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的糖罐

我当了七年小学老师，先是教国文，然后又教了一段时间的通识教育，最后觉得给全年级上通识教育课太辛苦，便主动申请当班主任，重新教国文，但只教一个班。就是在这个班上，我遇见了给我印象最深的学生，我不知道我的出现有没有改变他的命运，但他却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我。

他的名字叫村下义宏，来自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他平时爱穿白衬衫配黑色长裤，在同龄人都偏好色彩艳丽的衣服的环境里，这身打扮显得他要成熟不少，很多初识他的人都会以为他是国中生。

村下义宏的成熟也不仅限于外貌，不管在课堂还是课余，据我的观察——我喜欢观察小孩子，尤其是他们的眼睛，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纯净的物体，这是我平生最重要的爱好——他都表现得沉默寡言。我之所以说“表现得”，是因为我看得出，他不跟其他人说话，既不是出于害羞，也不是因为找不到有趣的话题，而是他觉得其他人幼稚，实在不值得他浪费时间。诚然，他的同学们确实很幼稚，他们最热衷的话题是争论谁吃过的糖果种类更多，而最喜欢做的事情也是吃糖，尤其是一种叫作VIGAS的巧克力糖，一直是他们的最爱。

村下义宏对这些就没什么兴趣，他无意与同学们争论糖果的知识——虽然他们带了新的糖果来也都会分给他，换来他不以为然的表情。他大部分的时候都在做跟我一样的事情——观察别人。虽然我和他出于绝不相同的理由，但偶尔在课上目光相触，两个人也都会心一笑，就像在人间相遇的两个半神，能给彼此以尊重，并不需要互相打扰。

我和他相差20余岁，却成了未曾交谈过的朋友，我们都还不了解对方，尤其是在这个世界生存了30年的我，并不指望只有9岁的村下义宏能理解我多少。

但这种观点最终还是被改变了，那是在一个体育日的下午，学校举行了运动会，所有学生都要参加，我把学生托付给旁班的同事，独自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偷闲。

村下义宏没有敲门就进来了，当时我正在摆弄手里的VIGAS糖罐，右手刚好把糖罐里的东西摸出来，阳光照射在上面，反射着奇妙的光芒。

我相信村下看清了我手指间夹着的东西。

那是一只人的眼球，准确地说，是一只7岁小孩的眼球，我起的代号是Black Onyx。

当然，也还有Mars、Moon、Purple等，它们都在糖罐里，互相瞪视着对方，轻易不得见人。我能分辨出它们每一个的区别，眼白和眼仁的比例，每一道血丝的纹路，拿在手中的质感，我都了如指掌。

因为它们都是我亲自从邻县的小孩眼窝里挖出来的，它们都是我的宝藏，是我收集了几年的结晶。

当然，我并不会对学校里的学生下手，那样太招摇，爱好这种事情，还是私人一些比较好。

虽然报纸上隔几个月都会登载“小孩被连续作案犯挖去眼珠”这样的新闻，但警察从来没有找上门来，他们大概还在离我很远的地方瞎忙活吧。

我没有负罪感，但是，我也不想让人知道。

所以我那时很紧张，因为我确定，村下看见了，以他的性格，大概还会在心里泛起一个不冷不热的概念：哦，原来挖眼珠的变态就是老师啊，真是笨蛋。

我正在犹豫是把眼珠当作VIGAS吞进嘴里以作掩饰，还是恼羞成怒把村下的眼珠也挖出来。

他却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对我说了一句：“老师，我是来取花名册的。”

原来是这样。我拉出抽屉，把花名册给他。他眼神并没有聚焦在糖罐上，接过册子之后，他脸上的表情也没有任何变化，说了声“谢谢”便离开了。

后来的几周我都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到村下义宏身上，我紧盯着他注视的方向，看他是不是会悄悄到办公室检查我的糖罐，甚至会不会偷走它。

因为，我确定他是跟我一样的人。

我在这种紧张的日子里度过了三个月，每天都害怕糖罐会突然消失，或者被掏得空空如也，还有村下带着嘲讽的眼神，每次扫过我身上，我都有被俯视的感觉。他似乎在对我说：“老师，你的秘密被我知道了。”

这种煎熬终于在警察来到学校之后结束了。

他们满校园寻找证物，还找很多老师和学生问话，我也被叫去了，他们问了一些行程方面的问题，比如某年某月某日在什么地方做什么，是否有能做证的人。

我清楚他们在找谁，而且，我从来就没想过隐瞒罪行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一点不在场的证明都没有，我成了他们的头号怀疑对象。

但他们没有证据，最关键的证物，他们一直没有找到。

直到他们问询了村下义宏。

那个白衬衫黑色长裤的少年从洽谈室走出来之后，警察们就逮捕了我，摆在我面前的是敞开的糖罐，里面一颗颗的眼球，怨毒地看着我，似乎有无数的话想要对我说。

狱长，这就是我的故事，你还有什么想问的吗？哦，你问村下义宏跟警察说了什么？这个我还真知道，是我的律师转告给我的。

警察问他有没有觉得老师有什么异常。

村下只跟警察说了一句话——

“先生有一只很大的VIGAS糖罐，但他从来没有发糖给我吃过，很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