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读经典
在读书中超越有限的今生
在世界读书日，我应邀分享自己的读书心得。说来还是有点惶恐不安，我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老师，充满着人人都可能有的偏见、愚蠢、傲慢、自欺与虚荣。我平时没什么爱好，读书是我打发时间、对抗虚无的方式，读书心得也仅代表个人的经验之谈。
有的人觉得读书效用很低，浪费金钱和时间，是当代的反智主义；有的人过于崇尚智慧，把知识推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是尚智主义。这两种观点在我看来也许都是错误的，反智主义是一种愚蠢的偏见，但是尚智主义何尝不是一种同样愚蠢的偏见。现在，一个人标榜自己爱读书，有时候带有某种夸耀的成分，“每周读五本”“一年读完几百本书”以显示知识的优越感。在我看来，这种“爱读书”带来的优越感和清高，通常都是不学无术的表现。
之前我们提过，“智力”与“智慧”是两码事。很多智力出众的人不一定有智慧，有很多智力发达的人，其实都非常愚昧。
我一直都认为，真正的智慧一定是否定性的，也就是承认自己的无知。读书就是为了攀登智慧的阶梯。这其实是一种悖论性的存在，我们因为无知而读书，读书又让我们真正地承认自己的无知与浅薄。拒绝读书当然是一种愚蠢，但是因为读书而滋生出骄傲与傲慢是一种更大的愚蠢。
很多哲学家对书籍都有一种悖论性的理解。塞缪尔·约翰逊[77]认为，阅读的普及有助于读者的思想解放和社会的民主进步，但他又担心某些不符合规范或者缺乏选择性的阅读可能会助长读者的傲慢与偏见。苏格拉底也曾经用“药物”来比喻写作，书籍就像药，可能是一剂良方，也可能是一剂毒药。
今天，我也依然想在这种悖论性的视野中来谈论读书。我有限的精力和经验提醒我，读书也许有四个维度，或者说四种境界。
在书籍中逃避世界
这个世界并不美好，我们经常看到令人伤心、愤怒的新闻。每天的工作和生活也不尽愉快，甚至十分厌倦，职场不如意，情感也没有着落。很多人用读书来逃避现实，当我们沉浸在书籍中时，现实似乎已经不存在。我也经常用读书来逃避现实，暂时忘记现实世界的蝇营狗苟，“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书’海寄馀生。”[78]
我很喜欢《纳尼亚传奇》的作者C.S.路易斯，他小时候就沉迷阅读，自认为书中的世界比外面的世界更真实。路易斯自称家里的书都从书房溢了出来，他把书籍当作这个世界上最安全、最温暖的避难所，能够保护自己的心智，远离生活的种种凄苦。但是，路易斯在书中搭建的美好世界，随着母亲的病逝轰然倒塌。书籍并没有为他提供真正的庇护，当他从想象的世界中走出来，他依然要面对这个满目创伤、令人痛苦、令人心碎的世界。
如果书籍只是我们逃避世界的工具，那么，当你在书房的时候，似乎就拥有了对抗整个世界的力量。但是当你走出书房，会发现自己还是那个无能为力的懦弱之辈，这难道不是一种自我欺骗吗？如果读书只是逃避，那又与吸毒和放纵有何区别呢？不都是为了逃避庸碌、空虚的生活吗？
一个在购物节通宵购物的人，和一个读一夜书的人，难道不都是带着暂时的兴奋，和事后的疲倦，乘兴而来、败兴而归？逃避可能有用，但现实世界的困境并不会因为逃避而消失。
在书籍中营造世界
这个世界不完美，但是人类喜欢追求完美。我们会用想象去描绘完美，让我们暂时可以忽略世界的不完美。当我们看到一个半圆，脑海中一定会补出完整的圆。人类对于完美的追求，也许根植于灵魂的深处。落日余晖、云卷云舒，只有人类会因此思考和感动。
小时候，我很喜欢看武侠小说，因为这迎合了我行侠仗义的想象。在现实生活中，我经常被欺负，因为长得又高又瘦，就被同学看成是异类，还被说患有“巨人症”。虽然长得高，但不会打篮球，于是更加被瞧不起。我初一摔断腿，被起绰号叫“瘸子”，这个绰号一直跟到高三。我就会在武侠小说中，把自己想象成快意恩仇的大侠。
很多时候，我们对现实不满，转而在书籍中追求圆满。但这种圆满不可能是完全虚构的，头脑中任何的假设都是以现实世界的存在作为基础。也许对完美的追求就是我们作为人类的出厂设置，每当我们遇到不完美，就会激活这种本能，在书籍中想象和营造一种完美。可是，想象毕竟只是想象，我们在书籍中获得的完美，在现实世界中依然不完美。当你像鸵鸟一样，把脑袋埋进书籍的沙土之中，这个世界并不真正变得完美。这种营造的美并不真实，而且带有强烈的虚伪和自我欺骗。
伊恩·麦克尤恩的《赎罪》，让我对于这种文字所营造的自我欺骗有了更深的体会。
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阶级观念还很严重。主人公布里奥妮·塔利斯出生于富有家庭，是一个想象力丰富、擅长写作的女孩。13岁的塔利斯不自觉地爱上了管家的儿子罗比，但她也知道罗比跟自己的姐姐相爱。有一天，当她看到罗比和姐姐塞西莉娅有逾矩行为的时候，她内心暗流涌动，嫉妒、愤怒、羞耻、偏见，自此认定罗比是一个流氓。当表姐罗拉遭人强暴的时候，她在黑暗中只看到了罪犯的模糊身影，就确信无疑地认定是罗比。作为唯一的目击证人，她非常肯定地指认罗比。就这一句话，罗比被判入狱。她把罗比和姐姐一生的幸福彻底断送，自己也开始了漫长的赎罪之路。
这本书让我反思的是，她的赎罪是通过文字来完成的。塔利斯后来成为一名非常成功的小说家，她在书中虚构了姐姐和罗比的团圆结局，来让自己获得解脱。最后她以谎言弥补了谎言，这个虚构的故事是她真实的想法，却是她无法实现的愿望。文字成为道德上的泡泡浴，但是这真的能够赎罪吗？
类似的作品还有石黑一雄的《长日将尽》，这本书将人性的自我欺骗描写得淋漓尽致。瑞典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石黑一雄的创作母题归纳为“记忆、时间和自我欺骗”，颁奖词说道：“石黑一雄在对人类记忆和历史的深刻挖掘中，细腻地展示了人类对于美好回忆的执着，会使人无法走出幻想，这也许存在积极的一面，却更有走向自欺欺人这样的可能。”
我时常在反省自己，我读很多反映战乱、饥荒、贫困的书籍时会流泪，进而获得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我为他人的苦难感同身受，为他人苦难的故事流泪，为他人苦难的故事伤心欲绝，就自我感觉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但是我真的身临其境吗？我付出实实在在的帮助了吗？
唐·麦卡林（Don McCullin）是一位杰出的战地摄影记者，他拍摄的一张非洲白化病儿童的照片，给了我极大的震撼。照片中身患白化病的黑人儿童，骨瘦如柴、奄奄一息。而且在非洲某些地区，患有白化病的儿童被认为是恶魔的化身。他们因为迷信而饱受迫害，甚至会被肢解用于巫术。但说实话，我的感动只是瞬间的，我其实什么都没做，只是留下了几滴眼泪。
罗素称自己活着有三个动力：一是对爱情的渴望，二是对知识的追求，三是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但罗素只爱概念上的人类，不爱具体的人。他热爱民众，并为他们的苦难而痛苦，但他依旧远离他们；他主张人人平等，却从未放弃自己的伯爵头衔；他主张男女平等，却是为了有更大的性自由去拈花惹草。
远藤周作在《沉默》一书中有一句话很扎心：“罪，并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如盗窃、说谎。所谓罪，是指一个人通过另一个人的人生，却忘了留在那里的雪泥鸿爪。”
如果我们只是通过阅读营造一个假想的世界，却不愿意走入真实的世界，并关心真实世界中他人真实的苦楚，那么，这种自我欺骗式的阅读，其实毫无意义。
在书籍中理解世界
读书可以让我们暂时忘记真实的世界，排解自己的忧闷，但是我们终究要拥有进入世界的力量与勇气。
在某种意义上，读书既是一种出世，又是一种入世。有一个持续采访特蕾莎修女30多年的美国记者，在他年老发白的时候，问特蕾莎修女：“为什么你可以照顾那些垂死的病人，为他们洗脚、擦身体，但我却做不到？我为你的行为感动，但我还是做不到。”特蕾莎对记者说：“来，你面前现在就有一个人需要你的帮助，你可以为她清洗污垢，给他作为人的尊严，不要老是在想，要做。”
所以，我们要在书籍中理解世界，因为读书让我们能够拥有进入世界的力量和勇气。书籍可以拓展我们作为个体的经验，让我们接轨于人类经验的总和。每个他者都跟自己休戚相关，无论是过去的人、现在的人，还是将来的人，我们都生活在人类总体经验的故事中，我们都能在他人的故事中获得教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英国诗人约翰·多恩的《丧钟为谁而鸣》时会感动：
没有人是与世隔绝的孤岛，
每个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
如果海流冲走一团泥土，大陆就失去了一块，
如同失去一个海岬，如朋友或自己失去家园；
任何人的死都让我受损，因为我与人类息息相关；
因此，别去打听钟声为谁鸣响，它为你鸣响。[79]
无论是虚构作品还是非虚构作品，其实都是在探讨人类在不同情境中应当如何去选择。我们个体虽然是独特的，但是在人类的总经验中，个体又并不独特。我们经常说，每个人的悲喜并不相通，从个体的角度看也许是对的，但是放在人类的总经验中，这又并不准确。
每一部伟大的作品，都会让你更多地认识自己，理解自己。我很喜欢威廉·戈尔丁的《蝇王》，每次读都能再次洞悉我内心深处的幽暗，觉得自己比想象中更邪恶、更幽暗、更堕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籍会让你深刻地认识到人性的复杂；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会让你反思科技与幸福。总之，每一部伟大的作品都是对你心灵的追问，都在帮助你反思自我、走出偏见，引发你思考那些自以为是的观念是否真的无懈可击。
如果你现在一心向往成功，那我推荐一部让你感到扫兴的书，巴尔扎克的《驴皮记》。人世间有一块驴皮能够实现你的一切愿望，但随着愿望的实现，驴皮将会缩小，你的生命也会缩短，你是否愿意接受这块驴皮？
如果你现在春风得意、踌躇满志，那也许可以打开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它能让你认识到，不要过于留恋聚光灯下的人生：“明天，明天，再一个明天，一天接着一天地蹑步前进，直到最后一秒钟的时间；我们所有的昨天，不过替傻子们照亮了到死亡的土壤中去的路。熄灭了吧，熄灭了吧，短促的烛光！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划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臭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80]
如果你被强烈的使命感所驱使，甚至为了使命不惜把他人作为工具，我推荐你看戈尔丁的另一本著作《教堂尖塔》，这本书会让你反思：自我强加的使命是否只是一种自我欺骗？
当我们越多地理解世界，我们也就越多地理解自己。
在书籍中超越世界
如果书籍无法赋予我们对抗黑暗的力量，那么，读书就毫无意义。小说《偷书贼》贯穿着灰色的时代调性，但依然有很多令人温暖和感动之处。“二战”期间，犹太女孩莉赛尔在战火纷飞的德国艰难生活，她忍不住地偷书，这些偷来的书振奋了她的灵魂，给她活下去的希望。我在阅读过程中，时常想如果换作是我，是否拥有汉斯家族的勇气，敢于冒着生命危险去藏匿一个犹太人。虽然，小说中的汉斯最后没有因为藏匿犹太人入狱，但现实中的柯丽却因为收容犹太人被送入纳粹集中营，她年老的父亲和姐姐都惨死其中。
人类总体的经验时常在拷问我们内心，这些书籍能不能帮助我们成为人类历史长河中的高光一刻。虽然这种高光一刻在有些人看来只是一种愚蠢，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中的提醒：“当善良成了白痴，仁爱变得无用，狂暴显示为力量，怯懦装扮成理性，美注定要被践踏和毁灭，恶却愈加肆无忌惮、扰乱一切。”梅什金公爵并没能撼动这张根深蒂固的网，他并不能为这个世界做什么，他只能回到自己的净土。但是这个世界真的有净土吗？如果没有净土，我们还要做白痴吗？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特蕾莎会说这样一段话：
你如果行善事，人们会说你必定是出于自私的隐蔽动机。不管怎样，还是要做善事。
你今天所做的善事明天就会被人遗忘。不管怎样，还是要做善事。
你如果成功，得到的会是假朋友和真敌人。不管怎样，还是要成功。
你耗费数年所建设的可能毁于一旦。不管怎样，还是要建设。
你坦诚待人却得到了伤害。不管怎样，还是要坦诚待人。
心胸最博大最宽容的人，可能会被心胸狭窄的人击倒。不管怎样，还是要志存高远。
人们的确需要帮助，但当你真的帮助他们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攻击你。不管怎样，还是要帮助他人。
将你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你可能会被反咬一口。不管怎样，还是要把最宝贵的东西献给世界。
这也许就是经院哲学家阿奎那所说的，我们今生活着的唯一意义，就是超越今生。
这就是我认为读书的四个境界，我们在书籍中逃避世界、营造世界、理解世界、超越世界。
大家都非常熟悉童话故事《三只小猪》，三只小猪为了抵挡大灰狼分别盖了一座房子，大哥盖了草房子，二哥盖了木头房子，但是三弟不嫌麻烦盖了结实的石头房子。最后只有石头房子没有被大灰狼弄倒，保护了三只小猪的安全。
我觉得小猪所搭建的房屋就可以象征人类的思想观念，可以捍卫我们自己。我们一定都是依据一定的思想观念在生存，一种崇高的观念可以将人高举，一种卑下的观念则会降低人的尊严。读书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站在人类总体经验的基础上来获得安身立命的伟大观念。只有这种伟大的观念可以赋予我们作为人的尊严，可以让我们生活得有意义、有目的、有安全感，能够让我们超越暂时的琐碎和有限，能够让我们在一种更高级的意义上审视我们的日常生活，这种观念也能够像石头房子一样来帮助我们抵御人生的艰难困苦以及命运的当头棒喝。无论是疾病的流行，还是外族的入侵，人的肉体也许很容易毁灭，但是这种伟大的观念却万世长存。
人类只有站在伟大的观念上，才能感到自己的高贵和价值。伟大的观念创造伟大的人类，我一直觉得，大学之大不在大楼，不在大师，更不在大官，而在于伟大的观念。
哲学中有一个基本的争论是共相与殊相。有人说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们共同搭建了西方哲学的大厦，柏拉图讨论共相，亚里士多德讨论殊相。但是追求共相的人很容易自诩掌握了绝对的真理，过于独断；只谈多元，又很容易陷入相对主义的误区，认为没有绝对的对，也没有绝对的错，在虚无中迷失人生的意义。你会发现，只有当我们认识共相，才能理解殊相。如果没有对普遍观念的追求，只追求个性化和多元化可能会导致意义的消解，就像孔子临死之时对子贡说：“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
因此，我个人的读书体会，是尽力寻找共相和殊相的结合，这是我一生的追求。我们用读书向先贤致敬，因为他们是我们追求智慧之路的前辈。只有谦卑，才能让我们真正认识前辈先贤。
通过书籍，我们站在前辈的肩膀上，也许能看得更高。但是请注意，你即便站得再高，你离天依然无限遥远，我们对于智慧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唯有承认自己的无知和有限才能不断地追逐智慧。
我们需要拥有对普遍性的追求，因为唯有伟大的普遍才能抵御人世的无常，才能对抗每天的庸碌和琐碎，但是我们要尊重多元，共相和殊相能够在苏格拉底否定性的智慧中得到结合。这种否定的智慧让我们即便探究了真理的浩瀚，也不会独断和傲慢。我们越多地认识真理，只会让自己越多地谦卑，越多地尊重，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与光同尘。
我们无知，所以我们读书，我们读书，所以越承认自己的无知。
[77]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9.18－1784.12.13），英国文评家、诗人、散文家、传记家。1755年4月15日，编撰出版英文字典《约翰逊字典》。
[78]出自北宋苏轼《临江仙·夜归临皋》，原词最后两句为“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
[79][英]约翰·多恩：《丧钟为谁而鸣》，林和生译，新星出版社，2009年，导言第8页。
[80][英]威廉·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六卷《麦克白》，朱生豪译，译林出版社，1998年，第184页。
狂热的魔咒、理性的自负
法国大革命之后，民主社会的三大信条“自由、平等、博爱”呱呱落地。每当我听到这些大词，心中就会涌出一些莫名的情感。当你不问我什么是“自由、平等与博爱”，我似乎知道它们的意思，但是如果你追问我这三个大词的含义，我却并不清楚它们准确之所指。
当罗伯斯庇尔[81]在1790年首次提出这个三位一体的口号，鼓动起法国革命的狂热激情，并在雅各宾派统治时期达到高峰，随后历次重要的以民主名义发动的革命都响彻着这三个充满魔力的大词。一旦祭出这三词魔咒，似乎就拥有了天然正义的力量。以至于它们的反对者都被披上“落后、反动”的标签。
英国法学家詹姆斯·斯蒂芬的《自由·平等·博爱》就是一本系统地批驳这三大信条的名著。斯蒂芬以英国古老自由制度的捍卫者自居。他认为，这三大信条更多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它们的内涵模糊不清，很多关于自由、平等与博爱的观点是错误的，而且严重损害了英国传统的自由制度，因此必须予以批驳。在斯蒂芬看来，约翰·穆勒的三本著作（《论自由》《论妇女的屈从地位》《功利主义》）对这三大信条给予了充分有利的阐述，但是穆勒的观点是错误的，在实践中会极大地动摇英国古老的自由制度。
斯蒂芬曾经深受穆勒的影响，对穆勒早期的作品佩服有加。当1859年穆勒《论自由》一书面市，斯蒂芬亦是十分欣赏，但随着斯蒂芬法律职业生涯的开展，他慢慢地扬弃了穆勒的学说。斯蒂芬认为，后来的穆勒已经偏离了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因此，《自由·平等·博爱》中所叙述的观点是与对穆勒的批评交织在一起的，当然，与其说斯蒂芬是对穆勒学说的攻击，不如说是一种重要的修正。斯蒂芬认为自由是有秩序的自由，平等是法律之下的平等，而博爱则是一种与自由社会不相同的价值。这种理解正是本书最重要的特点，值得我们予以充分的关注。
斯蒂芬曾就读于剑桥三一学院，师从《古代法》的作者，大名鼎鼎的梅因爵士，后从事律师职业，随后赴印度，步梅因后尘，出任总督议事会的法律专员，最后担任女王法院的法官。在法律职业之外，斯蒂芬还喜欢书写评论短文，该书最初就是以连载的形式刊登于报刊。斯蒂芬有大量的法律著述，其中最出色的莫过三卷本的《刑法史》。但是斯蒂芬对思想界最大的贡献并非其法律作品，而是这本政治评论文集《自由·平等·博爱》。
与穆勒不同，斯蒂芬并非一位单纯的学者，而是有着丰富的司法经验，因此本书充满着许多有趣的法律和生活事例。与穆勒的作品相比，本书在逻辑上也许并不严谨，但其生动性却远甚一筹。咄咄逼人的逻辑论证自有一种蛊惑人心的力量，但是人类从未完全居住在逻辑论证之中，尘世中的万物，许多是无法为人造的逻辑所涵盖的。在人类历史中，削足适履的逻辑命题曾经给人类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正如霍姆斯大法官所言：“法律的生命是经验而非逻辑。”我们宁愿自己生活在前人经验积累的法律之中，而非强有力逻辑推导的法律命题之下。
今天，在中国刑法学界，亦有许多宏大的逻辑命题，人造的超级词汇，营造了一种人为的学说对立，诸如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的站队、社科法学和教义法学的比拼，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文斗。斯蒂芬的《自由·平等·博爱》对民主社会三个大词的批驳，也许可以让我们警惕模糊性的词汇所带来的狂热，走出理性的自负。
一、秩序下的自由
自由，是一个极其含糊的词语，“没有一个词比自由有更多的涵义，并在人们意识中留下更多不同的印象了”[82]，它似乎包含了可以想象的任何事情，难怪卢森堡夫人不禁感喟：自由，多少人假汝之名……
穆勒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从消极方面给予公民自由清晰的描述：“若社会以强迫和控制的方式干预个人事物，无论是采用法律惩罚的有形暴力还是利用公众舆论的道德压力，都要绝对遵守这条原则。该原则就是，人若要干涉群体中任何个体的行动自由，无论干涉出自个人还是出自集体，其唯一正当的目的乃是保障自我不受伤害……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一部分才必须要对社会负责。在仅仅关涉他自己的那一部分，他的独立性照理来说是绝对的。对于他自己，对于其身体和心灵，个人就是最高主权者。”[83]
然而，在斯蒂芬看来，穆勒的自我防卫自由观太过简单化了，这种过于简化的理论根本不符合生活实际。在人类的经验生活中，有许多不符合穆勒自由观的强制是合理的，它们不仅不是对自由的妨碍，反而保障了自由。
（一）简单自由原则可能物极必反
斯蒂芬认为，人类生活非常复杂，根本不存在穆勒那种简单而准确的答案。[84]简单自由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宣示，穆勒自己也只是阐释了这种教义，从未试图从整体上去证明它。（P6-7）因为这根本就是无法证明的，它与许多生活经验和常识都严重背离。
穆勒区分涉他和涉己行为，认为只要与他人无涉的行为，就不应该受到任何干涉。然而，这两种行为根本无法区分。
人们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根本不可能说明最具个人性质的行为产生的影响能波及多大的范围。一种重要宗教的创立者的情感，一名大哲人的沉思，一位伟大将军的筹划，会影响千百万人的生活、思想和感情模式。……我们根本无法为人们的言行对他们相互之间的重要性划定任何界限。他们的存在，他们在场的事实，他们通过眼神举止表现出的气质，更不用说他们的语言和思想，这些因素给人们相互之间造成的影响，我们更是无法划定任何界限。（P97-98）
穆勒基于功利主义得出了他的自由结论：“我把功利视为一切伦理问题上的最终归宿。但这里的功利是最广义上的，是基于作为不断进步之物的人的长远利益而言的。”[85]斯蒂芬并不反对功利主义，但是他认为穆勒的自由观反而违背了功利主义。穆勒的自由原则要求人类事务尽可能少受限制，认为这会激发人最大的创造力，总体上促进社会福利。但斯蒂芬却看到反面，他非常冷静地看到人类中相当比例的人群是自私自利、感情用事、好逸恶劳，经常陷入琐碎的日常事务不能自拔，给他们天大的自由，也不能让他们有分毫的改进。（P23）穆勒的自由反而会纵容人性的懒散和恶习。缺少得到民意支持的道德约束，自由将变成放纵，没有任何社会价值。在斯蒂芬看来，人类普遍视为良好的每一种习惯，几乎都需要经过或多或少痛苦而艰辛的努力才能养成。（P10）不可能指望人会自发形成这些良好的习惯。没有道德施加的自律，个人会倾向于过一种游手好闲、了无生趣的生活，既没有高雅的教养，也缺少追求伟大人格的动力。（序8）
因此，穆勒的自由观会让整个社会成为死水一潭，大部分个体也会陷入人性幽暗的沼泽无力自拔，自由会走向奴役。斯蒂芬举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你不妨对沼泽中的一潭死水发一通高论：“天哪！你为何不流向大海呢？你在这里倒是自由自在，方圆数里之内，没有任何水利设施，没有水泵来吸你，没有你不得不流入的固定河渠，没有僵硬的堤岸把你限制于特定的路线，没有水坝和水闸。可是你动弹不得，你变得腐臭，滋生瘴气蚊虫，这跟奴隶有什么两样！”如果那一潭死水知道如何作答，它很可能会说：“你想让我推动水磨，载起舟楫，可你得先给我挖出正确的河道，提供合用的水利设备呀。”（P23）
更为可怕的是，当社会道德约束一旦松弛，每个人都成为一种离子的状态，社会秩序大乱，人们也就会甘心献上自己的一切自由，接受极权政治所带来的秩序与安全，自由会彻底地走向它的反面。
霍布斯早就对人类发出过预言，他说自然状态下失去主子的人会不断寻求能够抵挡洪水的大坝、秩序、安全、组织、清晰可辨认的权威，对于太多的自由则惊慌失措，因为自由会使他们迷失于巨大而充满敌意的虚空状态，处于没有道路、路标或目的的沙漠之中。[86]
根据以赛亚·伯林的洞见，自由可以区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前者是指想要自己治理自己，或参与控制自己生活过程的欲望（LIBERTY TO…），后者则是“它回答这个问题：‘主体（一个人或人的群体）被允许或必须被允许不受别人干涉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成为他愿意成为的人的那个领域是什么？’”[87]也即“免于……的自由（LIBERTY FROM…）”。积极自由的概念倡导自我实现，追求一种理性化的整齐划一的理想生活，常常成为残酷暴政的华丽伪装。像所有大革命一样，法国革命，至少是其雅各宾党的形式，正是那种集体自我导向的“积极自由”要求的大爆发。[88]然而，一如伯林所提醒我们注意的，消极自由也可能走向自由的反面。自由是有限度的，在强制和自由之间存在一个平衡，没有权威（法律）的社会是不存在的。伯林的论述显然受到了斯蒂芬的影响。
无论是穆勒，还是斯蒂芬，他们都是英国传统的消极自由观的拥护者，但是斯蒂芬却看到了穆勒简单化自由观的危险之所在，那就是过分地取消对自由的限制很有可能不是促进自由，而是扼杀自由。
（二）自由依赖于合理的强制
斯蒂芬深受霍布斯的影响，认为社会秩序有赖于使用强制力量，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宗教、道德和法律的强制。但是，强制不是为了取消自由，而是保障自由，因为自由只有在一定的秩序中才能得到运行。
斯蒂芬举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用以说明强制的合理性。
全人类的生活，就像水流一样，它被河堰、水槽、堤坝引向这个或那个方向。不同的水流，其流量和性质各不相同，因此疏导水流的工程设计也各不相同，但是人们的生活就是通过这些工程，也就是说通过各种各样的习俗和制度进行管理的。这些习俗不仅从本质上说是各种限制，而且他们是由极少数人的意志施加的限制，多数人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些限制，在他们看来，这些限制已变得如此自然，以至于并不把它们当作限制。（P14）
显然，无论是宗教、道德还是法律的强制都无法通过穆勒简单的自卫式自由观的筛查。穆勒非常反感他所处时代流行的基督教加尔文宗教义，认为这种教义是对人的束缚，与自由完全不相容，无助于对真理的发现，让人没有个性，缺乏创造力。[89]穆勒的这种看法如果不是故意歪曲，也可能是一种无知所致的偏见。斯蒂芬令人信服地指出：
将这种教义说成是灭绝人的本领、能力和感受力的压迫势力，只能表明一个人的无能，他无法把神学和经院哲学外壳中的谷粒剥离出来，正是这些谷粒，养育了那些曾在人世间走过一遭的最勇敢、最辛苦、最具活力的人。如果有一种理论要求我们相信，像约翰·诺克斯这样的人是没有自己意志的可怜虫，这种理论不可能是正确的。（P34）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一书中也清晰地描述出加尔文宗教义让人在天职中追求卓越，对资本主义精神有着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难怪就连对穆勒敬佩有加的以赛亚·伯林也指出：历史的证据倾向于显示，统一性、对真理的爱以及炽热的个人主义，至少在有严格纪律约束的共同体中，如在苏格兰或新英格兰的加尔文清教徒中，或在纪律严明的军队中，或者在比较宽容与冷漠的社会中，同样能成长起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穆勒的自由是人类天才成长之必要条件的论点就是站不住脚的。[90]
（三）自由只具有工具性价值
斯蒂芬把自由看作一种工具，本身并不具有内在的价值，而要服务于社会福祉，因此他也并不反对穆勒所倡导的功利主义，只是他认为穆勒的自由观是对自身功利主义的违背。
值得注意的是，视自由为工具并不意味着轻视自由，更不是威权主义，斯蒂芬只是认为自由像人类生活的其他一切社会要素一样，也有着自身的利弊。人类社会存在许多美好的价值，自由只是其中的一个价值，不能为了这个价值，而牺牲所有其他美好的价值。如果我们关心的是社会福祉，那么当自由弊大于利的情况下，就不能盲目支持这种自由。
根据功利主义，斯蒂芬提出了著名的关于强制的三原则。强制在以下情况中是有害的：（1）强制的目的是有害的，比如强迫一个人杀人；（2）目的正确，但强制手段不适合达到目的，比如对坚持某种特定的宗教观点进行惩罚，即便强制的目的正确，但手段也不适合达到目标；（3）目的正确，手段也能达到目的，但付出的代价太大。（P36）比如预先安装严重危险性的防卫装置保护自己的财产就是错误的，因为它造成的危害远远大于它试图避免的危害。
作为刑法学者，斯蒂芬特别提醒读者，刑法只能施加于最严重的事情，而且要防止滥用。如果司法调查成本很高，可能侵犯许多人的隐私，那么就不得以犯罪论处。这是不能将恶习普遍视为犯罪的决定性原因。（P103-104）斯蒂芬特别看重人的隐私权，他说：确实存在着一个地方，尽管我们不可能划定他的边界，在这里，法律或舆论都是侵害者，很可能带来更多的伤害而不是益处。试图用法律或舆论的强制去调整家庭内部事物、爱情或友情关系，或其他许多同类事务，就像用钳子从眼球中夹出人的睫毛一样，这会把眼球拽出来，但绝对得不到睫毛。（P114）
二、法律之下的平等
在民主社会的三大信条中，平等最有声势，同时也最模糊。斯蒂芬认为，“平等”这个词的含义十分空泛而含糊，本身几乎没有意义。（P140）它可以指人人应当平等服从适用于所有的人的法律，也可以指应当公平执法，还可以指社会的全部收益应当平等分配。在斯蒂芬看来，最后一种平等在大多数情况下仅仅反映着无产者对有产者的嫉妒。这种嫉妒主要是一种模糊的情感。斯蒂芬把平等视为当时民众最强烈的感情，同时也是最低贱、最有害的感情。有鉴于此，斯蒂芬对穆勒在《论妇女地位的屈从》一书中所提及的平等观念进行了批驳。
穆勒认为：在不发达的社会状态下，人们很难认识到他们之间的平等关系。要平等，就要成为敌人……然而，命令和服从仅仅是人类生活中不幸的必需品，平等的社会才是它的正常状态。现代社会生活越是进步，命令和服从越会变成生活中的例外……（P145）
在斯蒂芬看来，穆勒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它的基础是一种错误的历史观，错误的道德观和荒唐的、扭曲的事实观。从经验主义出发，斯蒂芬认为人与人在实质上是不平等的，很多时候，人们的平等情绪只是为了把强者拉到与弱者同等的程度。然而“服从真正的权威，顺应真正的必然因素，尽可能从好的方面利用它，是一切美德之中最重要的美德——这种美德是取得一切伟大而持久的功业的要素”（P121），“命令和服从并不是‘不幸的必需品’，而是站在人生的入口处，掌管着人生最重要的部分”（P148）。
因此，在斯蒂芬看来，如果说平等有实际意义的话，那也只是一种法律之下的平等，也即法治所赋予的平等——同等情况同等对待。
（一）对结果平等的反对
法律下的平等绝非结果的平等，每个人都有机会来改进自己，但结果平等的观念是荒谬的。平均主义的道德观会破坏私有财产和社会道德。既然人在天赋和能力上是不平等的，社会就会把这些差异体现出来。如果没有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差异，人们将失去工作的动力。[91]因此，平等既可以成为自由的最佳补充，也可能成为它最凶恶的敌人。托克维尔认为，平等是一个诱人的理想，同时又是太容易堕落的理想。均贫富、等贵贱，这种对平等的追求挑动着无数人的激情，激情所致的生灵涂炭，在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人们越是致力于争取更大更多的结果平等，人们就越有可能陷入等级、特权和专制主义的泥塘。[92]
因此，斯蒂芬特别强调财产权的重要性，基于法国大革命的残酷教训，斯蒂芬以一种最强烈的激情谴责对财产权的漠视，并认为这会导致自由的彻底丧失，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把‘自由’解释成‘民主’，建立一个民主政府，通过平均分配财产承认天下一家”，“当这样使用自由时，还应该加上‘不然就是死亡’的说法”，自由于是彻底丧失。“这是一种以最激烈的方式表达全部痛苦和怨恨的学说——可以假定，人类中大多数落魄的妒忌者和残忍的复仇者心中，都充满了这种痛苦和怨恨，它所针对的是那些他们视为压迫者的人。”穷人会把富人视为压迫者，他们会对富人说：“通过建立自由——意思是民主——制度，我们现在是主人了，既然人人都是兄弟姐妹，有权平等地分享共同财产，所以我们要剥夺你，不然你就得死。”（P128）回首20世纪的人类历史，不能不佩服斯蒂芬洞见。遗憾的是，正如黑格尔所告诉我们的，人类从历史中唯一得到的教训就是从来不接受教训。
（二）平等与区别对待
法律下的平等反对结果平等，它更多是一种过程的法律适用平等。但是，鉴于人类在起点上存在天赋、财富、个性、教育、性别、种族等各方面的不同，因此法律下的平等并不反对区别对待。但是如何确定同等情况与不同情况，进行合理的区别对待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当代的读者可能很难接受斯蒂芬认为男女不平等的结论。在斯蒂芬看来，“男性在每个方面都强于女性。男性的肌肉更发达，力气更大，智力更好，性格上更有活力”（P149）。因此，法律和舆论应该承认这些差异，在兵役法、婚姻法等法律制度上考虑这种差异，进行区别对待。
斯蒂芬坚持认为，这种区别对待对女性有利。我们也许很难接受这种结论，但是，斯蒂芬提醒我们，如果把婚约双方视为平等，那么婚姻就可以像其他合伙关系一样随意解除。如果这种观点成为法律，会使妇女变成丈夫的奴隶。与男人对女人失去吸引力相比，女人对男性失去吸引力要早得多。女性与男性相比，她与子女的关系更加密切。因此，如果丈夫可以随意终止婚姻，那么一个容颜不再、已为人母的女人，十有八九会完全受到丈夫的摆布。（P151）所以，斯蒂芬赞同不可解除的一夫一妻制度，法律应当以最严厉的方式管制人类最强烈的激情、最冲动的欲望，这种控制的结果对女性普遍有利。这种见解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值得我们深思。
斯蒂芬曾是梅因的学生，深受梅因思想的影响，他非常熟悉梅因有关身份到契约的发展趋势。梅因说：“迄今为止的社会发展，就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化。”但是斯蒂芬却清醒看到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并不一定有利于平等的转变。服从和保护是相对的，取消一方，另一方也会随之消失，契约法之下的暴力要比身份法之下的情况严酷百倍。（P166）
（三）法律的超验权威与世俗权威
法律下的平等要求法本身是正义的，因此斯蒂芬反对奥斯丁的实证法学派，认为世俗政府不是法律的最高权威，在人定的实在法背后还有更高级的法，或是神意，或是自然法。“有些权利不是法律所创设的，它们存在于法律之外，而且先于法律；侵害这些权利的法律是不正义的；虽然没有侵害它们，但带来的害处大于好处的法律是不恰当的。”（P137）
按照斯蒂芬的见解，法律和道德密不可分。法律只是道德的载体，权力意志不能任意产生道德法则，道德在法律之上，法律及立法者的意志在道德之下。法律的超验权威不是人的理性所创造的，而是写在历史、文化、传统和习俗中，写在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之中。
如果法律没有超验的权威，那么法治就是一句空话，自由也无法得到保障。但是，理性主义者更愿意从世俗中寻找法律的权威，而这往往导致对自由的背叛。比如将自由视为绝对价值的卢梭，“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93]“在他的眼里，自由就好像是一种宗教式的概念。在他眼里，自由与人类个体是等同的。说一个人成其为人，与说他是自由的，几乎是一回事儿。”[94]那么，如何冲破一切枷锁，获得自由呢？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给出了举世闻名的答案，即“每个人既然是向全体奉献出自己，他就并没有向任何人奉献出自己。”“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的集体。”“共同体不可能想要损害它的全体成员；而且我们以后还可以看到，共同体也不可能损害任何个别的人。”[95]卢梭认为，自由与被统治没有矛盾，而且人们只有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才能过上一种完美的自由生活，正是在这种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卢梭建立了他的人民主权理论。在卢梭看来，主权者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他无法想象基于公意产生的主权政府也可能践踏先前的契约，走向独裁。不幸的是，这却成了事实。所以伯林把卢梭看成自由最大的敌人，“卢梭自称是有史以来最激越和最强烈地热爱人类自由的人……尽管如此，在整个现代思想史上，卢梭是自由最险恶和最可怕的一个敌人。”[96]。
三、博爱不容于自由
博爱源于孔德创立的人道教。人道教崇拜的特有对象是“伟大存在”（Great Being），孔德用该词来指人类。在他看来，不是上帝而是人类维持并指导人类的生存，因此崇拜人类是正确的。“伟大存在是由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人类组成的整体，在完善世界秩序上他们欣然地相互合作。”“人类集各种本性于一身，包括将自愿合作的唯一源泉，即爱，作为它的原则。”在个人主义平台上，我们不会找到最深刻的完满和快乐，因此，“在真正意义上可以说，爱人类构成了人类之全部职责”[97]。
穆勒与孔德的思想和目标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在其自传中，穆勒承认他对孔德思想在英国的传播所做出的贡献比任何人都大。虽然穆勒后来与孔德分道扬镳，但是穆勒自始至终对孔德的进步主义和人道主义深信不疑。他说“直至人类思想模式中的基本结构发生伟大变革，人类命运中的伟大改进才可能出现”，“除了人道教没有其他宗教”[98]。
在《功利主义》一书中，穆勒对其博爱观予以详细的申明：
（孔德的）著作极其充分说明了：“即便没有宗教信仰的帮忙，我们也能够使‘为人类服务’具有一种宗教所具有的心理力量和社会功效；我们甚至能够使人类生活完全被‘为人类服务’所控制，使一切思想、感情和行为都涂上‘为人类服务’的色彩”，“我们目前的时代是人类发展的相对早期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一个人确实不能感受到对其他一切人的完完全全的同情……但一个社会感情已经成熟的人，就不可能把他的同胞都视为与他争夺幸福手段的对手……[99]只有那些道德上一片空白的头脑，才能为他们的人生旅程安排这样的计划：除非受到它们私利的驱使，根本不去关心别人。”（P184）
对穆勒的博爱观，斯蒂芬认为这完全与自由不相容，所以他给予了最为猛烈的批驳，他认为穆勒的观点在人性观、历史观、实践上都是错误的。
（一）对人性乐观的批驳
穆勒对人性持过分的乐观的看法，认为每个人行事都会将普遍幸福作为伦理标准，充分尊重他人，对人类同胞具有博爱之心。因此，如果人类摆脱了一切限制，尽可能给他们一个平等的起点，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如同兄弟般彼此相待，为他们的共同利益以及和谐的工作。
斯蒂芬对人性看法与穆勒不同，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冲突是必然的，坏人与好人有冲突，好人与好人也有冲突。“有不少人是坏人，但绝大多数人既不好也不坏，还有许多好人，这个无所用心的广大群体随着环境左右摇摆，而这种环境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就是当时占优势地位的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还相信，在所有类型的人之间，都存在必将永远存在敌意和冲突的真正诱因，甚至好人也有可能相互为敌……”（P184）
（二）对进步主义的怀疑
和启蒙时代大部分的理性主义者一样，穆勒也痴迷于进步主义。在穆勒看来，伴随着文明的进步，每个人都能培养人道的博爱情感。但是，斯蒂芬对进步主义的狂热却非常的冷静。他认为进步是一个混合体，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甚至在很多方面是由强变弱，与过去相比，人们能变得更敏感，但创业精神和宏大抱负也减少了……他们比过去变得更加害怕受苦，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别人受苦。（P155）
斯蒂芬清醒地预见到进步主义的激进色彩，进步主义会以博爱为名积极地改造社会，改造人性，让“非理性的人”（缺乏博爱之心）变为“理性的人”（拥有博爱之心）。如果你无法变得“理性”，那么就要因“爱”你的缘故，强行让你成为一个理性的人。孔德告诉人们：“只有一种正确的生活道路；智者自发地趋向于它，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被称作智者的原因。愚者必须借助智者掌握的所有社会手段才能被引导向它；为什么明显的错误还要存在并被培养呢？”[100]当人遵循智者的教导，人也就变得“自由”。用费希特的话来说：“圣贤比你更知道你自己，因为你是你激情的牺牲品，是过着他律生活的、半盲的、无法理解自己真实目标的奴隶。你希望成为一个人。国家的目的正是满足你的这个愿望。”“为了在未来（让你）能增长见识，教育使强迫变得合理。”[101]我们的自由随着不断的牺牲而膨胀，这种自由和它每天的营养物质就是鲜血（切·格瓦拉语）。后世所有的腥风血雨似乎都打上了进步主义的烙印，我们不能不惊诧于斯蒂芬在狂热的时代潮流中清醒的定见和对未来准确的预见。
（三）实践中的危险后果
博爱的倡导者爱的是抽象的人类，但却不爱具体的人。年少时我读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我深深地折服。我在想这是一个多么敏感的人啊，看到人类受苦，居然会流出伤心的泪水。随着年岁的渐长，读的书慢慢地多了，才发现我所敬仰的卢梭只爱抽象的人类，根本不爱具体的人。卢梭和女佣通奸，后者为他生了五个孩子，卢梭都把他们都送往了孤儿院。他在《忏悔录》中为自己辩护，说他忙着爱人类，以至没有时间来关心自己的孩子。[102]《悲惨世界》中抛弃芳汀母子的多罗米埃也曾经引用卢梭的高论，为自己始乱终弃的行为辩解。所以，这是为什么斯蒂芬说：“我在读卢梭的《忏悔录》时发现，几乎很少有文学作品能像他对人类表达的爱那样让人恶心。”（P178）
博爱的信奉者很容易因着对理想人类的爱，而仇恨现世的具体之人。斯蒂芬说：“对天下人的爱，通常意味着热衷于我本人有关人类应当是什么样子、他们应当如何生活的观点。它经常意味着对现状的不满。一个对自己见过面的兄弟都不爱的人，特别易于觉得他会去爱他从未见过也永远不会见到的远房表兄。”（P197）想象中的人类越可爱，越是觉得身边之人乏味恶心。因为抽象的人类如此可爱，而具体的人如此麻烦。对抽象的人类的爱是无需付出代价的，凭空想象，收放自如。但对具体的人的爱则总是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而真正的爱一定是要付出代价的，牺牲越大，爱心也就越大。无需付出代价的爱不是为了欺骗自己，就是为了欺骗他人。
斯蒂芬指责穆勒总是带着轻蔑的口吻，谈论着同代人的普遍卑琐，但又期待着一个普世之爱，使人类获得新生的时代。他警觉地意识到，那些号称博爱的人，通常会为了他本人所理解的后代的幸福，毫不犹豫地牺牲现在活着的人所理解的幸福。（P198）
博爱所依托的人道教是对基督教的拙劣模仿，在斯蒂芬看来，普世之爱的唯一合理性在于其深厚的信仰背景，但是人道教却把这种信仰之根拦腰砍断，因此这种浅薄的人道信仰一定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爱是与仇恨相对应的，离开了仇恨，爱也就无法理解，但基督教信仰有天堂，也有地狱，有上帝对人类的愤怒，也有上帝对人类的慈爱。人若不理解上帝对人类罪恶的仇恨，也就无法理解上帝之子作为赎罪羔羊代替人类而死的爱之教义。斯蒂芬认为，功利主义必须有信仰的基石，有对永恒的盼望，否则功利主义一定走向排斥超验的庸俗功利主义，结出恶之花。
孔德所开创的人道教很容易走向双重道德，类似于柏拉图的“高贵的谎言”。孔德曾是圣西门爵士秘书，但后来因为自视甚高，不愿屈居第二而与圣西门决裂，但是孔德的思想打下了圣西门主义的强烈烙印。圣西门真诚地赞同双重道德，他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清晰明白地表达了下列立场：让那些了解科技需要和当前科技种种可能性的精英人物来管理社会，而不是民主来管理社会，这是很重要的；由于人类当中大部分人蠢不堪言，由于他们主要受情感的支配，因此启蒙精英的任务是，对自己奉行一套道德，而用另一套道德去反哺他们治下的臣属。在圣西门看来，双重道德没有什么不道德，反而是唯一的一条进步途径，唯一的将人类导向天堂大门的途径。[103]孔德的人道教显然深受圣西门双重道德理论的影响。
总之，斯蒂芬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如此清澈地洞察了根植于人道教的博爱是一种完全不容于自由的价值，可能酿成巨大的恶果：那些对人类怀着无私的爱，却对具体的人缺乏基本的责任感，他们会用自己对全人类的大爱，变成对具体人采取一切暴力行为的理由。（P199）
四、容易导致的误读
与穆勒的书相比，斯蒂芬的书并不好读。他逻辑性不算严谨，体系也难说严密。如果缺乏对其思想脉络的把握，很容易出现误读。关于本书，至少有两点容易误读之处：
（一）崇拜权力的威权主义？
斯蒂芬深受霍布斯的影响，他认为权力非常的重要。关于自由与权力，斯蒂芬明确地告诉我们，权力先于自由——自由从本质上说依赖于权力；只有在一个组织良好，既明智又强大的政府保护下，自由才有可能存在。（P118）
因此，人们很容易把斯蒂芬看成崇拜权力的威权主义者。威权主义强调对权力的服从，反对对权力加以限制。但斯蒂芬认为，权力不是无限的，它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正如自由是秩序下的自由，而权力也只有在法治下才具有正当性。基于对法治的推崇，斯蒂芬告别了霍布斯的强权政治立场。
斯蒂芬认为法律本身有其超验的根源，因此立法者的意志并非最高意志，在其上还有道德和宗教的源头。因此，一个国家不仅仅有政治权威，还应有其他社会权威，它们之间有相互的制约作用。政府并非最高道德权威的化身，斯蒂芬告诫我们，任何政治制度都注定存在缺陷：“人们的愚蠢、软弱和无知，在所有人类制度中都留有深深的烙印，就像其他任何时代和地点一样，它们现在仍然清晰可辨。”（P176）作为法律源头的道德和宗教是对政治权威的一种必要限制。
（二）因循守旧的保守主义？
如果硬要给斯蒂芬贴上一个标签的话，那么他大致可以归入保守主义。当然保守主义并没有条理清晰的体系，也缺乏统一的目标和明确稳定的政治立场。但是，保守主义具有强大的工具性价值，对于维护社会中某些既有的结构性成分，避免某些政治方案的恶果，它能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总序P4）
谈及保守主义，人们本能的反应是因循守旧，落后反动。然而正如斯蒂芬告诉我们的，传统并非一无是处，进步也不是永远正确，人类经验累积的知识比那种凭空想象的理论，可能更可确保人们在制度设计上少跌跟头。“在人生的几乎所有重大事务上，确切地说，有关未来的所有事务上，我们不得不在黑暗中摸索。”（P234）但是，相比于经常开出空头支票的理想主义，保守主义基于对超验道德的笃信，对理性万能的警惕，对人性幽暗的洞察，他们立足现实的观点，虽然可能难以博人眼球，但却可能更加务实。
五、对刑法学研究方法的反思
斯蒂芬是一位出色的刑法学者，因此这本书带给我更多的思考是有关刑法学研究方法的反思。
（一）犯罪论中道德主义
刑法保护的是道德规范，还是法益，这是刑法学的基本问题。当前，绝大多数中国刑法学者认为刑法保护的是法益，这深受穆勒观点的影响。穆勒在《论自由》一书中所提出的“损害原则”（没有侵害就没有刑罚）一直是刑法规范正当化的基础。“法益理论”虽然是一种来源于德国的知识话语，但它基本是穆勒“损害原则”的德国制造，其哲学基础也是穆勒式的功利主义，这种立场反对将刑法作为维护道德规范的工具。[104]然而，斯蒂芬对穆勒自由观的有力驳斥，让我们不得不反思道德主义在刑法中的作用。
事实上，在斯蒂芬之后，法律道德主义与损害原则的争论从未停止。20世纪60年代，哈特和德夫林勋爵就违背性道德的行为能否被犯罪化的激辩不过是19世纪论战的延续。20世纪80年代美国法学家范伯格在其四卷本的巨著《刑法的道德界限》中细致地研究了穆勒的观点，发展了穆勒的损害原则。他讨论了能够为犯罪化提供合理辩护的四种原则：损害原则、冒犯原则、法律家长主义和法律道德主义。作为穆勒的门徒，范伯格认为只有损害原则和冒犯原则才能为刑事立法提供正当性辩护，而法律家长主义和道德主义则不具有正当性。但是范伯格认为“冒犯”也是一种损害本身就是对“损害原则”的突破。范伯格的观点再次引发道德主义与损害原则的争论。持道德主义的学者批评范伯格逻辑立场不一，认为冒犯原则会不可避免地滑向法律道德主义。当前，美国仍有一些重要的学者都为法律道德主义辩护。法律道德主义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斯蒂芬与穆勒的论战仍在继续。中国学界对这种声势浩大的争论不能充耳不闻。
如果把道德主义区分为作为入罪根据的积极的道德主义和作为出罪根据消极的道德主义，相当比例的学者都认可消极的道德主义。如果一种行为是道德所鼓励或者容忍的行为，那么即便它符合法律的规定，侵犯了法益，也不应该以犯罪论处。道德所鼓励的行为是一种违法阻却事由，道德所容忍的行为一般可视为责任阻却事由。
但是，对于积极道德主义，也即能否把道德作为入罪的基础，则存在相当大的争议。斯蒂芬的贡献在于，它关于强制的三原则可以为积极道德主义在刑法中的作用提供一个可供操作的限定性标准。如果不承认积极道德主义，现行刑法中许多罪名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法益理论也会空洞无益。事实上，法益的内涵、权衡、放弃都取决于道德规范的要求。[105]更为可怕的是，如果缺乏道德规范的指引，法益学说必然沦为纯粹的法律实证主义，无法对立法和司法进行必要的约束和限制。那些打着自由名义的法益学者可能不自觉地会将自由献在威权主义的祭坛之上。不要忘记，法益学说的开创者宾丁就是国家权威主义的代表，为国家所制定的法律提供全面的辩护，他认为毁灭生存没有价值的人的生命是合“法”的。[106]总之，斯蒂芬关于法律与道德的声音，值得中国学界倾听。
（二）刑罚论中的人道主义
有许多刑法学者深受孔德思想的影响，倡导人道主义的刑罚理论，但却没有注意到它的危险之所在。这些学者认为报应主义是一种复仇，是野蛮和不道德的。根据人道主义的刑罚理论，罪犯只是一种病态，需要接受治疗。惩罚于是就变成了治疗。然而，对于犯罪人所施加的措施，即便称之为“治疗”，也和以往称之为刑罚的措施具有同样的强制性。在人道主义刑罚理论看来，应受惩罚性这个概念应当从刑罚中剥离。我们只需要考虑如何可以矫正罪犯或者制止他人犯罪。当我们根据应受惩罚性来考量刑罚的正当性，那么刑罚就是一个道德问题，法学也是一种关于权利与义务的科学，法律在原则上不能超越社会良知的约束，每个人都有权利就此发表看法。
但是，当我们以“预防”和“矫正”来替换应受惩罚性这个概念。那么，也只有技术专家可以对此作出判断。于是，人道主义刑罚理论将审判从法官转移至技术专家之手。公众朴素的良知有权对法官进行批评，但对这些专家却无能为力。专家根本不使用诸如权利或正义这些范畴。他们认为，既然古老的惩罚观念已被抛弃，那么所有报复性动机也应剔除。既然犯罪和疾病被等量齐观，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专家冠之以“疾病”的心理情况可以犯罪对待，并对其实施强制性的治疗措施。因此，如果一种让政府不满的行为，即便与道德罪性无关，本不应被剥夺自由，政府也可对其“治疗”，而人却无法辩解，因为我们的专家根本就不使用应受惩罚性和刑罚这种概念，而是以疾病和矫正取而代之。比如，有一些心理学专家已经将宗教视为精神疾病。当这种特别的精神疾病让政府觉得不爽，如何阻止政府去实施“矫正”呢？虽然这种矫正明显是强制性的，但却披着人道主义的外衣，并不使用让人胆战心惊的“逮捕”之名，而使用的是“治疗”这种“优雅”的手段。事实上，在德国和意大利，这两个“预防刑”和“矫正刑”的诞生之地，法西斯专政曾经极大地利用了这种所谓的“科学”大行残暴。[107]
“预防刑”的后果更为可怕。当惩罚一个人是为了将其作为对其他人进行威慑的范例，你只是把他作为实现他人目的的工具。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邪恶的事情。如果刑罚的正当化基础不再是应受惩罚性，而是预防的有效性，那么惩罚罪犯也就没有必要要求他一定要实施犯罪。
仁慈是与公正相对应的，离开了公正，仁慈也不复存在。正如C.S.路易斯所言：仁慈只有当其生长于正义岩石的缝隙中，才能开花。若将其移至人道主义的泥沼，它将变成食人草，而其可怕之处更甚，因为它依然顶着可爱绿植之名。[108]
斯蒂芬对人道教和博爱理论的批评，也许可以让我们走出狂热的理想主义，意识到人道主义有可能导致的人道灾难。
六、结语
《自由·平等·博爱》一书告诉我们，那些深入人心的大词，含义往往非常模糊，它在鼓动人们情绪的同时也很有可能走向倡导者始料未及的反面。当然，“社会和政治术语必然是模糊的。试图使政治的词汇变得太精确便有可能使之变得无用。但是让词的用法宽泛到超出必要的程度，对真理也是无益的”[109]。
我们今天的法学研究也有许多彼此对立的超级词汇，我们因着这些词汇，彼此攻击，营造出一种人为的理论繁荣。但是，我们很少深究这些词汇的缘起，也很少意识到这些彼此对立的词汇本身的模糊性使得它们之间具有一种相容性。
以赛亚·伯林曾将思想家分为刺猬代表的一元论，与狐狸代表的多元论。显然，一元论以及对单一标准的信仰，无论对于理智还是对于情绪，常常被证明是个深刻的满足之源。[110]但是，一元论的思维却在人类历史上带来了无数的浩劫。
相传，大哲学家奥古斯丁在地中海沿岸踱步沉思时，见到一个小男孩不断地用他的小手将海水掬起，捧到他在沙滩上挖好的小坑。奥古斯丁深感困惑，问小男孩所做何为。小男孩说他要将整个大海装到小坑！奥古斯丁大笑。小男孩却对他说，听说有一个叫做奥古斯丁的哲学家，想要把人类一切的奥秘都用自己伟大的头脑书写出来。奥古斯丁听后非常羞愧。
在法学中，我们一直试图建立一种体系化的理论，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任何人造的体系都是有缺陷的，理论的不完美是必然的，总有一些知识在体系之外。今天，刑法学界的许多争论都令人忧虑。法益理论的咄咄逼人，教义法学的高歌猛进，这些超级词汇的舍我其谁让我本能地退却。
有人曾经问我持何种学术立场，我很难回答，因为我的立场根本就是没有立场。
苏格拉底说：我唯一知道的就是自己一无所知。承认自己的无知乃是开启智慧的大门，自认为万事皆知的人只是最大的愚昧，知识分子的傲慢不过是不学无术的另一种表达。
最后，愿我们能以谦卑受教的心聆听斯蒂芬在本书结尾时的谆谆教导：
我们伫立于大雪弥漫、浓雾障眼的山口，我们只能偶尔瞥见未必正确的路径。我们待在那儿不动，就会被冻死；若是误入歧途，就会摔得粉身碎骨。我们无法确知是否有一条正确的道路。我们该怎么做呢？“你们当刚强壮胆”，往最好处努力，不要说谎，我们要睁大双眼，昂起头颅，走好脚下的路，不管它通向何方。如果死神终结了一切，我们也拿它没办法。如果事情不是这样，那就以大丈夫气概坦然走进下一幕，无论它是什么样子，不要做巧舌之辩，也不要掩饰自己的真面目。（P236）
（本文原载《政法论坛》，2018年9月，第36卷第5期）
[81]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François Marie Isidore de Robespierre, 1758.5.6－1794.7.28），法国大革命时期政治家，雅各宾专政时期的实际最高领导人。
[82][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53页。
[83][英]约翰·穆勒：《论自由》，孟凡礼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页。
[84][英]詹姆斯·斯蒂芬：《自由·平等·博爱》，冯克利、杨日鹏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7页。下以角标（P/总序+页码）代指其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引用位置。
[85][英]约翰·穆勒：《论自由》，孟凡礼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页。
[86][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48页。
[87][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70页。
[88][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11页。
[89][英]约翰·穆勒：《论自由》，孟凡礼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2页。
[90][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77页。
[91]刘军宁：《保守主义》，东方出版社，2014年，第147页。
[92]刘军宁：《保守主义》，东方出版社，2014年，第148页。
[93][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页。
[94][英]以赛亚·伯林：《自由及其背叛》，赵国新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9页。
[95][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9—20、23—24页。
[96][英]以赛亚·伯林：《自由及其背叛》，赵国新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46页。
[97][美]史蒂夫·威尔肯斯、阿兰·帕杰特：《基督教与西方思想（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82、184页。
[98][美]史蒂夫·威尔肯斯、阿兰·帕杰特：《基督教与西方思想（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86页。
[99][英]约翰·穆勒：《功利主义》，徐大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33页。
[100][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00页。
[101][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98页。
[102][英]保罗·约翰逊：《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杨正润等译，1999年版，第16页。
[103][英]以赛亚·伯林：《自由及其背叛》，赵国新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02页。
[104]参考[日]曾根威彦：《刑法学基础》，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105]罗翔：《结果无价值论之检讨》，《法学杂志》2014年第２期。
[106][日]木村龟二主编：《刑法学词典》（上），顾肖荣、郑树周等译，1991年，第192页。
[107]C.S. Lewis, The Humanitarian Theory of Punishment, 6 Res Judicatae, pp. 224—225 (1953).
[108]C.S. Lewis, The Humanitarian Theory of Punishment, 6 Res Judicatae, pp. 224—225 (1953).
[109][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07页。
[110][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19页。
审判苏格拉底，读柏拉图《申辩篇》
大家都知道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苏格拉底的申辩》38A）[111]
这句话正是出自柏拉图的《申辩篇》。公元前399年，70岁的苏格拉底被指控蛊惑青年，不信国教，崇奉新神。在雅典城邦的广场上，苏格拉底对501名陪审员做出义正词严的申辩，最终接受了死亡的判决，完成了自己作为雅典牛虻的使命，也留给我们一个永远思考不尽的哲学命题。
阅读《申辩篇》，能够了解苏格拉底至死捍卫的哲学生活，能更好地理解“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这句话，也能够让我们触摸到有意义的生活。
《申辩篇》的内在逻辑十分清晰，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苏格拉底对非正式与正式指控的两波辩护。
第二部分是在宣布有罪之后，苏格拉底提议的惩罚。
第三部分是在宣判死刑之后，苏格拉底最后的陈述。
一、非正式指控
在迈雷托士发起这次指控之前，苏格拉底早已遭受到很多人的控诉。这些控诉源自部分人的偏见，而当一个人接受了偏见，就会选择性地继续强化偏见，并把这种偏见传递给身边的人。这些人形成了第一批控告者，这种偏见也是迈雷托士控诉的依据和支撑。因此，苏格拉底选择从源头开始，清除人们的偏见。
第一条控告：苏格拉底是无事忙的为非作恶的人，凡地下天上的一切无不钻研，能强词夺理，还把这些伎俩传授他人。（19B-C）
这条指控认为苏格拉底是自然主义者，不断地探究天上地下的事情，用胡说八道的论证，驳倒大家公认的真理，并教给别人。当时的雅典人认为打雷等等自然现象是宙斯发怒的结果或受诸神的影响产生的，但自然主义者对传统观点发起挑战，用规律法则来解释自然事件，因此被认为是不虔诚的无神论者。[112]
第二条控告：听说（苏格拉底）教人，并且藉此得钱。（19E）
这种指控认为苏格拉底善于狡辩，是游走各地，用智慧收费的智者学派。
在当时的雅典，有人要想当个政治家，一定要有良好的口才，所以这些人就向智者学派去学习雄辩术。智者学派能言善辩，可以就任何事展开辩论，但是他们不相信辩论的题目有任何意义，通俗来讲，他们的辩论只是一种技巧，并不借此寻求真理。我们通常说“真理越辩越明”，但是智者学派认为根本就不存在真理，所有的辩论都只是技巧的切磋，辩论任何题目都是为了取得胜利。
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普罗泰格拉就是一个典型的智者学派，他有一个著名的“半费之术”的官司：普罗泰格拉教学生如何打赢官司，但他允许学生先交一半学费，等学成后打赢第一场官司再交另一半。但有个学生迟迟不去打官司甚至不想去打官司。普罗泰格拉于是将他告上法庭，并说：不管你赢没有赢，你都需要偿还学费，因为如果法官判你输，那你应该遵守判决，补齐学费；如果法官判你赢，那根据我们的约定，你打赢了第一场官司，所以也需要补齐学费。
而学生却回答道：不管我赢没有赢，我都不需要偿还学费，因为如果法官判我输，那按照我们的约定，我没有赢得第一场官司，便不用补齐学费；如果法官判我赢，那遵从判决，我就不需要补齐学费。
不难看出，智者学派近似当前的相对主义者，不承认矛盾律的存在，不承认真理的存在，宣称关于任何事都有两面自相矛盾的论证。所以只要符合自己的需求，他们能够把黑的辩成白的，可以说一条狗既是狗也不是狗。
针对说自己是自然主义者和智者学派的指控，苏格拉底辩护称这完全是污蔑，自己对自然主义者关心的各种事情根本不感兴趣，同时认为世界上是有真理的，更为重要的是自己传授知识从来不收钱，贫穷就是最好的证明。
那么，对苏格拉底的名声和污蔑都是从何而来呢？
雅典人啊，我无非由于某种智慧而得此不虞之誉。何种智慧？也许只不过人的智慧。（20D）
苏格拉底口中“人的智慧”，就是“无知之知”。他还提到了著名的德尔斐神谕的故事：苏格拉底的伙伴凯瑞丰去德尔斐神庙，提出了问题：是否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智慧？
然而，女祭司拿起签说“没有人更智慧”。这个回答让苏格拉底震惊和困惑，他很清楚自己没有智慧，但是神却说自己是最有智慧的人。
神不可能说谎，苏格拉底就只能去拜访那些以智慧著称的人，但是苏格拉底渐渐发现所谓有智慧的人，不论政客、诗人、匠人，其实都是不懂装懂，还喜欢“跨界发言”，以为自己懂得一切万物。
最终，苏格拉底知道了神所说的智慧，不是样样都懂的肯定性智慧，而是一种否定性的智慧。正是因为承认自己的无知，才最有智慧。
大家可以试想，苏格拉底的这番公开辩护极大地冒犯和惹怒了当时有名望的人，相当于说那些自诩有智慧的人不但没有智慧，反而是愚蠢无知的。
由于这样的考察，雅典人啊，许多深仇劲敌指向我，对我散布了许多污蔑宣传，于是我冒了智者的不虞之誉。（23A）
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年轻人愿意追随苏格拉底，雅典的年轻人非常喜欢听他省察人们，也模仿苏格拉底试着省察别人。而那些被省察的人们又对苏格拉底生气，说他是最有害的人，把年轻人都败坏了。这就是对苏格拉底的非正式指控及其回应，苏格拉底自称不是智者学派，也不是自然主义者，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发现真理，只不过他的真理是一种否定性的真理，承认自己是无知的，因为真理属于诸神。
二、正式指控
苏格拉底面临三项正式指控：“苏格拉底犯罪，他蛊惑青年，不信国教，崇奉新神。”（24C）
第一条控告：蛊惑青年。
苏格拉底申辩道：教导青年向好当然是最重要的事，迈雷托士说我让青年变坏，那么谁让他们变好？迈雷托士：审判官。苏格拉底进一步问：还有别人吗？元老院的元老呢？议会议员、听审的人呢？迈雷托士最后同意说，所有雅典人都能让青年们变好，只有苏格拉底让青年变坏。
苏格拉底的辩护逻辑是：如果所有人都想让青年学好，那就不需要教育了，就否定了教育是一种独特的技巧。
他还借用“驯马”的比喻结束了辩论：马术师是少数懂马的人，这种少数人才可能做出对马有益的事。如果大家做的事都对马有益，只有一个人做的事对马有害，那就不需要马术师了。
他反问迈雷托士：和好人在一起好，还是同坏人在一起好呢？坏人是否总会随时为害于与之接近的人，好人是否总会随时使同群者受益？迈雷托士：当然。苏格拉底：会不会有人愿意伤害自己，生活在邪恶的公民之中？迈雷托士：当然没有。
苏格拉底马上就抓到了迈雷托士的逻辑漏洞：如果我故意蛊惑青年，一旦这些青年变坏了，那就会让我生活在邪恶的公民之中，遭受他们的伤害。于是，这一条罪名并不成立。
第二条控告：不信国教（城邦诸神）。
这一条主要是迈雷托士控告苏格拉底是彻彻底底的无神论者。
苏格拉底辩白的逻辑很简单：迈雷托士控告自己不信神，但同时控告我信仰新的神，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你想迷惑稍有脑筋的人，相信同一个人会信有鬼神踪迹而不信有神、有鬼、有英灵，世上无此骗人的机关。（27E）
这一套逻辑下来，苏格拉底提醒法官们：当一个人自相矛盾的时候，其实这种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该相信些什么，而且他们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自己的信念，也就显明他们的正式指控逻辑错落，自相矛盾。
三、苏格拉底真正的辩护
在辩护了他人对自己的控告之后，苏格拉底真正从自身使命出发，严肃地回应了那些污蔑与嫉妒。
苏格拉底一生从事爱知之学，为了这个使命不惜牺牲生命。苏格拉底告诉陪审团，自己是阿波罗神给雅典的恩赐，“神派我一个职务，要我一生从事爱智之学，检察自己，检察他人”（29A），如果雅典人决定对他判处死刑，就会辜负神的恩赐，对雅典人的伤害比对自己的伤害更严重。在某种意义上，苏格拉底不是在为自己申辩，而是在为雅典公民申辩。
每次阅读这一段文字，我都发自内心地感动。
雅典人啊，我敬爱你们，可是我要服从神过于服从你们，我一息尚存而力所能及，总不会放弃爱智之学，总是劝告你们，向所接触到的你们之中的人，以习惯的口吻说：“人中最高贵者，雅典人，最雄伟、最强大、最以智慧著称之城邦的公民，你们专注于尽量积聚钱财、猎取荣誉、而不在意、不想到智慧、真理，和性灵的最高修养，你们不觉惭愧吗？”如果你们有人反唇相稽，还说注意这些，我不轻易放过他，自己也不离开他，必对他接二连三盘问，如果发现他自称有德而实无，就指责他把最有价值的当作轻微的、把微末的视为重要的。我遇人就要这么做，无论对老幼、同胞或异邦人，尤其是对同胞，因为他们和我关系较为切近。你们要明白，这是神命我做的事，我认为，我为神办此差是本邦向所未有的好事。（29D-30B）
苏格拉底继续提到了著名的“马虻”的比喻：雅典城就像一只肥得不能再肥的良种马，但是因为它太肥胖了，于是日渐懒惰，需要有马虻的刺激。所以阿波罗神特意派他来到这里，执行马虻的职责，不停地“戳”，不停地唤醒“睡眠中的人”，唤醒、劝告、责备，让他告诉雅典人对焦错了，像他这样的人，再难找到第二个。
你们如果杀了我，不易另找如我之于本邦结不解之缘的人，用粗鄙可笑的话说，像马虻粘在马身上，良种马因肥大而懒惰迟钝，需要马虻刺激；我想神把我绊在此邦，也是同此用意，让我到处追随你们，整天不停对你们个个唤醒、劝告、责备。诸位，这样的人不易并遇，你们若听我劝，留下我吧……我这样的人是神送给此邦的礼物，在这方面你们可以见得：我自己身家的一切事务，多少年来经常抛之脑后，总是为你们忙，分别个个专访，如父兄之于子弟，劝你们修身进德，——这不像一般人情之所为。我若是有所图于此，或以劝善得钱，这还有可说；现在你们亲见，告我的人无耻地诬告了其他一切罪状，却不能无耻到伪造证据，说我要索报酬。我想，我有充分证据证明我说实话，那就是我的贫穷。（30E-31C）
“我想，我有充分证据证明我说实话，那就是我的贫穷”每次读这句话，真的是不断地在“戳”我的心。苏格拉底告诉陪审团：我不会放弃我的使命，也绝不会因为死亡就放弃自己的使命。他告诉陪审团：如果要以放弃使命为条件获得释放，我选择拒绝，我还会继续从事选择的事业，去省察别人，像马虻一样“戳戳戳”，我要唤醒你们。
我服从神谕超过服从你们，只要一息尚存，我就绝不放弃自己从事的哲学活动。我会规劝你们，向遇到的每一个人阐明真理，我会告诉你们对焦错了，你们的焦点放在身体、财产、名誉上，你们错了。你们要把焦点放在灵魂的最高福祉上。
虽然智慧是人无法企及的目标，但人们仍然应当努力，追逐智慧依然是有意义的，就像我们画不出那个完美的圆，但是我们仍然应当努力，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阿波罗神命令苏格拉底去医治雅典人的心病，其实雅典人和我们今天的人们是一样的，以功名利禄作为最大追求，但是苏格拉底告诉我们，这完全是对焦错误，我们应该追求智慧这个不可企及的目标，我们要省察我们的人生，而不是追逐金钱、名誉和政治权利。
所以，苏格拉底不认罪，不求情。不仅不认罪反而要请功，不仅不求情反而还在“戳”陪审团。不悔不改，是生是死，但凭天命。
四、苏格拉底最后的陈述
由501名雅典公民组成的陪审团，在听完苏格拉底的申辩后进行投票，最终以281票对220票判决有罪。
尽管被大多数陪审员认为有罪，但是苏格拉底还是有机会提议用“流放”或“罚款”来代替“死刑”。
可是苏格拉底的建议居然是应该得到应有的奖赏而不是惩罚，作为神给雅典的恩赐，他是公众的祝福者，需要闲暇从事哲学思考，还应该在政府大厅用膳（在古典时代，在政府大厅用膳是极少数人能够享有的荣耀，需要6000人以上参加的公民大会才有权核准）。苏格拉底最后重申了自己的使命，勤勉地对待神谕，绝不缄默，绝不保持沉默，因为沉默就是违背神谕。
最后，他说了一句人类历史上掷地有声的话：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法庭自然没有接受苏格拉底的建议，苏格拉底宁愿因自己的措辞而死也不愿意以失节的言行苟活，他接受了死刑，并且从容地探讨了死亡。
诸位，逃死不难，逃罪恶却难得多，因此罪恶追人比死快。我又钝又老，所以被跑慢的追上，控我者既敏且捷，所以被跑快的——罪恶——追上。现在我被你们判处死刑，行将离世，控我者却被事实判明不公不义，欠下罪孽的债；我受我的惩罚，他们受他们的惩罚。
我对你们说，杀我的人啊，帝士为证，我死之后，惩罚将立即及于你们，其惨酷将远过于你们之处我死刑。现在你们行此事，以为借此可免暴露生平的隐慝，可是，我说，效果适得其反。将来强迫你们自供的人更要多，目前被我弹压住，你们还不知道呢。他们年轻，更苛刻，更使你们难堪。你们以为杀人能禁人指摘你们生平的过失，可想错了。这种止谤的方法绝不可能，又不光彩；最光彩、最容易的不在于禁止，却在于自己尽量做好人。（39A-B）
苏格拉底还告诉人们，死亡并不一定是一件最大的坏事，死后无非两种可能：一种是什么都不存在了、没有任何感觉，就和安眠、沉睡一样，没有什么好可怕的；另一种就是灵魂转移到其他地方，那么他就有机会和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那些人对话了，比如荷马、赫西俄德等等。最后，苏格拉底向雅典公民嘱咐说，即便死后，他仍然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关心德性胜过功名利禄，希望民众能够像自己对待雅典公民一样对待自己的儿子，不断警醒他们要省察，要去过值得过的生活。
五、三个问题
读完了《苏格拉底的申辩》，我想问大家三个问题：
（一）大家觉得苏格拉底否定性的智慧和智者学派的相对主义有什么区别呢？
苏格拉底不断地驳斥人们那些自以为拥有智慧的人，相对主义者也是不断地辩驳他人。但是两者有根本性的区别，因为苏格拉底认为世界上有真理，只不过人类对真理的认识太有限了，所以人拥有的智慧是否定性的智慧，承认自己的无知，乃是开启智慧的大门；但是相对主义者却认为，一切的辩论都只是为了利益，没有真理，没有绝对的对，也没有绝对的错，但这恰恰反映了智者学派严重的逻辑漏洞，因为这句话本身就是绝对的。
也有同学提出，苏格拉底说“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一无所知”，也是自相矛盾的。
表面上好像真的很相似，难怪会有人认为苏格拉底是智者学派，但苏格拉底是为了追求真理，智者学派是为了消解真理。苏格拉底的话其实是一种比喻，因为苏格拉底肯定是触摸到了真理，才会感到在真理面前，自己所知的根本不值一提，就像杯中的水面对广袤的大海一样不值一提。这就是为什么当你知道的越多，你越觉得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智者学派是似是而非，而苏格拉底是似非而是。
（二）苏格拉底为什么要一再地激怒陪审团？
请大家注意，苏格拉底是在用生命践行使命，苏格拉底通过这次审判告诉陪审团：你们以为你们的审判是公正的，其实你们是无知的，审判是不公正的。我在任何时候，都能够诚实地对待我的使命，但你们作为雅典票选出来的陪审团，发誓要按诸神的意志来审判，你们却做不到。
如果大家对这次审判的后续感兴趣，还可以继续阅读柏拉图的《裴洞篇》（即《斐多篇》），记载了苏格拉底死前在监狱里和朋友们相伴的日子，记录了他们当时进行的主要是围绕“灵魂”的哲学讨论。
（三）你有没有值得一生追寻的使命？
我们都应该问问自己，有没有找到能够为之生也为之死的信念和使命，这种信念和使命能够让我们超越有限的人生。
苏格拉底的审判发生在公元前399年，当时的柏拉图28岁，七年之后的公元前392年，柏拉图写下了这篇《申辩篇》。我不知道他当时回忆起他的老师，内心是什么感受，但是我想他一定会被他老师崇高的人格和伟大的志向所激励。
据传，柏拉图在写作《论灵魂》的时候，他向学生宣读，只有一个学生坚持听完，这个学生就是亚里士多德。
公元前385年，也就是在苏格拉底审判后的第14年，雅典大会重审苏格拉底案，自然成功平反，并宣告诬告者迈雷托士死刑，并将其他的诬告者全部驱逐出雅典。当时的雕刻家留西波斯为苏格拉底创作了一座雕像，作为平反的一项举措。
[111]本文所引用版本：[古希腊]柏拉图：《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严群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下以角标（斯特方码）代指其在《苏格拉底的申辩》中的引用位置，如（38A）。相关译名和引文段落同时参考：[美]霍普·梅：《苏格拉底》，瞿旭彤译，中华书局，2014年。
[112][美]霍普·梅：《苏格拉底》，瞿旭彤译，中华书局，2014年，第46—47页。
读《会饮篇》，理解爱的严肃与崇高
《会饮篇》记叙了在一次酒宴中，苏格拉底与几位古希腊智者对小爱神“爱若”[113]的赞颂与逻辑探讨。
古希腊的爱神是阿佛洛狄忒[114]，但她并不直接影响人类的爱情，真正对于爱情起作用的，是被称为“小爱神”的“爱若”。
所以《会饮篇》也被称为《论爱情》，阅读这本书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爱”的本质。
一、《会饮篇》的内容概要[115]
每年的酒神祭典，古希腊人都会在露天剧场举行戏剧会演，并由在场的3万观众评定优胜。这一年，阿伽通的第一部悲剧就获了奖，他在第二天举行了庆祝酒会。
参加这次会饮的都有：阿伽通的恋人包萨尼亚、修辞学家裴卓（也有人译为“斐德若”）、喜剧作家阿里斯多潘、医生鄂吕克锡马柯、阿伽通以及苏格拉底。六人按照上述顺序围坐入席。
众人用过餐后，照惯例应当开始饮酒诵诗，但是阿伽通表示他前夜为了庆祝饮酒过量，无力再饮；席上的医生也建议众人节制饮酒。大家讨论一番后，决定以裴卓提议的话题轮番发表演说。这个话题是：礼赞爱神。
裴卓：爱可以激发人的勇气
最先发言的裴卓，他的讲辞通篇都在告诉大家，爱情可以激发人的勇气。主要有两个观点：一是认为爱神是最古老的神祇，由此可见其地位；二是认为爱神能使相爱的人变勇敢，特别是让“爱人”勇敢。
裴卓是一位美少年，在爱情中处于被爱的一方，通常也被认为是比较弱的一方。所以他特别想表达自己作为爱人的“不弱”，也就是勇敢。[116]
包萨尼亚：追求美德的爱情才值得赞扬
包萨尼亚将爱神分为两位：天上的爱神和凡间的爱神。希腊神话中，第二代天帝乌拉诺[117]，被儿子们砍碎投入大海，海中涌出白浪，乌拉诺变身为天上的爱神。凡间的爱神，则是宙斯和他的女儿宙尼生下的。
天上的爱神出身与女性无关，其爱情对象只是少年男子，也不会荒淫放荡。而凡间的爱神由男女生出，其爱情对象可以是少年男子，也可以是女子，并且眷恋的是肉体而不是灵魂。
包萨尼亚认为，我们在赞美之前要先分清对象，只有属天的爱神才值得赞美。爱情本身不分美丑，全由行为的方式决定。钟爱优美品德的人是高尚的；爱肉体过于爱灵魂的人是卑鄙的，因为“一旦（所爱之人）肉体的颜色衰败了，他就远走高飞，毁弃从前的一切信誓”。（《会饮篇》183E）[118]
（包萨尼亚的发言其实也是在为自己辩护，因为四十岁的他跟三十岁的阿伽通依然保持恋人关系，这在当时是与社会习俗相抵触，会遭人非议的。）
鄂吕克锡马柯：爱情使万事万物达成和谐状态
鄂吕克锡马柯作为一名医生，代表了技术主义的观点。他首先肯定了包萨尼亚“两个爱神”的观点，但是又补充说爱情所司掌的领域不仅仅在人世间，而且包括动、植物在内的一切存在物都依照爱情的规律运行。人的身体中有健康与不健康两种爱情的存在，对立的事物（冷热、干湿等）之间互相克制，而医生可以通过医术变相克为相生，以此达到让身体中产生和谐的目标。
不仅如此，音乐的和谐、四季的推移、星辰的变动都是出于爱神的多方面、巨大的、普遍的威力，只有当她以公正和平的精神在人类和神祇之间成就善事的时候，才能使人们友好相处，得到幸福，并与诸神维持敬爱的关系。
阿里斯多潘：爱情令人变得完整
阿里斯多潘提出了一种有趣的“圆球理论”，说爱神最伟大的地方，在于她治好了人类的一种病。
从前的人有三种性别，太阳生下男人，大地生下女人，月亮生下亦男亦女的“阴阳人”。不仅如此，人从前就像太阳、大地、月亮一样，是一个圆滚滚的形体，腰和背都是圆的，圆圆的头上，一前一后两张脸，四条胳膊四条腿，其他器官都翻倍。走起路来，可以随意向前或向后。快跑起来，就像杂技演员翻筋斗，可以滚得非常快。
当时人们非常强壮，企图和诸神交战。诸神不愿意灭绝人类，最后宙斯想出个办法：把人类劈成两半，不仅人的力量削弱了，而且数量还增加了。
被劈开的人总想找回另一半，合拢恢复成完整的样子。因此，人与人之间就产生了相爱的欲望，要治好被劈成两半的伤痛，这也是存在异性恋和同性恋的原因。
阿伽通：爱是从满溢流向匮乏之处
阿伽通认为前面的人赞美爱神，都是在赞美其所给予的幸福，而不是真正地赞美爱神本身。要赞美爱神本身，应该先说明爱神是什么。他认为爱神是一个年轻、娇嫩、柔韧和平、远离暴力、公正审慎、勇敢无畏、充满智慧的最美最善良的神祇。爱神不仅自己美丽善良，而且也产生所有美好善良的事物。
在《会饮篇》最开始的时候，阿伽通要挨着苏格拉底坐，因为智慧就像满满的一杯水，通过一根毛线，就可以从充满智慧的人那里流进空虚的人心里。在阿伽通看来，爱情也是如此，是满溢流向匮乏之处。
苏格拉底：爱就是寻找永恒的美本身
苏格拉底不同意前面几人对于爱神的颂词，他认为这些人的颂词都只是为了颂扬而颂扬，以至于把许多不符合爱神的东西强加于其上。与其说这是在颂扬爱神，倒不如说是一群智者和雄辩家在比赛口才。
批评完几人颂词的不真诚后，苏格拉底要求要用“自己的方式”来称颂爱神。
苏格拉底先通过对阿伽通的一系列询问，得到了一个共识：“爱神首先是对某某东西的爱，其次是对他所欠缺的东西的爱。”（201A）
而阿伽通在他的颂词里说，爱神追求的是美的东西。在《会饮篇》的语境里，美与善（好）是可以互换的，基于这个结论，爱神也不可能是善（好）的。
随后，苏格拉底开始了他对于爱神的赞颂，他说自己关于爱的知识都是从女先知狄欧蒂玛那儿得到的，他开始转述狄欧蒂玛的观点：
首先，爱神是匮乏之神贝妮娅和丰饶之神波若的孩子，他兼具其父母的特点，既缺乏美好，却又不坏；既不贫穷，也不富裕；既缺乏智慧，却也并不无知。因为一切神祇都是美的，所以爱神事实上并不是神祇，而是介于会死的凡人和不死的神祇之间的大精灵，居于二者之间，将人与神祇连成整体。
其次，当人们追求爱时，美的东西并不是他的最终目的，其最终的目的是在美的东西中生育繁衍。一个人想要永远拥有美的、好的东西，必定会要追求永恒，而生育正是人类通往永恒的途径。
最后，凡人通过生殖所能达到的不朽并非真正的永恒，只是在新事物替代旧事物的不断变化中维持不灭。通过生育达到的人类形体、灵魂、知识、美德的不朽只是永恒的影子，并非神祇所拥有的永恒。永恒是永远存在，并且始终如一，从不变化的。
爱神的存在就是为了帮助人们去追逐永恒，在爱人身上发现我们原初的美好。爱其实就是寻找美的过程。所有人都爱的美好，就是美的源泉，那永不变化的美本身。
阿尔基弼亚德
当苏格拉底说完，闯进来一个醉汉阿尔基弼亚德，一副酒神的装扮，头上戴着常春藤和紫罗兰编的花冠，手上缠了很多飘带。他是雅典出了名的贵族美男子，但轻浮好名，最终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出卖雅典。
阿尔基弼亚德把飘带缠到了苏格拉底身上，暗示了苏格拉底关于智慧讨论的胜利。他转而控诉起苏格拉底，声称自己曾经用美色来引诱苏格拉底，想换取智慧，但是苏格拉底却不为所动。说完之后，阿尔基弼亚德又称赞苏格拉底克制、勇敢，追求美德与智慧，是一个真正将高尚的思想用到言行上的人。
《会饮篇》内容基本如上所述。
二、关于《会饮篇》的探讨与思考
受限于时代背景，在古典典籍中，常常流露出对女性不够尊重，但是在《会饮篇》中，最有分量的发言，恰恰来自苏格拉底所引用的女先知狄欧蒂玛的话。
苏格拉底关于爱的论述，被很多人认为是一种自恋式的爱。因为我在爱人身上找到了一种抽象的爱。又因为这种抽象的爱，我要顺着爱的阶梯不断地往上爬，以使自己能够变得更好。
如果我们爱人只是在具体的人身上去寻找一种爱，是不是把对方当成了攀登爱的阶梯的工具？这也是很多人对柏拉图的爱情观的误解，要弄清这个问题，重点要理清三组矛盾：
1.灵魂与肉体，到底哪个更重要？
2.自足与缺乏，两者具有怎样的张力关系？
3.抽象和具象，哪个更值得去爱？
灵魂与肉体
很多人认为，古希腊人重视灵魂，不重视肉体。但是在《会饮篇》中，从喜剧作家阿里斯多潘提出的“圆球理论”中，我们会发现他们并没有排斥肉体结合，而且认为人与人肉体的结合恰恰是为了追寻最初的圆。
苏格拉底一直认为灵魂是高于肉体的，但在《斐德若篇》里，他把人的灵魂比作一驾马车，一匹象征高尚情操的白马，一匹象征肉体欲望的黑马，同时还有一个驾驭灵魂的骑手。这三种力量缺一不可，肉体欲望的满足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欲望的满足，都是为了灵魂更高的追求。
换言之，我们越追求灵魂的高尚，越是对肉体的满足有一种感恩，而不要为了追求灵魂的高尚就贬低肉体的享受。吃一顿美食，喝一杯美酒，看一场好电影，这些都不应该视作错误。
当你举目望天，你并不会失去地上的美好；但你只注目于地下，你永远不知道天有多么的美好。所以喝酒吃肉没错，只不过我们不要沉溺于黑马的享受，我们还有一匹白马和灵魂的骑手，这个三角形恰恰才是一个稳定的三角形。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虽然古希腊人认为灵魂是高于肉体的，但是肉体并不是一个不堪的、沉重的、邪恶的牢笼。
人的肉体满足都是为了更好地去追求灵魂，所以我们的理智需要情感的节制，我们的情感也需要理智的限缩。
自足与缺乏
阿伽通觉得自己是自足的，他的爱会满溢出去，但你会发现他其实是“缺啥补啥”。因为阿伽通是一个接受爱的爱人，本身就是缺的一方。人常常通过语言来掩饰自己的缺乏。我们一定是缺乏爱，才会去追寻爱。
所有神祇都不从事爱智活动，并不盼望自己智慧起来，因为他们是智慧的，已经智慧的就不去从事爱智慧的活动了。无知之徒也不从事爱智慧的活动，并不盼望自己智慧起来。因为无知的毛病正在于尽管自己不美、不好、不明白道理，却以为自己已经够了。不以为自己有什么欠缺的人就不去盼望自己以为欠缺的东西了。
所以，自足状态的神祇不会去追求爱，他的爱自足丰盈到满溢出去，他是因此而爱人的；没有意识到自己缺乏的人也不会追求爱，阿伽通就过于自恃，以为自己的爱是自足的；真正会追求的就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人，就是承认自己无知并且爱智慧的人。
我们是缺乏的，同时不断地朝不缺乏状态去追寻。尤其是对于智慧，我们始终处于智慧的缺乏状态，承认自己的无知乃是开启智慧的大门。
抽象和具象
在苏格拉底的视野中，我们为什么要爱？因为我们在被爱者中看到了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爱他是把他当成了一个工具，让我们能够走向更好的自己。
也就是说，我爱一个人并不是因为他独特，而只是因为他身上有一种吸引我的美好的气质，而这种气质可能放在张三身上，也会让我爱上他。很多人无法接受这样的观点。
但这可能是对苏格拉底的一种误读，他说我们这一生的学习都只是回忆。在爱情中，我们能够在爱人身上，回忆起原初的美好，看到自己能够达到的更好的状态。
我们在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并不是看到了现在的自己，而是看到了过去的自己，并因此看到了将来，希望自己变成更美好的人。
我们在爱人身上放弃了自我，又发现了自我。因为我们回忆起我们原初的美好，回忆起我们的过去，并且盼望我们的将来。所以我的自恋不是对我现在的自恋，而是对我原初丢弃的美好的一种回忆。
但是苏格拉底留下了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当我们放弃自我并发现了自我，我们还能真正地重塑自我吗？我们的重塑自我要不要放弃面前这个具体的人呢？
当我在他身上发现了我原初的美好，我爱上了抽象的美好，开始不断向美好的目标攀登，会不会就把面前具体的人抛弃了？
在我个人看来，我希望变得更好，也希望我的爱人能够变得更好。在具体人中发现抽象的美，从抽象的美中更好地爱具体的人，可能会达成一种美好的状态。
而当我们没有变得更好的时候，往往会羞愧难当。最后闯来的阿尔基弼亚德，在苏格拉底身上看到了可以去追逐的那种美好状态。但遗憾的是，他最终没有追逐上，活成了自己所厌恶的样子。
你看到了一个美好的状态，但是你最终依然离这个美好的状态如此遥远。或许阿尔基弼亚德最后的背叛，是不是也隐喻着希腊哲学中一个无法解决的鸿沟——知道与做到？
很少有哪个词语像“爱”一样被庸俗对待，但却可以承载真正的严肃与崇高。我们爱，因为我们匮乏；我们爱，因为我们希望超越每日的锱铢必较。在爱中，我们放弃自我，发现自我，重塑自我。
我们回忆起人性失落的美好，并希望告别当下的平庸苟且，攀登美善的阶梯。愿我们能为尘世中每次正当的满足而感恩，不悲伤、不放纵、不羞愧，一无所惧，在爱中臻于至善。
[113]即Eros，亦作爱若斯，在罗马神话中演变为“丘比特”。
[114]即Aphrodite，亦作阿莆若狄德，在罗马神话中演变为“维纳斯”。
[115]内容概要经由本书编辑根据本人讲座整理加工，在此表示感谢。
[116]古希腊，在贵族阶层流行成年男性与少年的恋爱关系，也近似师生关系。成年男性作为“爱的一方”，承担传授智慧、教育保护少年的主动角色，被称为“情人”；少年作为“被爱的一方”，通常在12—17岁，向长者学习知识与技能，被称为“爱人”。请注意，两名成年男性之间的爱情在当时会为人所不齿。被爱一方会被认为缺乏阳刚气质，而爱的一方则会被认为无法克制欲望。阿伽通和包萨尼亚就是一对成年的同性情侣。
[117]Uranus，又译乌拉诺斯，天王星的名字即来源于此。
[118]本文所引用版本：[古希腊]柏拉图，《会饮篇》，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下以角标（斯特方码）代指其在《会饮篇》中的引用位置，如（183E）。
找到你的玫瑰花
我非常喜欢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读过很多次，每次看都有很多感触。《小王子》是一本儿童文学，但也很适合成年人看。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年纪，都希望大家有一颗孩童般的心，能够心中向善，保持好奇心、求知欲和对正义的渴慕。
遥远星球B612上的小王子，与美丽而骄傲的玫瑰吵架负气出走，在各星球漫游。在第一颗星球，他遇见了一位傲慢的国王；到了第二颗星球，他看见一个虚荣的人；第三颗星球上住着一个爱喝酒的人，他想用喝酒来忘记自己的羞愧，但他所羞愧的却是爱喝酒这件事本身；第四颗星球上有一个只喜欢赚钱的生意人；第五颗星球的点灯人在不停地工作，每天忙得晕头转向；第六颗星球住着一位学者，他写了许多的书。“大人真是非常奇怪啊！”在星球之间旅行的小王子这样说道。
最后，小王子来到地球，地球上有111位国王，7000个地理学家，90万个做生意的人，750万个爱喝酒的人，3亿1100万虚荣的人，其中肯定也包括我。
地球涵盖了之前六个星球上几乎所有的人。当我读到这里时，我总是觉得作者是不是在提醒我们，权力、知识、金钱、放纵、虚荣，都无法让内心拥有真正的宁静，它会让你越来越孤独，让你自以为是地觉得是个大人？在这七个星球里，小王子唯一愿意交朋友的是点灯人。因为他觉得，点灯人是唯一不荒唐的人，这也许是因为点灯人那么忙碌，却不是为了自己。
小王子爬上了高山，他站在峰顶一眼就能看到地球上所有的人，他向世界说“你好”，但是听到的只有回声。
“你好，”他很有礼貌地说。
“你好……你好……你好……”回音说。
“你是谁？”小王子说。
“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回音说。
“做我的朋友吧，我很孤单，”他说。
“我很孤单……我很孤单……我很孤单……”回音说。（《小王子》P84）[119]
大家是不是也经常有这样的感觉，朋友圈的朋友越来越多，但是好像越来越孤独，当你向身边的人说“你好”，你听到的却只有回声，他们只会重复他们说的话。
但在这时，小王子在一棵大树下，遇到了一只很漂亮的狐狸。
“来跟我玩吧，”小王子提议说，“我很难过……”
“我不能跟你玩，”狐狸说，“我没有经过驯化。”（P88）
小王子疑惑地问狐狸：“‘驯化’是什么意思？”狐狸这样告诉他——
“这是常常被遗忘的事情，”狐狸说，“它的意思就是‘创造关系’。”
“创造关系？”
“是啊，”狐狸说，“对我来说，你无非是个孩子，和其他成千上万个孩子没有什么区别。我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我。对你来说，我无非是只狐狸，和其他成千上万只狐狸没有什么不同。但如果你驯化了我，那我们就会彼此需要。你对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我对你来说也是独一无二的……”（P90）
真正的关系都需要投入时间，需要在芸芸众生中找到一种固定的关系。所有的爱都是对具体人的爱，如果你生命中有5000多朵玫瑰花，当你站在高山之巅向它们表白时，你能听到5000多个回声说“我爱你”，但是你一定会感到孤独。“但如果你驯化了我”，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
“我的生活很单调。我猎杀鸡，人猎杀我。所有的鸡都是相同的，所有的人也是相同的。我已经有点厌倦。但如果你驯化我，我的生活将会充满阳光。我将能够辨别一种与众不同的脚步声。别人的脚步声会让我躲到地下。而你的脚步声就像音乐般美好，会让我走出洞穴。还有，你看。你看到那片麦田吗？我不吃面包。小麦对我来说没有用。麦田不会让我想起什么。这是很悲哀的！但你的头发是金色的。所以你来驯化我是很美好的事情！小麦也是金色的，到时它将会让我想起你。我喜欢风吹过麦穗的声音……”
狐狸久久地凝望着小王子。（P92）
小王子向狐狸询问如何才能“驯化朋友”。
“你要非常有耐心。”狐狸说，“首先，你要在离我有点远的地方坐下，就像这样，坐在草地上。我会偷偷地看你，你不要说话。语言是误解的根源。但你每天都要坐得离我更近一点……”（P94）
狐狸还告诉小王子一个秘密：“看东西只有用心才能看得清楚，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说实话，我们这一生都在追逐看得见的东西，权力、金钱、名望……这些不可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满足。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是要用心去感受的，正是你为你的玫瑰付出的时间，使得你的玫瑰是如此的重要。但你千万不要忘记，你要永远为你驯化的东西负责，你要为你的玫瑰负责。玫瑰花上是有刺的，它会刺痛你，经常让你感到痛苦，但你还是要对它负责。
你说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玫瑰，为什么要在这一朵玫瑰上投入全部感情，为什么不能住到花园里去？苏格拉底说，人心中的欲念是一个筛子，筛子装不满水，无论多少东西都填满不了人心，所以人的欲望一定要限定在一个具体的事情上，这样你才会有真实的满足感，否则你不可能有满足感。
关于什么是真正的爱情，人类似乎始终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认为所有的爱都是基于某一个具体的个体，就像小王子说的，我们要在具体的个人身上投入我们的情感，投入我们的时间，通过仪式来驯化他，也让他来驯化我们。
当然还有一种爱是抽象意义上的爱，觉得我爱的只是一个抽象的对象，是随机的个体，如果在同时同地我碰到了另外一个人，我也会爱上他，就好像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张三爱上了李四，李四也爱上了张三，但是王五也爱上了张三，赵六又爱上了王五，爱得错综复杂。后来有张三和李四私奔，在森林里面碰到一个小精灵。小精灵乱点鸳鸯谱，趁他们睡着偷偷滴了药水，让他们会永远爱上看到的第一个人。结果整个局面更乱了。李四和王五都爱上了赵六，张三被所有人抛弃。小精灵还把一个人变成了驴头，仙后居然还爱上了这个驴头人身的人。
《仲夏夜之梦》提醒我们，我们的爱有时候经常飘忽不定，我们爱的似乎是抽象的对象。你在一个特殊的时间点爱上了他，但是你爱的其实不过是他的某种气质，而这种气质投射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你也会轻而易举地爱上他。
于是问题就出现了，到底是《小王子》这种具象的爱，还是《仲夏夜之梦》那种抽象的爱，更真实、更能让人获得最大的满足和喜乐？
我的想法是折中的爱。我们把爱投放在具体的个体身上，但会在他身上发现抽象意义的美好。正是这种抽象意义的美好，让你愿意和具体的个体产生驯化关系。
当你驯化了一个具体的个体，你就要为你所驯化的对象负责。你越为抽象感到动容和美好，你就越希望在你所爱的具体个体中升华这种抽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爱中能够体悟到抽象，我们在抽象的美中能够更好地爱具体的个体。
如果你的爱是一种泛化的爱，有爱天下之人的大爱，但是你唯独没有对你身边的人的爱，那是一种虚伪的爱，一种自恋的爱，一种伪善的爱。
小王子在玫瑰花中感到了他的责任，他的幸福，他的驯化。虽然所有的爱都是有痛苦的，但是同时他在对玫瑰花的爱中，升华了他的爱，他看到了爱的共相，看到了一种抽象的美好。玫瑰花一定会有刺，幸福和痛苦是不矛盾的，快乐和痛苦并不一定是反义词，没有痛苦作为参照，你就不会知道快乐有多么弥足珍贵，很多时候都是痛并快乐着。
玫瑰花终究有一天会枯萎，朱颜老去、花瓣枯萎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换一种花呢？我想不是的，因为狐狸告诉了小王子，真正的爱，当你驯化了他，你要对他负责。所以，小王子告诉孤独的飞行员：“无论是房子、星星还是沙漠，它们都是因为某种看不见的东西而美丽！”
玫瑰花是具体的、能看见的，但是美丽是抽象的、看不见的。我们终其一生都是为了在具体的个体上，觉察到看不见的美好和责任，所以一定要把我们的责任、我们的幸福放在具体的人身上。
星星对不同的人来说有不同的意义。对旅行的人来说，星星是指路的向导，对有些人来说是细微的亮光，对学者来说是研究课题，对生意人来说是财富，但对所有这些人来说，星星是沉默的，只有你的星星和别人的不同。如果你爱上了一朵生长在某颗星球上的花，当你抬头望着夜空，会感到很甜蜜，仿佛所有的星星都开满了鲜花。
在芸芸众生之中，我们被选择在一个具体的个体身上投放我们的时间，通过各种仪式，我驯化了他，他也驯化了我，我们开始经营。在经营的过程中会被刺伤，会流泪，会痛苦。但是有一天我们爱上了风吹麦浪的声音，我们看到了他的与众不同，正是因为这种美好，我们愿意为我们所驯服的对象负责。
小王子为了找回那朵玫瑰，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也许这是爱。单纯欲望的满足会让人觉得无限的空虚，爱一定是在具体的个体身上投入你的感情，你的时间。
这个世界那么的大，那么多的城市，但是有一个城市让你觉得与众不同，不就是因为那里有爱的朋友吗？你不会觉得完全陌生的城市很特殊，因为你跟它们没有建立友谊，你跟它们没有建立关系，你没有驯服它们，它们也没有驯服你。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依然拥有小王子那颗清澈的心，去感恩与珍惜你的那朵玫瑰；如果你还在寻找，也祝福你能够找到自己的玫瑰花，但请注意真正的爱是要用时间、真心、责任，用你的牺牲去守护的。
[119]本文所引用版本：[法]圣埃克苏佩里：《小王子》，李继宏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下以角标（P+页码）代指其在《小王子》的引用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