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的海

此刻我正在西太平洋的一条小船上,浑身早已被海浪浇得透湿。一次次让海风吹干了,接着又是劈头盖脑的浪,满嘴咸苦,眼睛渍得生疼。

我一手扳着船帮,一手抓着缆绳,只咬着牙命令自己,万不可哆嗦。只要一哆嗦,绷在身上的最后一道心理防卫就会懈弛,那么,千百顷的海浪海风会从汗毛孔里涌进,整个生命立即散架。

不敢细想现在所处的真实位置,只当作是在自己熟悉的海域。但偶尔心底又会掠过一阵惊悚,却又不愿承认:这是太平洋中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西南部,海底深度超过珠穆朗玛峰的高度。按世界地理,是在“狭义大洋洲”的中部,属密克罗尼西亚(Micronesia)。最近的岛屿,叫雅浦(Yap),那也是我们晚间的栖宿地。

最深的海,海面的状况有点特别。不像海明威所写的加勒比海,不像海涅所写的北海,也不像塞万提斯所写的地中海。海水的颜色,并非一般想象的深蓝色,而是黑褐色,里边还略泛一点紫光。那些海浪不像是液体,而有凝固感。似乎刚刚由固体催动,或恰恰就要在下一刻凝固。

不远处也有一条小船,看它也就知道了自己。一会儿,那小船似乎是群山顶上的圣物,光衬托着它,云渲染着它,我们须虔诚仰视才能一睹它的崇高。但它突然不见了,不仅是它,连群山也不见了,正吃惊,发现不远处有一个巨大深渊,它正陷落在渊底,那么卑微和渺小,似乎转眼就要被全然吞没。还没有回过神来,一排群山又耸立在半天了,那群山顶上,又有它在天光云影间闪耀。

如此极上极下,极高极低,却完全没有喧嚣,安静得让人窒息,转换得无比玄奥。

很难在小船上坐住,但必须坐住,而且要坐得又挺又直。那就只能用双手的手指,扣住船帮和缆绳,像要扣入它们的深处,把它们扣穿。我在前面刚刚说过,在海船中万不可哆嗦,现在要进一步补充,在最大的浪涛袭来时,连稍稍躲闪一下也不可以。一躲闪,人就成了活体,成了软体,必然会挣扎,会喊叫,而挣扎和喊叫在这里,就等于灭亡。

要做到又挺又直,也不可以有一点儿走神,必须全神贯注地拼将全部肢体,变成千古岩雕。面对四面八方的狂暴,任何别的身段、姿态和计策都毫无用处,只能是千古岩雕。哪怕是裂了、断了,也是千古岩雕。

我是同船几个人中的大哥,用身体死死地压着船尾。他们回头看我一眼都惊叫了:怎么整个儿都成了黑色?

被海水一次次浇泼,会让衣服的颜色变深,这是可以解释的,但整个人怎么会变黑?

我想,那也许是在生命的边涯上,我发出了加重自己身体分量的火急警报,于是,生命底层的玄铁之气、墨玉之气全然调动并霎时释出。古代将士,也有一遇强敌便通体迸发黑气的情景。

不管怎么说,此刻,岩雕已变成铁铸,真的把小船压住在狂涛之间。

见到了一群海鸟。

这很荒唐。它们飞到无边沧海的腹地,究竟来干什么?又怎么回去?最近的岛屿也已经很远,它们飞得到那里吗?

据说,它们是要叼食浮游到海面的小鱼。但这种解释非常可疑,因为我看了那么久,没见到一只海鸟叼起过一条小鱼,而它们在狂风中贴浪盘旋的体力消耗,又是那么巨大。即使叼到了,吞噬了,体能又怎么平衡?

它们,到底为了什么?

一种牺牲的祭仪?一种求灭的狂欢?或者,我心底一笑:难道,这是一群远行到边极而自沉的“屈原”?

突然想到儿时读过的散文《海燕》,高尔基写的。文章中的海燕成了一种革命者的替身,居然边飞翔边呼唤,“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我海旅既深,早已怀疑,高尔基可能从来没有坐着小船来到深海远处。他的“暴风雨”,只是一个陆地概念和岸边概念。在这里,全部自然力量浑然一体,笼罩四周,哪里分得出是风还是雨,是暴还是不暴,是猛烈还是不猛烈?

在真正的“大现场”,一切形容词、抒情腔都显得微弱可笑。这里的海鸟,不能帮助任何人写散文,不能帮助任何人画画,也不能帮助任何人创作交响乐。我们也许永远也猜不透它们翅膀下所夹带的秘密。人类常常产生“高于自然”的艺术梦想,在这里必须放弃。

我们的船夫,是岛上的原住民。他的那个岛,比雅浦岛小得多。

他能讲简单的英语,这与历史有关。近几百年,最先到达这些太平洋小岛的是西班牙人,这是欧洲人在“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半道歇脚点。德国是第二拨,想来远远地拾捡殖民主义的后期余晖。再后来是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日本和美国了,这儿成了辽阔战场的屯兵处。分出胜负后,美国在这里留下了一些军人,还留下了教会和学校。

“每一拨外来人都给岛屿带来过一点新东西。这个走了,那个又来了。最后来的是你们,中国人。”船夫笑着说。

船夫又突然腼腆地说,据岛上老人传言,自己的祖辈,也来自中国。

是吗?我看着他的黑头发、黑眼珠,心想,如果是,也应该早已几度混血。来的时候是什么年代?几千年前?几百年前?

我在研究河姆渡人和良渚人的最终去向时,曾在论文中一再表述,不排斥因巨大海患而远航外海的可能。但那时,用的只能是独木舟。独木舟在大海中找到岛屿的概率极小,但极小的概率也可能遗留一种荒岛血缘,断断续续延绵千年。

这么一想,突然产生关切,便问船夫,平日何以为食,鱼吗?

船夫的回答令人吃惊,岛上居民很少吃鱼。主食是芋头,和一种被称为“面包树”的果实。

为什么不吃鱼?回答是,出海打鱼要有渔船,一般岛民没有。他们还只分散居住在林子中的简陋窝棚里,日子非常原始,非常贫困。

少数岛民,有独木舟。

独木舟?我又想起了不知去向的河姆渡和良渚。

“独木舟能远行吗?”我们问。

“我不行。我爸爸也不行。我爷爷也不行。我伯伯也不行。亲族里只有一个叔叔,能凭着头顶的天象,从这里划独木舟到夏威夷。只有他,其他人都不行了。”船夫深深叹了一口气,像是在哀叹沧海豪气的沦落。

“一个人划独木舟,能到夏威夷?”这太让人惊讶了。那是多少日子,多少海路,多少风浪,多少险情啊。

“能。”船夫很有把握。

“那也能到中国吧?”

“能。”他仍然很有把握。

那海,还是把我妻子击倒了。

她在狂颠的小船上倒还从容,那天晚上栖宿在岛上,就犯了病。肠胃功能紊乱,狂吐不止,浑身瘫软,不得动弹。

栖宿的房舍,是以前美国海军工程兵建造的,很朴素,还干净。妻子病倒后,下起了大雨。但听到的不是雨声,而是木质百叶窗在咯吱吱地摇撼,好像整个屋子就要在下一刻粉碎。外面的原始林木又都在一起呼啸,让人浑身发毛。什么“瓢泼大雨”、“倾盆大雨”等等说法,在这里都不成立。若说是“瓢”,那“瓢”就是天;若说是“盆”,那“盆”就是地。天和地在雨中融成了一体,恣肆狂放。

一位走遍太平洋南部和西部几乎所有大岛的历险家告诉我,这儿的雨,减去九成,只留一成,倾泻在任何城市,都会是淹腰大灾。他还说,世间台风,都从这儿起源。如此轰隆轰隆的狂暴雨势,正是在合成着席卷几千公里的台风呢!

这一想,思绪也就飞出去了几千公里,中间是无垠的沧海巨涛。家,那个我们常年居住的屋子,多么遥远,遥远到了无法度量。在这个草莽小岛上,似乎一切都随时可以毁灭,毁灭得如蚁蝼,如碎草,如微尘。我的羸弱的妻子,就在我身旁。

她闭着眼,已经很久颗粒未进,没有力气说话,软软地躺着。小岛不会有医生,即使有,也叫不到。彻底无助的两条生命,躲在一个屋顶下,屋顶随时可以掀掉,屋顶外面的一切,完全不可想象。这,就是古往今来的夫妻。这,就是真实无虚的家。

我和妻子对家的感受,历来与故乡、老树、熟路关系不大。每次历险考察,万里大漠间一夜夜既不同又相同的家。漂移中的家最能展示家的本质,危难中漂移最能让这种本质刻骨铭心。

总是极其僻远,总是非常陌生,总是天气恶劣,总是无法开门,总是寸步难行,总是疲惫万分,总是无医无药,总是求告无门。于是,拥有了一个最纯净的家,纯净得无限衰弱,又无限强大。

大自然的咆哮声完全压过了轻轻的敲门声,然而,不知在哪个间隙,还是听到了。而且,还听出了呼叫我们的声音,是汉语。

赶快开门。一惊,原来是那位走遍了太平洋南部和西部几乎所有大岛的海洋历险家。他叫杨纲,很多年前是北京一名年轻的外交官,负责过南太平洋国家的交往。多次往返,就沉浸在那里了,又慢慢扩展到西太平洋。因喜爱而探寻,因探寻而迷恋,他也就辞去公职,成了一名纵横于大洋洲的流动岛民。

不管走得多远,心里却明白,一个中国人在病倒的时候最需要什么。他站在门前,端着一个小小的平底铁锅,已经熬了一锅薄薄的大米粥,还撒了一些切碎的青菜在大米粥里。

我深深谢过,关上门,把小铁锅端到妻子床前。妻子才啜两口,便抬头看我一眼,眼睛已经亮了。过一会儿,同行的林琳小姐又送来几颗自己随身带的“藿香正气丸”。妻子吃了就睡,第二天醒来,居然容光焕发。

青菜大米粥,加上藿香正气丸,入口便回神,这就是中国人。

这就牵涉到了另一种“家”,比在风雨小屋里相依为命的“家”要大得多。但这个“家”更是流荡的,可以流荡到地球上任何地方。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四海为家”,听起来气象万千,可惜这“四海”两字,往往只是虚词。这些年才慢慢发现,把这两个字走实的中国人,并不太少。他们心中的那个“家”,与国内很多人老挂在口边的所谓“常回家看看”的那个“家”,全然不同。

对我和妻子来说,我们的家,是一个漫无边际的大海,又是一个抗击风浪的小岛。“家”的哲学意义,是对它的寻常意义的突破。因此,这次居然走得那么远。是的,越远,越要来。

这个岛上,多年来已经住着一个中国人,他叫陈明灿。作为唯一的中国人住在这么一个孤岛上,种种不方便可想而知,但他一直没有要离开的意思。我想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他实在太爱海、太爱岛了。他也是那种在本性上“四海为家”的人,没有海,就没有他的家。

老家,在广东河源。他曾漂流到太平洋上另一个岛屿帕劳生活了十年,后来又来到了这里。他现在无疑是岛上的“要人”了,开了一个小小的农场,陆续雇来了五个中国职工。酋长有事,也要找他商量。

他居住的地方,是一间可以遮蔽风雨的简单铁皮棚屋,养着几只家禽,放着一些中国食物。他装了一根天线,能接收到香港凤凰卫视,因此见到我便一顿,立即认出来了。在太平洋小岛上听一位黑黝黝的陌生男子叫一声“秋雨老师”,我未免一惊,又心里一热。

在岛上还遇到了一对中国的“潜水夫妻”,那就比陈明灿先生更爱海了。全世界不管什么地方只要有良好的潜水点,他们一听到就赶去,像是必须完成的功课,不许缺漏。去年在非洲塞舌尔的海滩,他们一听说这里有上好的珊瑚礁,就急忙赶过来了。丈夫叫李明学,辽宁铁岭人。我一听铁岭,就聊了几句熟人赵本山。妻子是沈阳人,叫张欣,我一听这个名字,又聊了几句熟人潘石屹,他太太也是这个名字。

李明学、张欣夫妇原本都有很好的专业,在上海工作。但是他们在读了不少有关“终极关怀”的古今文本之后,开始怀疑自己上班、下班的日常生态,强烈向往起自由、自在、开阔、无羁的生活,于是走向了大海。在大海间,必须天天挑战自己的生命,于是他们又迷上了挑战。

“我先在海岸边看他潜水,自己不敢潜。后来觉得应该到水下去陪他。从马尔代夫开始学,终于,等到用完了二十个气瓶,我也潜得很自如了。”张欣说。

“这么多年总是一起潜水,必须是夫妻。”张欣突然说得很动情,“潜水总会遇到意外,例如,一个人气瓶的气不够了,潜伴就要立即用自己的气瓶去援助。如果不是夫妇,首先会考虑自身安全。我丈夫喜欢在水下拍摄各种鲨鱼,这也有很大危险,我必须长时间守在他身边,四处张望着。只有夫妻,才耐得下这个心。”

“世上的潜水夫妻,天天生死相依,一般都没有孩子,也没有房子。脑子中只想着远方一个个必须去的潜水处。欧洲有好几个,更美的是南美洲。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哥伦比亚,都有潜水者心中的圣地。对中国潜水者来说,近一点的是东南亚,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都有。澳大利亚也有很好的潜水处。我们中国海南岛的三亚也能潜,差一点。”

她用十分亲切的语调讲述着全世界的潜水地图,就像讲自己的家,讲自己庞大的亲族。

两个月前,这个海岛上来了另一对夫妻,住了一个月就走了,与我们失之交臂。他们对海的痴迷,我听起来有点惊心动魄。

丈夫是比利时人,叫卢克(Luc),妻子是美籍华人,叫贾凯依(Jackie)。他们居然在不断航行的海船上住了整整二十五年!

靠岸后当然也上岸,做点谋生的事,但晚上必定回到船上。从一个海岸到另外一个海岸,每次航行一般不超过半个月,为的是补充淡水和食物。在航行途中,晚上两人必须轮流值班,怕气象突变,怕大船碰撞,怕各种意外。

由于走遍世界,他们船上的设备也在年年更新,卫星导航、电脑、冰箱,都有了。但在茫茫大海中,在难以想象的狂风巨浪间,他们二十五年的航行,与那个凭着天象划独木舟的土著大叔,没有太多区别。

渺小的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走了一条坚韧的路,而且是水路,海路,一条永远不可知的路,当然也是一条惊人的生命之路,忠贞的爱情之路,人类的自雄之路。

我们能设想这二十五年间,日日夜夜在狭小的船上发生的一切吗?我觉得,人类学、伦理学、文学、美学,都已经被这样的夫妻在晨曦和黄昏间,轻轻改写。

我看到了贾凯依的照片,果然是一个中国人,相貌比年龄更为苍老。那是狞厉的空间和时间,在一个中国女性身上留下的隆重印痕。

很多航海者告诉我,夫妻航海,年年月月不分离,听起来非常浪漫,其实很难坚持,首先离开的必定是妻子,因为任何女性都受不了这种生活。因此,这对能在大海上坚持二十五年的夫妻,关键性的奇迹,在于这位中国女性。

看着照片,我想起一路上所见的那一批批爱海、爱岛爱到了不可理喻的中国人。因此我必须说,中国文化固然长期观海、疑海、恐海、禁海,而对无数活生生的中国人来说,则未必。他们可以入海、亲海、依海,离不开海。文化和生命,毕竟有很大不同。

其实,从河姆渡、良渚开始,或者更早,已有无数从中国出发的独木舟,在海上痴迷。可惜,刻板的汉字,与大海不亲。伟大的航海家郑和葬身在哪个海域、哪个海岸?居然也没有清晰记载。中国的一半历史,在海浪间沉没了。慵懒的巷陌学者,只知检索着尘土间的书本。那些书本上,从未有过真实的大海,也没有与大海紧紧相融的中国人的生命。

幸好到了一个可以走出文字、走出小家的时代。终于有一批中国人惊动海天,也唤醒了中国文化中长久被埋没的那种生命。

在密克罗尼西亚的日日夜夜,妻子几次看着我说:“早该有一条船……”

我知道她这句话后面无穷无尽的含义。

我说:“必须是海船。”

她一笑,说:“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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