why Inequality Keeps Rising (Paris: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1)，以及ILO, World of Work 2012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2).
10 接下来的基尼系数来自ILO2010年的数据。ILO, World of Work 2012 , p. 15, figure 1.9. Figures for Botswana and Namibia are from older sources.
11 有意思的是，0.35这个分界线也是一些对《公平之怒》（The Spirit Level ）一书的评论所采用的，这些评论说，超过这个界限就会产生许多社会问题。（《公平之怒》里面并没有提到0.35，所以应该是对该书的评论，而不是这本书本身的内容。——译注）
12 UNCTAD,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12 (Geneva: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12), Chapter 3, p. 66, chart 3.6. 15个国家分别是：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中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日本、韩国、新西兰、挪威、泰国、英国和美国。15国的数据来自不同年份，最旧的数据是韩国的——1988年，最新的是英国的——2008年。这说明了获得财富分配信息的困难。
13 他们的收入基尼系数低于0.3，财富基尼系数却超过0.7，甚至比一些收入很不平等的国家还要高，比如泰国（收入基尼系数超过0.5，但财富基尼系数刚过0.6）和中国（收入基尼系数接近0.5，但财富基尼系数为0.55左右）。
14 参考注释12的UNCTAD报告，尤其是第3章。
15 A. Atkinson, T. Piketty and E. Saez, “Top incomes in the long run of histor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 vol. 49, no. 1 (2011), p. 7, figure 2.
16 Ibid., p. 8, figure 3.
17 F. Bourguignon and C. Morrisson,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mong world citizens, 1820–1990”,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vol. 92, no. 4 (2002).
第10章 我的确认识几个有在工作的：工作与失业
1 J. Garraty and M. Carnes, The American Nation: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 10th edition (New York: Addison Wesley Longman, 2000), p. 607.
2 由于数据质量不高，ILO没有公布各国数据。
3 工作时间数据有很多来源，我一般使用ILO的，因为更全面。对于富国数据，当ILO刚好没相关数据时，我就用OECD的。
4 韩国在2007年以前一直是OECD中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2007年以后被墨西哥超越。
5 更多讨论，请见拙著《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第9章，以及《资本主义的真相：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23个秘密》第3章。
6 根据美、英、德、澳四国机构合作的“国际社会调查计划”（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富国劳动者把工作保障看得比其他因素（如工资、有趣性、对社会的有用性）都重要。
7 瑞典和芬兰实施的“积极劳动市场计划”（active labour market programmes，ALMPs）通过失业工人再培训，帮他们建立再就业策略并让其遵循，大大减少了失业导致的这些问题。见戴维·斯图克勒和桑杰·巴苏合著的《身体经济学：是什么真正影响我们的健康》第7章。
8 许多穷国有大量低于劳动年龄的儿童在工作，然而，这些数据并没有体现在官方的就业和失业数据中。
9 为了处理丧失信心的劳动者造成的统计问题，经济学家有时就会看劳动参与率（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这是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者和官方统计的失业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如果劳动参与率突然下降，就表明丧失信心的劳动者增加。因为这时候，丧失信心的劳动者再也没被统计到失业数据里了。
第11章 利维坦还是哲学王：政府的角色
1 笔者和一些学者甚至走得更远，我们认为，在那些需要大量投资生产力才能增长的产业，如钢铁行业、汽车制造业，寡头垄断企业之间的“反竞争”措施如卡特尔，可能反而对社会有利。在这些产业，不受限制的价格竞争会减少企业的利润，从而降低其投资能力，损害了企业的长期增长。当竞争导致某些企业破产，他们的机器和工人就成为社会损失，因为他们无法转移到其他产业。请参见H-J. Cha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dustrial Policy . Basingstoke: Macmillan Press, 1994, Chapter 3，以及A. Amsden and A. Singh, “The optimal degree of competition and dynamic efficiency in Japan and Korea”,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 vol. 38, nos. 3/4 (1994)。
2 这6位有金融背景的美国财长分别是：唐纳德·里根（Donald Regan，1981年1月—1985年2月），尼古拉斯·布雷迪（Nicholas Brady，1988年9—1993年1月），劳埃德·本特森（Lloyd Bentsen，1993年1月—1994年12月），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1995年1月—1999年7月），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2006年7月—2009年1月）和蒂莫西·盖特纳（Tim Geithner，2009年1月—2013年1月）。
3 对于今日富国的腐败和其他公共生活弊病，见拙著《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第3章，《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第8章。
4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1 .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1991, p. 139, table 7.4.
5 数据来自：OECD, Government at a Glance, 2011 . Paris: OECD, 2011.
第12章 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国际面
1 浏览乾隆皇帝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信全文，请点击：http://www.history.ucsb.edu/faculty/marcuse/classes/2c/texts/1792QianlongLetterGeorgeIII.htm.
2 HOS理论背后还有其他假设，如果放松这些假设，也会削弱“自由贸易最好”这个结论。不过这些假设这章不会讨论。其中一个是完全竞争假设（即不存在市场势力）。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放松这一假设，创立了“新贸易理论”。另一个重要假设是不存在外部性（关于外部性定义，请参见第4章）。
3 李嘉图版的比较优势理论虽然假设不同国家生产能力不同，但同时又假设这种生产能力的差距没法人为改变。
4 2009年，笔者跟林毅夫教授进行了一场关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是否应该遵循比较优势？”的辩论，具体内容请参见：H-J. Chang and J. Lin, “Should industrial poli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onform to comparative advantage or defy it?: A debate between Justin Lin and Ha-Joon Chang”,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 vol. 27, no. 5 (2009)。
5 接下来几段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2013》（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3）。
6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1900–1960 .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62.
7 这些数据采用的是出口数据。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出口数据与进口数据之间的差距较大。如果采用进口数据，60年代的占比为50%—58%，70年代的占比为54%—61%。
8 作为所有贸易（初级产品、制成品和服务贸易）中的一种，制成品贸易在所有贸易中的占比从1980—1982年的47%，上升到1998—2000年的63%，再回落到2009—2011年的55%。
9 1984—1986年平均只有8.8%，2009—2011年平均是27.8%。
10 UNCTAD（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给出了更详细的定义：http://unctad.org/en/Pages/DIAE/Foreign-Direct-Investment-(FDI).aspx.
11 占比分别是63%、50%和42%。
12 后续所有FDI流量数据也都采用流入量数据。理论上，全球FDI的流入量和流出量是一样的，但实际数据往往有差异。
13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
14 参见R. Kozul-Wright and P. Rayment, The Resistible Rise of Market Fundamentalism: Rethinking Development Policy in an Unbalanced World . London: Zed Books and Third World Network, 2007, Chapter 4.
15 关于避税天堂，请见N. Shaxson, Treasure Islands: Tax Havens and the Men Who Stole the World . London: Vintage, 2012，以及Tax Justice Network网站：www.taxjustice.net。在写作该书时（2013年秋），关于取缔避税天堂有很多讨论，尤其是在G20峰会上的讨论，但没有任何具体行动。
16 Christian Aid, “The shirts off their backs: how tax policies fleece the poor”, September 2005, downloadable from: http://www.christianaid.org.uk/images/the_shirts_off_their_backs.pdf.
17 完整的故事，请见拙著《富国的伪善》第一章“重温凌志车与橄榄树”。
18 关于这些法规的更多讨论，请参见N. Kumar, “Performance requirement as tools of development policy: lessons from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K. Gallagher (ed.), Putting Development First (London: Zed Books, 2005)。更轻松的讨论，可见拙著《富国的伪善》第四章“芬兰人与大象”。
19 关于这些规则如何损害经济发展的讨论，请见H-J. Chang and D. Green, The Northern WTO Agenda on Investment: Do as We Say, Not as We Did (Geneva: South Centre, and London: CAFOD (Catholic Agency for Overseas Development), 2003), and R. Thrasher and K. Gallagher, “21st century trade agreements: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 sovereignty”, The Pardee Papers no. 2, The Frederick S. Parde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he Longer-Range Future, Boston University, September 2008
20 爱尔兰案例请参见Chang and Green, The Northern WTO Agenda on Investment: Do as We Say, Not as We Did (Geneva: South Centre, and London: CAFOD, 2003),
21 之所以用一段时期的平均值，而不是某一年，是因为FDI流量每年的波动很大。
22 分别是中国、巴西、墨西哥、俄罗斯、印度、匈牙利、阿根廷、智利、泰国和土耳其。
23 注意，褐地FDI（即跨国并购）数据跟FDI总流量不能直接互相比较。一个原因是部分跨国并购可能由当地出资；另一个原因是跨国并购的支付可能持续很长一段时期，不一定在某一年内就可以完成。
24 P. Nolan, J. Zhang and C. Liu, “The global business revolution, the cascade effect, and the challenge for firm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 vol. 32,no. 1 (2008).
25 菲利普·勒格兰（Philippe Legrain）是其中少数几个例外之一。他在2007年出版《移民：你的国家需要他们》（Immigrants: Your Country Needs Them ），极力主张高度的自由移民政策。
26 关于移民劳动者权利的相关讨论，请见M. Ruhs, The Price of Rights: Regulating International Labour Migr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27 当然，此处的移民不包括由灾难引起的移民，也就是那些因内战或自然灾害而逃过来的邻国难民。
28 关于劳动力短缺的争论，请见M. Ruhs and B. Anderson (eds.), Who Needs Migrant Workers?: Labour Shortages, Immigration, and Public Poli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Chapter 1.
29 相关例子请参见C. Dustmann and T. Frattini, “The fiscal effects of immigration to the UK”, Discussion Paper no. 22/13 (London: CReAM (Centre for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Migrati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2013).
30 相关例子请参见G. Ottaviano and G. Peri, “Rethinking the gains of immigration on wages”,NBER Working Paper no. 12497 (Cambridge, MA: NBER, 2006)；下载地址为：http://www.nber.org/papers/w12497。
31 关于侨汇的影响，更为全面的讨论可见I. Grabel,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mittances: What do we know? What do we need to know?’, PERI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184(Amherst, MA: PERI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2008)。
32 墨西哥政府曾经对用于这些投资的侨汇进行政府补助配套支持，以鼓励侨汇流入，促进家乡基础设施建设。不过后来这些计划没有坚持下来。（举其中的“三配一计划”作为例子。移民寄回的旨在进行地区特定发展项目的每一美元侨汇，墨西哥政府、州政府和市政府都各自拿出一美元加以配套支持，这样就有四美元用于当地建设。——译者）
33 该段及后续段落的移民数据皆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数据库。
34 该段及后续段落的侨汇数据基于《世界银行移民和侨汇统计》（World Bank's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Statistics）。（2018年，前四大侨汇汇入国分别是印度、中国、菲律宾和墨西哥。——译注）
后记 如何用经济学提振经济
1 原文为：“Everything factual is already a theory”，出自J. W. von Goethe, Sämtliche Werke ,Part 1: Maximen und Reflexionen, Schriften zur Naturwissenschaft , Jubiläumsausgabe xxxix, 72, as cited in A. Gerschnkron, Continuity in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Chapter 2, p. 43。
2 著名的科学史学家西奥多·波特（Theodore Porter）甚至认为，许多科学数据都是为了应对政治和社会压力而造出来的。参见Theodore Porter，Trust in Numbers: The Pursuit of Objectivity in Science and Public Lif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3 感谢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给我指出了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