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1

    没错,事情确实发生了,一切可能性刚刚打开,似乎一切皆有可能,接着,一切又都关闭了。膨胀,然后收紧。你终会明白的。可瓦尔也说过,为什么每种秩序非得永恒呢?正是这个问题让我来到了海边。我看到自己手里拿着的蒲公英嫩芽。它们是怎么来到我手上的,你知道吗?

    如果有膨胀和收紧,那么,还会再有膨胀。不然接下来就是死亡。这是自然法则。就算现在不是,将来也会是。

    瓦尔死了。这件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我们却浑然不知。只有需要找她倾诉的时候,米拉才会想起她。不,这么说不公平。瓦尔对她来说很重要,对她们所有人都是,只是没有她期望的以及她们期望的那般重要而已。

    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有一个年轻的黑人妇女,叫安妮塔·莫罗,她白天当用人,晚上去东北地区上夜校。她想当一名老师(审判的时候,公诉人还嘲笑她,说安妮塔几乎就是文盲)。一天晚上,安妮塔在上完课去车站的路上,一个男人袭击了她。他来到她身后,掐住她的咽喉,把她拖进一条巷子。他把她放倒,掀起她的裙子,但安妮塔是在黑人街区长大的,她的包里随时揣着一把刀。她猛踢他的下巴,迅速翻身起来。他又抓住了她,于是她开始用刀刺他。她不停地往他身上刺,血和恐惧在她耳中跳动,吵闹声和她的尖叫声引来了人们的注意。他们看见,他倒下了,她还在刺他,于是上前阻止。他们抓住她,叫来了警察。

    她因为谋杀罪被起诉。那个男人来自一个体面的白人家庭,他有妻子和六个儿子。刀是安妮塔的。公诉人说她是个妓女,是她引诱他到了小巷,她想抢劫他,他要走,她就拿刀刺他。法庭上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安妮塔是否受过教育。如果她去学校只是为了揽生意,那她就是妓女,妓女是可以被强奸的。这些不言自明。

    安妮塔接受了《波士顿凤凰报》的采访。据说,在采访中,从她说话的语法和句法可以看出,她还颇有文学功底。报纸上引用了她的话:“我想回到学校。他们也没办法,那里的老师们——也就是我们——很野蛮,我们不会听的。可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学习过,你知道吗?不过,我觉得我可以和孩子们聊天,因为我了解他们,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而且我能让他们明白我所明白的。正如布莱克的诗里所写:‘我的母亲呻吟,我的父亲流泪——我一头跳进这危险的世界……’你们都知道婴儿是不会跳的。布莱克是在告诉我们,生命就是这么来的——这样跳出来,哪怕跳进危险中,甚至跳进犹如我童年一般可怕的环境里,也在所不惜。那首诗后面写道:‘赤身裸体,无依无靠’——仿佛婴儿的哭声是某种音乐,就像在一条黑暗的街道上鸣笛。我知道那种感觉,所以我随身带刀。然后‘就像云中的恶魔大呼大叫’,哇哦!他把婴儿类比为魔鬼!哎,你我都知道,确实如此,是真的!”她笑了笑,然后继续讲诗歌。记者说,她当时的眼神很明亮。

    他们让鉴定人来判断安妮塔的语法、句法和拼写是否合格。遗憾的是,他们觉得她不合格,而且,他们说,她永远不够格当一名英语老师。他们以她是文盲为由,判了她谋杀罪。一群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从头到尾参与了她的审判,瓦尔也在那里。她被判刑的那一天,法院周围拉起了警戒线。只有《波士顿凤凰报》报道了那件事,可是,报纸上是这群女权主义者一边呐喊一边挥舞标语的照片。安妮塔以一级谋杀罪被判了二十年有期徒刑。有一张她被带出法庭的照片,照片上,她的表情像孩子般无辜,满是困惑和恐惧。“他要强奸我,所以我才刺他的。”他们把她押送进警车之前,她对那群女人说。

    瓦尔所在的群体很小,没多少社会资源,但她们还是引起了联邦调查局的注意,因为她们中渗入了一个联邦调查局的线人。因为有她,他们才能得到消息。安妮塔的事激怒了那群人,她们计划营救她。她们还精心安排了营救之后的事宜。她们打算让各个同情女性的社会组织轮流接待她,直到这个案子完全平息,然后把她送往古巴或墨西哥,再找人帮她伪造身份,让她可以在某个地方教书。那是一个在绝望中产生的疯狂计划。也许,她们并不指望这个计划能奏效。也许,她们已经预见到会发生什么事,并且希望它发生,以引起公众的注意。

    在安妮塔被押送至州监狱的那一天(因为她可能会对社会产生危害,所以没有等她上诉),女人们从四面八方聚过来。她们像普通女人一样穿着裙子和牛仔裤,在街上闲逛,直到安妮塔被带出来,准备被送走。她们突然聚拢成一圈,从裙子底下和外套里掏出枪来。

    可是,当局已经有所防范。砖墙的后面藏着警察,一个,两个,三个,他们拿着机关枪走出来——女人们只有手枪——对着她们扫射。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越来越多的警察拿着机关枪冲出来。有两个行人受伤,那六个女人全都死了。安妮塔被推进车里,车子开走了。事情就是这样。不过,那些警察往其中两个人身上射了太多发子弹,结果尸体爆炸了,伤到了附近的警察。后来,据说那两个女人拿了手榴弹,说也奇怪,那些手榴弹之前一直没有爆炸。其中一具爆炸的尸体就是瓦尔的。有一个警察死了,有人为他举行了葬礼,就连市长都亲自参加了。另外一个活了下来,可他的脸和大腿上都留下了伤疤。

    有很多人来参加瓦尔的葬礼。伊索说,也许有一半是联邦调查局的线人,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瓦尔有很多秘密的朋友,她可能只和他们说过一次话,但说的都是很真实的东西。我敢打赌,那个有强奸犯潜质的牧师也去了。霍沃德·珀金斯也来了,还有瓦尔的前夫尼尔·特鲁瓦克斯也来了,是克丽丝带他来的,她还介绍他给我们认识。克丽丝脸色苍白,一副茫然无助的样子。她的父亲帅气、优雅,有着恰到好处的灰白鬓角、健康的肤色和紧实的小腹(应该是经常打网球或壁球的缘故)。他和我们握手时不住地摇头。他看着克丽丝,摸了摸她的头,冲她笑着,拨乱她的发丝。克丽丝看着他,面无表情。

    “不负责任,简直不负责任!她还有女儿要照顾……她总是这么不负责任……”他看着远处的云,我们看着他。他转向克丽丝,揽住她的肩:“亲爱的,走吧,跟爸爸回家。”他笑着说,然后优雅地和我们道别。

    克丽丝用茫然的眼神看了我们一眼。米拉回过神来,伸出手去,可他们已经转过身,走远了。克丽丝被肩上那只大手压着,看起来又瘦小又无助。

    霍沃德·珀金斯眨着眼朝我们走过来:“她很了不起,真的很了不起。我觉得,她是因为更年期失去了理智。女人都这样,不是吗?她老了,对男人不再有吸引力了,她对他们的敌意被……”

    “霍沃德,滚蛋。”米拉说。大家纷纷转头看她。霍沃德愤愤地看了她一眼,消失在人群里。

    这群朋友一直等待着,直到人群渐渐散去。本也在那儿,他揽着米拉的肩。还有哈利、伊索、克拉丽莎、凯拉、塔德、格兰特和巴特。塔德看上去笨拙而又迷茫;格兰特凶巴巴的;巴特目送克丽丝和她父亲走远,转身面向米拉,耸了耸肩,摊开双手:“其实什么也没有改变。”他大声说。她握住他的手说:“是啊,是啊。或许到我们的下一代,会改变吧。”

    这群人慢慢地朝他们的车走去,一路上沉默不语。然后,本、塔德和格兰特上了哈利的车,伊索、凯拉和克拉丽莎上了米拉的车,两辆车相继驶离,送他们回去。每个人都独自回到了家。

    米拉拿出白兰地,坐在电话旁,把脸埋进掌心。电话并没有响。葬礼上,本揽住她肩膀的手唤回了一切:温暖的爱情,以及这爱情对可怕生活的慰藉。她拿起听筒,拨了本的电话号码。电话响了又响,最后,她挂了。她觉得自己有些发狂。她努力地回忆他们之间的所有争吵,回忆她搬出来解释他们分手的每个理由,那些话,那些她说给自己听的话,那些她想用来解释,想彻底说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分手的话。如今看来,这一切显得很可笑。那团炸开的血肉被塞进坟墓里,然后坟前被写上“瓦尔”这个名字——那个穿大喜吉装、高举酒杯的瓦尔,那个朗声大笑、扬起眉头的瓦尔,那个不可能被镇压、如今却被镇压了的瓦尔。米拉和本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本是那么耀眼,他结实的手臂上覆盖着细细的汗毛,头发像青草一样蓬松茂密,他那充满生气的棕色眼睛,他的笑声……她又拿起电话拨了一遍号码。还是没人接。生命太过短暂,太过残酷,令人无法放弃爱情,哪怕拥有爱情就意味着失去其他的一切。她又倒了一杯白兰地,又打了一次电话。仍然没人接。

    假如他们的爱情像她第一段婚姻那样结束怎么办?假如她在四十一二岁的时候生了孩子,没有写成论文,或者写了论文并拿到了学位,可后来还是去了非洲,一边纳凉,一边看着她的孩子蹲在院子里观察一株奇异的花朵。那也可能不会结束。他们的爱情还是那么重要,那么温暖,他们也许会永远为彼此兴奋,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他们也许会一直保有对对方肉体的欲望;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他们也许会带着不变的兴趣和渴望每天相见……

    真可笑,可笑。正因为现实不会如此发展,所以这才成为理想,然后又从理想演变为一种永远无法达到的标准。

    她感到无比孤独,于是站起来,穿上外套,拿上酒瓶,开车去了伊索家。凯拉和克拉丽莎已经在那儿了。她们都一言不发地坐着。她把酒瓶递过去。她们斟上酒,举起酒杯:“敬瓦尔。”她们说着,啜了口酒。

    “没什么可说的,无话可说。”有人说了一句。

    沉默如同寿衣一般包裹住她的身体,就像消过毒的白色绷带,缠了一圈又一圈,直到她变得干净、雪白、清洁、纯净,直到她的血流干了,炸开的血肉被盖住,直到尸臭味退去,直到她干净、得体,能被公众接受。一架干尸躺在桌子上参加葬礼,它的出现就是一种承诺,一种保证,保证她不再产生威胁,不再怒发冲冠地站起来,手里拿着刀,大叫着:“不!不!在你接受现实之前,杀啊!”

    “是啊,可是她接受了。她接受了自己的灭亡,正如她曾经是斯特拉·达拉斯那样的女人。”

    “可是,不那么做又能怎么办,是吧?不管斗争还是屈服,不管爬上峭壁还是钻入岩洞,那都是你的命,是你创造了你的命运,所以就得负责到底,是吧?”

    “可是,呸,我们不必那么做,不必给她贴标签,不必去定义她,帮着把她送进那个冷库,她这样,她那样,她——像讣告一样简洁。”

    流言吸干了她的汁液,就像鱼贩用牛皮纸来包一条被取了内脏、割了头、去了鳞的鱼。

    “但也别忘了她。你知道吗,希腊语中的‘真相’,并不是‘谎言’的反义词,而是‘遗忘’的反义词。真相是被记住的东西。”

    “没错。那我们就说,她是为真相而死,是因真相而死的。只是,有些真相,是致命的疾病。”

    “所有的真相都是致命的疾病。”

    她们又一次碰杯,然后一饮而尽。

    2

    我们剩下的人活了下来。

    凯拉厌倦了寻找论文选题。她去法学院问教授们她是否可以旁听。一个月后,她又精力充沛起来。她很愤世嫉俗,她说:“法律只在乎财富!”但同时也生气勃勃。她认为法律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工具,是能让她有所收获的东西。她申请了哈佛法学院,可同时又被斯坦福录取了,她立刻决定去斯坦福,并在那里找了一份工作,好赚钱交学费。

    上个月,我收到了她的信。她已经从法学院毕业了,正在准备司法考试。她找了一份当律师助理的“小活儿”。那对我来说可不是小活儿。我希望看到她像蝙蝠女侠一样,飞过我的窗外,手里拿着新颁布的十条法令。

    克拉丽莎整学期都在学习,主要是看文献,文学书籍看得少了。六月,她去芝加哥看望表姐,却不知不觉走到了芝加哥电视台,为某档新开播的有趣历史类节目提了一些建议,结果制片方当场聘用了她。她回剑桥拿东西时,那成熟许多的脸庞焕然一新,熠熠发光。她说,电视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社会变革力量。我说,我觉得那是除了天主教会以外最保守的事物。如往常一样,我们各自保留意见。

    那些天,她在制作一档节目,那档节目被吹捧为十年来最有趣、最新潮的节目,据说还会面向全国播放。不过,克拉丽莎并未因此而焦虑。她的每一天都过得充实、高效,她的精力聚焦在新的创意和合作伙伴身上。她证明了自己可以做到。女人可以做到。我希望,总有一天,她能像女超人一样,从我的电视屏幕里飞出来,手里拿着一串总统候选人的名单,上面全都是女人的名字。

    格蕾特和艾弗里结婚了。他们都完成了各自的学业,似乎过上了一种平静的、丰富多彩的剑桥生活。可不久之后,他们就去了加利福尼亚。格蕾特要参演一部电影。我不知道怎么演。人们是如何扮演一个虚构的角色的呢?虽然她只是演一个小角色,但她表现得很出色,再加上她很漂亮,于是,很多工作找上门来。最后,她在一部除她以外全是男性角色的大片里担任女主角。她写信说,等有了足够的钱和名气,她要改变好莱坞的偏见。她还想导演电影、写剧本,或者把以前那群朋友叫来一起写,写一些有强大女性角色的电影,把瓦尔、伊索、凯拉、克拉丽莎和她自己那样的人写进去。

    艾弗里在南加州的一所特殊学校教书。他没有钱,但格蕾特很有钱。他们每个周末都待在一起,努力维持着婚姻。他们似乎对于这种痛苦乐在其中。

    艾娃也结婚了。前不久,伊索写信告诉了我她的情况。艾娃去纽约时并没抱多大希望,可她表现得很出色。有几次,她还作为芭蕾舞团的伴舞上台表演了。她不停地跳舞、练习。可是,有一天,她跌倒了。大家都很担心,他们并没有笑。她还挺纳闷。她明白,如果她还年轻,他们也许会笑。后来,她又跌倒了,这一次,她的腿受了点儿伤。大家都跑来帮她。她为此冥思苦想了一番,感到心灰意冷。她在一家公关公司当秘书,和一个年轻的男人约会,那男人比她还年轻,非常爱她。他向她求婚,她直言不讳地告诉他她并不爱他。可是,她累极了,每周工作五天,有四天晚上要去跳舞,偶尔还要去表演,还要打扫房间,晚上回家还要做些烤面包。第三次跌倒的时候,她对那个男人说,如果他愿意娶一个不爱自己的妻子,她就嫁给他。他愿意。我无法想象。艾娃做饭、打扫?我是看不到了。我只记得她弹奏钢琴时的样子,她瘦削的肩膀微微一抬,指尖仿佛指挥着千军万马,仿佛在与音乐、与乐器进行沟通。她的脸庞随身体的动作变换着表情,时而平和温柔如同爱神,时而悲伤如悲剧之母赫尔犹巴王后,时而面色严峻如军人;或是她翩翩起舞时的样子,仿佛完全超越了肉身,与音乐融为一体,转化为音乐,成为音乐本身。

    但伊索发誓说她真的结婚了,就住在匹兹堡。那就没错了。伊索说,每当有芭蕾舞团去那里,她都会去看。艾娃写信给她:“我不断地跌倒。我老了,没有希望了。”

    伊索过得很好。期望值越低,越容易满足。她花一年时间写完了论文,几乎同时,她的论文发表了。她申请到了学术补助,同时在牛津大学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兼职,长期住在英国,并开始着手写一本书。她最近和一个在酒馆认识的女人住在一起。那个女人离过婚,带着两个孩子,以开出租车为生。伊索在信中提到她的孩子时就像在说自己的孩子一样,信末署名“伊索尔德”。可她同时也说,她并不指望这一切能够长久。我希望在她开始下一段新生活之前,她能穿过空气向我们飞来,环绕着我们轻轻盘旋,将中古英语的碎片撒落在我们头顶,如同赐福一般。

    她仍然是我们的核心人物。她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但凯拉总会及时地写信给她,克拉丽莎也会写信给她。米拉和格蕾特更是从未和大家中断联络。我们相互之间都有书信往来,但我们最在意的还是伊索。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她时,她轻快地走在街上的样子。她会弯下腰和牵狗的孩子说话,突然,那孩子的妈妈来了——她有一头柔顺的长发,穿着黑色的靴子,一脸受惊的表情。伊索会和她聊上几分钟,然后,哇!妈妈、孩子、狗,还有伊索就会一起去公园里散步、喝咖啡,然后做一顿美味的家宴。

    本去了非洲。米拉后来才知道,哈利开车送本去了机场,他参加完葬礼就直接走了,其实,他是为了参加葬礼而改签了航班。从此,米拉再没有他的音讯。不过,米拉听说过一些关于他的小道消息。他在非洲待了一年半,然后就被迫离开了。回国之后,他在一所大型州立学校工作。他是联邦政府和一些基金会的顾问,大家把他当成利阿努问题的专家。三十八岁的他,已经非常成功了。他结了婚,有了两个孩子,他老婆是他在利阿努时的秘书。她在家里相夫教子,料理家务,因为他非常忙,非常成功。他们住在一所大房子里,周围的环境很不错,他们是大家眼里的模范夫妻。他们受邀参加各种聚会,他无论走到哪里都很受欢迎,女人们都喜欢他。他老婆有一点儿黏人。是啊。

    所以,你看,这个故事没有结局。它还会继续,谁又知道十年、二十年后他们的生活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我听说,塔德去修禅了,但也可能是谣言。格兰特在俄勒冈还是华盛顿的某个大学里教书,他在那里可是一个活跃分子。还有克丽丝。每次想到她,我就感到心痛。我不知道克丽丝后来怎么样了。

    我想,就这么多了。还有米拉,她写完了论文,等它通过后,就带着离婚时拿到的补偿金去了欧洲,一个人游历了八个月,独自品味那种感受。回来之后,她想找份工作,可是经济形势不好,谁愿意聘用一个年过四十的女人呢?哪怕她有哈佛的学位。最终,她去了缅因附近的一所社区大学教书。她每天都会去海边散步,每晚都会喝白兰地。她总想,自己是不是会发疯。

    一天,凌晨两点,克拉克打电话给我,当时我正像往常一样,一边喝白兰地,一边抽烟。他说:“嘿!我闲得无聊,想找个人聊聊,我想——都凌晨两点了,谁这会儿还没睡呢?于是我就给你打电话了。”我骂他。他笑了。他讲了一小时关于数学课上那个女孩的事;他说他对事业的规划很模糊;他还说,他希望娶一个有钱的女人,以后他只管做饭和替她看家。我说我的生活中缺少男人,我对事业的规划也很模糊。我们笑得很开心。只是我的问题比克拉克更严峻。因为除了其他问题,我四十四岁了,这和二十一岁可有着天壤之别。

    我想,我还是可以做些什么的。但我总是做噩梦。对我来说,梦境比现实更加真切。我所生活的现实世界是一个小地方,只有一家快餐馆,唯一的图书馆本身也是座历史古迹,因为它从前是一座十八世纪的民居。小镇上只有一家超市,只有一座小教堂,没几个人去。

    昨天晚上,我梦见自己一个人住在一间公寓里,它和我在剑桥的公寓很像。我躺在床上,一个男人出现在房间里。我有点儿害怕,可我还是好奇地看着他。他是个白人,比我还高,嘴唇上有一道疤痕。但我最在意的还是他的眼睛,那是一对表情空洞的眼睛。他的出现并没有吓到我,可他眼里的无知吓到我了。他手里拿着东西——一只烟斗和一把小刀,又可怕,又可憎。令他显得可怕的是他的无知,而不是他手里的工具。可是,我坐了起来,装作一副不害怕的样子,说:“你不觉得冷吗?不介意我开暖气吧?”他点点头,于是我离开了房间。我一走出门就开始往楼下跑,然后又下了一段台阶,来到前门。这时,我就得想该怎么办了。我听到了他下楼的声音。于是我决定逃出去。

    突然间,我有那么一点点清醒了,于是我决定改变一下梦境。做梦的时候,我经常会出现这种状态。之后,当我真的醒来后,我才发现,自己当时根本就没醒,我只是梦见自己醒了。总之,梦就是那样的梦。在梦里,我意识到,在深夜的这个时候,剑桥的公寓黑暗又安静。于是在梦中,我决定在家旁边放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便利店。我跑进便利店里,让他们把我藏起来,然后报警。他们照做了,很好。我在其他梦里也做过同样的事,可他们因为害怕而拒绝了。

    还有一些场景我想不起来了。然后,我就来到了镇上,我坐着警车来到了警察局。在我的指引下,他们找到了我家,走了进去。可是,这时,应该有五个人在我家里,他们都很野蛮、无知,还跷着二郎腿,围成一圈坐在我家客厅里。我知道,令我害怕的不是他们的块头,而是他们空洞无物的眼神。我看到房间里是空的,什么也没有。警察带走了他们,我一边走一边想,应该是吧。然后,当我返回客厅时,他们还在那儿。我又跑出去叫警察回来,可是台阶被撤走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抓着弯曲的栏杆往下滑。

    之后,我又回去了。那些男人走了,其他的东西也不见了。房间里空荡荡的,冷冷清清。警察过来看我,让我把前门关好。我去锁门,却发现里面的门把手不见了。我大声喊:“他拿走了把手!”我不知道谁站在门外,我也不管谁在外面,只管直面自己的困境。如果我关门,门就会锁上,我就别想从里面打开它。也许会有人从外面打开,但我可不相信睡美人的童话。即便我相信,我也不够格做睡美人。有哪个王子会披荆斩棘来救我呢?再说,他们大多是来自无历史记载的公国的假王子。我恐惧地站在那儿。如果关上门,我会被困在里面,如果打开门,我就又要面对那些无知而空洞的眼神。然后,我就醒了。

    八月快过去了。还有两周就开学了,可我还什么都没做,我还没看乔姆斯基的书,也没看童话集,更没发现什么新的值得阅读的文集。不过没关系。

    我是一名优秀的学者,在别的领域,我都可以找到不错的工作,可是在这个领域,却显得很无望。不过我还是会努力去做,就算是为了自己。毕竟,我还有什么可做的呢?就像诺姆曾问我的那样。

    我想,我一直都在期待能有什么东西让这里的生活变得更轻松。就像那些蜗牛,你知道吗?除了存在,它们什么也不用做。这不是我所期待的世界。

    我还是做了一件事情:我让我亲爱的灵魂得以安息。“不!”其中一个抗议道。好吧,也许,我还是让你活着吧,我亲爱的灵魂。她安定下来,可是她一直凝视着我。我能感觉到她的眼神。

    结束了。是时候有一个新的开始了,如果我还有力气,还有心情的话。

    海滩也一天比一天空了。我在沙滩上走很远也不会有人回头盯着这个疯女人看。其实,人们最近不怎么注意我了。他们似乎习惯了我的存在。有时候,甚至有人对我点点头说“早上好”,好像我是他们其中一员似的。

    沙子开始褪成琥珀色。天色苍白,日渐变浅,靠近北方的部分开始发白,渐渐变得洁白无瑕。

    生命很短暂。

    天空一天比一天冰冷,它很大、很空、很无知。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是死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机器人,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有活力,头发像电线,手里拿着刀。偶尔,思想一打滑,我就以为自己回到了梦里,并关上了那扇没有把手的门。我想象第二天我会一边敲门一边大喊着放我出去,可是,没有人听得见,没有人来救我。其他时候,我觉得自己要疯了,只会说实话,就像莉莉,就像瓦尔。有一天,当我在沙滩上散步时,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挡住我的去路,笑着对我说:“真是美好的一天,对吧?”那是一个头发花白、面目可憎的人。我看着他,厉声说:“你当然得这么说,因为你只剩这一天了!”

    他若有所思,然后点点头,往前走去。

    也许我需要一个守门人。我不想让他们把我关起来,电击我,以让我忘记。在希腊语中,“遗忘”的反义词是“真相”。

    我打开了头脑中的每一道门。

    我打开了身体里的每一个孔。

    可只有浪花涌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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